雙碳目標下，綠色金融的熱度持續攀升，尤其在多項利好政策推動下，今年以來我國綠色債券發行規模已超過2500億元，明顯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在零碳金融里，有相當部分需要資本市場的債券。”4月16日，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朱民在2022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表示，考慮到綠色金融投融資具有期限長、風險高等特點，只靠綠色信貸支持具有天然短板。他認為，在綠色金融向零碳金融發展過程中，需要一個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經濟結構、經濟形態的金融新模式，并呼吁構建與碳中和一致的結構性貨幣政策。
關于綠色金融模式的發展和完善，業內人士對市場化定價、加強信息披露機制、增加權益類投融資、統籌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等呼吁熱烈。央行研究局局長王信在會上表示，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關乎中國金融體系安全，在已經開展的微觀層面壓力測試基礎上，央行正在研究針對整個宏觀系統的壓力測試。
綠色金融結構有待優化
“碳中和是一個范式變革。”朱民認為，相比工業革命以來人類以GDP測度的生產和消費，碳中和目標下，已經不只是物質生產問題，而是涉及人類消費方式、效用偏好、價值取向的變化，這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未來要實現GDP四倍（預測）增長且提高能源的GDP效率、碳排放下降都要依靠科技進步，因此金融對科技創新的支持尤為重要。關于金融在碳中和轉型中的關鍵作用，朱民提到了四點：第一，提供規模巨大、期限長、風險高的零碳金融融資，其中僅能源融資或將達到185萬億元；第二，存量金融資產（325萬億元）中高碳的估值下降，低碳的估值上升；第三，化解轉型的金融風險；第四，構建零碳金融的宏觀管理體系，其中包括金融體系轉化成零碳金融體系、金融機構轉化成零碳金融機構。
目前來看，我國綠色金融發展已經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初步形成了綠色貸款、綠色債券、綠色保險、綠色基金、綠色信托、碳金融產品等多層次綠色金融產品和市場體系。根據央行此前公布的數據，截至2021年末，我國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15.9萬億元，同比增長33%，存量規模居全球第一；2021年境內綠色債券發行量超過6000億元，同比增長180%，余額達1.1萬億元。
但要從現在狹義的環保走向根本的零碳來支持整個經濟碳中和，需要一個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經濟結構、經濟生態的金融新模式。
“從總體上來看，到2020年末，綠色金融占整體總融資的比重只有4.6%，還是很小，其中綠色債券占存量銀行債券的0.73%，這個比重也是很低的。”朱民指出，當前我國以銀行為主體發放的綠色信貸占綠色金融的比重高達90%，遠超人民幣貸款占社會融資總存量60.2%的比重。他認為，在零碳金融中有相當部分需要資本市場的債券，而且考慮到風險偏好不匹配、不方便，以及期限長、風險高、投資不穩定等特點，加上缺乏完善的綠色機制，靠銀行信貸支持綠色融資具有天然短板。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金融學講席教授張曉燕也在一場討論中提到，我國目前的投融資機制還處于起步和加速階段，市場上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投資主要以信貸、基金、債券為主，相比之下很多其他國家更注重權益類產品，我國綠色金融還處在早期發力階段，前進的空間非常大。
張曉燕建議，未來對投資端在加強投資者教育的同時，也要更加注重機構投資者的力量；對于融資端，要明確相關領域的投資回報，鼓勵進行環境績效的改善；交易平臺和監管方面，可以構建完善的綠色市場服務體系和投融資的相關政策。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金融系主任、教授何平認為，綠色金融應該是實現雙碳目標的“市場化手段”，但目前只能算“準金融產品”。未來，綠色價格唯一的定價就是它可能帶來企業利潤上的差別或者違約率上的差別，這需要建立統一的碳市場，讓所有采用綠色排放技術的企業，因為減排獲得的收益要直接反映在融資成本和金融服務、產品上。王信認為，這一過程可以通過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征收碳稅或碳費，進行金融支持相關領域的評價、財政政策的支持和引領等。
如何應對存量風險？
巨大的增量投資將在能源和科創兩方面支持碳中和轉型，“十四五規劃”已經制定了綠色的刺激政策和規劃重點，累計有44.6萬億元投資，包括基礎設施投資、可再生能源、集中式和分布式的能源和電力系統等多個維度。但在當下，存量綠色金融的挑戰同樣不可忽視。王信表示：“我們現在普遍認為生物多樣性喪失和氣候變化可能會導致系統性的金融風險，是重要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來源。”
“因為在轉型過程中會重新定義資產價格，資產價格一變，國家、產業、公司、金融機構、居民的資產負債表都會發生變化。”朱民指出。比如，在氣候變化進而導致碳價上升和能源價格下降的沖擊下，煤電公司對銀行貸款的違約率也會上升，而國內銀行尤其四大行對高能源、高排碳產業的貸款比重超過半數，這種價格重塑對規模超過1000萬億元的中國金融總資產（現金、保險、債券、股票等）來說不容小覷。
朱民認為，處理這些問題需要從構建宏觀框架開始。一方面，需要構建與碳中和一致的中國模式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央行應該在傳統宏觀政策中加緊推進碳中和的結構性工具、政策，來支持碳中和轉型并糾正市場的不匹配。他以疫情危機中的普惠金融再貸款機制舉例稱：“我們需要把它理論化、系統化，并且把傳導機制等模型全部做好，這就是開創了世界先例。”事實上，央行已經在去年推出了碳減排支持工具、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項再貸款，同時加強金融支持生態環境和低碳轉型的國際合作。
另一方面，朱民建議，要對風險管理系統做出改變，即在巴塞爾協議三大支柱（最低資本要求、外部監管和市場約束）基礎上，第一支柱考慮調高高碳和低碳不同風險資產的權重，第二支柱鼓勵開展氣候變化和碳中和的相關壓力測試，第三支柱則強化氣候相關的信息披露。
據王信透露，央行已經開展了針對金融機構即微觀層面的氣候變化壓力測試，目前正在研究針對整個宏觀系統的壓力測試，通過宏觀經濟的變化可能影響到產業，從而影響到金融機構的金融風險表現。他表示，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同時，未來在壓力測試過程中也要把生物多樣性變化的問題考慮進來。
關于信披機制的完善，中證金融研究院副院長談從炎認為，這需要三個條件：一是大量投資和大量企業參與形成覆蓋面，二是強制性，三是完整的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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