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當疫情來襲，居民們“靜止”了，但生活卻不能停滯。此時，一個特殊群體成為社區的“人工心臟”，他們不知疲倦，持續穩定地“泵”入物資和養分。
位于朝陽區潘家園街道的松榆里社區，在北京本輪疫情中最早被劃定為高風險地區，其間封控區與管控區交織，各項防疫工作千頭萬緒。社區服務站的19名工作人員，成為推動社區運轉的重要節點。
▲4月29日，松榆里社區松五小區，社工們和醫護人員準備上門為隔離家庭做核酸檢測。 新京報記者 劉瑞明 攝
轉運密接人員、組織居民核酸檢測、為隔離家庭上門服務、給行動不便的居民運送物資……他們日夜不停地在社區穿梭忙碌，直到身體接二連三地亮起“紅燈”。社工們的辛勞也被居民看在眼里，他們紛紛加入志愿者隊伍，共同協助抗疫。
5月8日下午，松榆里社區由高風險地區降為中風險地區，所有人長達半個月的努力，終于取得了階段性成果。社區服務站站長張建軍說，現在她最大的心愿是早日解封，回到家人身邊，“好好睡個懶覺。”
一夜沒合眼的轉運
松榆里社區的居委會辦公室設在26號樓內，與23號樓僅一樓之隔。4月23日，當后者報告出現確診病例后，居委會商議決定，19名工作人員分為兩組，一部分駐守“核心區”，為后續極有可能被劃定為封控區的樓棟服務；另一部分則撤至“外圍”，負責其他樓棟的管理工作。
4月24日下午，北京市政府新聞辦組織召開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將松榆里社區定為高風險地區，其中的23號樓被劃定為封控區，24-27號樓被劃定為管控區。居委會的提前預判起效，一場“雙線并行”的“戰疫”開始了。
張建軍是松榆里社區服務站的站長，今年52歲，從事基層社區工作已有20多年。本輪疫情開始后，她帶領七八名社工負責“外圍”防疫管理，為周邊28棟樓內的數千名居民提供服務——轉運密切接觸人員，組織大規模核酸檢測，為居家隔離人員提供日常服務，保障老年人的生活物資、用藥等需求。
▲松榆里社區服務站站長張建軍在小區大門外給居民遞送外賣。 受訪者供圖
事實上，一場高效的運轉早已提前打響。
北京匯文中學垂楊柳分校出現多人感染后，居住在松榆里社區內的學生、家長、親屬等很快被判定為密接人員。從4月22日晚開始，張建軍和服務站副站長張閆，便負責配合將小區內的密接人員轉運到指定的隔離酒店。
當晚，張閆騎著電動車趕到附近的朝陽區婦幼保健院，領取登記有密接人員信息的轉運單。顧不上喘口氣，她立即按照名單，一一撥打電話告訴對方盡快收拾行李。與此同時，身在社區的其他社工，正火速把防護服、面罩、口罩、手套等物資送至密接人員的家門口。
張建軍負責在指定區域組織密接人員上轉運車。一些居民突然得知自己是密接人員后，比較緊張，情緒上也不是很愿意配合，她得耐下心來一一安撫。待4輛轉運車上的人員集合完畢時，天已經亮了。
完成這項任務后，一夜沒合眼的張建軍仍然顧不上休息。社區大規模核酸檢測即將開始，準備工作必須提前到位。
大量瑣碎而細致的工作擺在社工們的面前。社區內多個核酸檢測點位的物資調配、參檢人員的秩序維持，都離不開他們。此外，殘疾人和孕婦等特殊人群，還需要開通專門的綠色通道。
“感覺手臂的血液都不暢通了”
本輪疫情開始后，勞累缺覺、高度緊張的超負荷運轉狀態，社工們已經習以為常。張建軍還記得，4月22日到24日的兩天多時間里，自己的手機隨時都會響起。就像一個最小單位的信息樞紐，來自社區和相關單位的即時信息，在這里被一一梳理、分配。
“那兩三天，我基本沒有時間睡覺，眼睛浮腫得厲害，只能戴副眼鏡遮一下。”她向新京報記者回憶道，“有一次，在接醫院來電的時候，電話還沒來得及掛斷，我就坐在椅子上睡著了，但很快，轉運車的司機又打來電話，我唰地一下醒過來，趕緊安排轉運事宜。”
忙碌的時候，多項緊急任務也同時壓在了張閆的身上，她恨不得自己再多生出幾雙手。她向記者回憶，有一天，她正忙著轉運密接居民，核酸檢測點的電話又打了進來，“閆姐，我們這個點的物資沒了，居民們都排著隊等著呢。”
轉運不能拖。分身乏術的她，只能先拜托同事盡量做好居民的情緒安撫工作，等忙完這一攤后，又趕緊往核酸檢測點位趕。當時，她一邊騎著電動車，一邊用雙腳撐住裝有物資的塑料袋，防止袋子在地上拖行。
▲松榆里社區服務站副站長張閆正在核酸檢測點位工作。 受訪者供圖
社工王倩告訴記者，4月23日，社區進行大規模核酸檢測，當時，她守在檢測點位，負責用手機將居民的身份證信息一一錄入系統軟件內。看著似乎是一項輕省的工作，但連續11個小時干下來，她雙臂止不住的發麻顫抖，“一直保持一個姿勢，感覺手臂的血液都不暢通了，總想甩甩胳膊松活一下。”
連續數日的高強度工作，社工們自己還沒感覺，身體倒先發出了預警信號。張建軍和服務站里的幾名社工，都接二連三地鬧起了毛病。
4月27日，張建軍協助醫護人員上門做核酸，下樓時便兩腿發軟，全身冷汗直冒，實在撐不住了，她只能滑坐在地緩一緩。后來去醫院的發熱門診就診，被診斷出急性腸胃炎。“可能是那幾天每天只顧得上吃一頓，而且一般吃的時候飯已經涼透了，最后導致腹瀉。”
張閆前幾天也發過一次燒，一度還燒到了37.7℃。到醫院做了核酸檢測、拍了胸片，做完一系列檢查，確認沒有感染新冠病毒后，她又趕緊回到了工作崗位上。
不只是她倆，社區里還有幾名社工陸續出現了咳嗽等癥狀，雖然檢測后身體無礙，“只是說了太多的話”，但張建軍意識到，社工們的身體已經到了極限，迫切需要短暫地休息一下。
幸好此時，朝陽區政府的工作人員按照上級指示，到社區報到做志愿者。受益于此，服務站的社工們得以休息一日，但第二天，放不下工作的他們，又不約而同地“返崗”了。
委屈與磨合
突如其來的疫情不但打亂了日常節奏，也讓許多人陷入不安和焦慮，這也成為社工們要面對的一大挑戰。張建軍還記得，4月23日那天，社區里不少居民的健康寶都彈窗了，感到不知所措的他們，一早便涌進了服務站的辦公大廳。
“大家最關心的是，自己什么時候能去上班？健康寶的彈窗什么時候可以解除？”當時，并未接到進一步指示的張建軍，也無法給居民們一個準確的答復，“我們只能不斷地安撫他們的情緒，真的是磨破了嘴皮，才讓大家散去回家。”
有時，一些難以紓解的情緒漚出了火氣，一不留神，就被點燃成埋怨和脾氣。這是社工們最怕遇到的場景，但即使再委屈，他們也只能默默消解。
“臨時管控期間，社工是居民的主心骨，我們要是情緒不穩定，會影響到大家。所以我叮囑站里的社工們，委屈了也要回到辦公室再哭。他們哭，我也不攔著，人總得有個發泄的時候。最多的時候，有兩三個年輕社工抱著一起哭。”
▲松榆里社區的部分社工。 受訪者供圖
不可否認的是，如何做好自我心理調節，也是社工們在繁忙工作之外，必須面對的一大課題。
疫情來臨前，王倩家中遭逢變故——4月初，她的父親被確診為直腸癌三期。還未待消化這個事實、厘清下一步的治療計劃，社區疫情防控又成了迫在眉睫的考驗。父女倆的感情一直很好，如今，不能回家照顧父親，甚至沒有時間關心父親是否按時做了化療，王倩滿心都是說不出的愧疚，“我跟我老公說，我爸的命就交給他了，讓他替我照顧好我爸。”
打擊接踵而至。一周前，王倩得知，家中一只養了18年的貴賓犬離開了。它曾陪伴了她整個青春期，已經是堪比家人的存在，“要是沒有疫情的話，我可能會盡情地大哭一場，因為這對我來說，就像失去了孩子一樣。但是現在這種情形，我根本不敢放任自己悲傷。直到現在，我都不敢問家人，最后把它埋在了哪里。”
偶爾地，家人會在家庭微信群里發她兩個兒子的日常視頻，王倩瞄見，卻不敢點開，“不想看，看了就會流眼淚。”
但毫無疑問，情感的付出與收獲，是一場彼此激發的雙向奔赴。社工們的努力和付出被更多人看在眼里，主動加入的居民志愿者們，漸漸匯集成一股不容小覷的力量。
在松榆里社區松五小區，有二十多戶居民需定點居家隔離，他們的日常物資、外賣快遞的領取、垃圾的收取，都需要有專門的人員進行上門服務。
“我們實在是抽不開身，就想著能不能發動小區里的志愿者們來幫忙。”王倩說，當時她在社區居民群里發送了一個志愿者小群的二維碼，很快就有十多位居民參與進來。更讓她意外的是，“每當有快遞和外賣到了的時候，志愿者們就在群里‘搶單’。有時，他們甚至還正在和面、炒菜，看到消息后，放下手里的事就跑去忙活。”
▲松榆里社區的志愿者們正在收集統計居民們的購藥需求。 受訪者供圖
4月29日下午，記者在松五小區遇到了一名腳步匆匆的志愿者。他說，自己叫馮強，是小區一名租戶，今年32歲，來北京已有10年，平日里，在三里屯附近從事零售行業。
成為志愿者后，馮強主要負責幫助居家隔離的住戶和行動不便的老人，從小區大門口把快遞和外賣搬運送至家門口。“我們年輕人只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鄰里之間互相幫忙是應該的。”
在他看來，這也是一種愛心的傳遞和接力。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他因為出差等原因，在家隔離過幾次，當時，正是熱心的社區工作人員幫他把垃圾拎下樓。
但王倩覺得，志愿者的存在無異于雪中送炭，不但緩解了他們人手緊張的燃眉之急，也切實分擔了相當一部分繁重的體力負擔——有時候，隔離期的居民下單的物資很沉重，志愿者需要扛著它們徒步爬上6樓。“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志愿者幫著把一箱瓶裝礦泉水、兩桶5升的礦泉水搬上樓，要知道我們是老小區，樓棟里都沒有電梯。看著志愿者那么辛苦，我很心疼，也很感激他們，因為這原本都是我們的工作。”
很多居民們也默默奉上了自己的關心與慰問。連續十多天的奔忙，社工們的嗓子集體嘶啞。小區里的一位老人特意給社工們送來了熱水壺和保溫杯，并叮囑他們要多喝熱水，少喝涼水。還有一些居民們送來水果，“潤潤喉吧”“補點兒能量”。王倩說，每每這時，都覺得心里暖暖的，“感覺居民們也把我們當半個孩子來寵愛。”
社區里的“萬金油”
張建軍原本是朝陽區華威里社區的居委會主任，2021年1月，她被調至松榆里社區擔任居民服務站站長，日常負責幫助居民們解決一些日常“小事”，比如辦理低保、保險、退休手續等。
去年，松榆里小區啟動老舊小區改造。施工期間，張建軍一直在現場跟進施工進度。此前，一些居民占用公共空間開辟“自留地”，阻礙了小區新停車棚的修建進度。按照施工要求，這些區域內的花草、蔬菜都必須鏟除，“這個時候，就有居民們來罵我了，有的還罵得挺難聽的，但我也只能耐下心來，一點一點把道理掰碎，最后說服他們。”
做了二十多年的社區工作，張建軍早就懂得，這是一個“萬金油”般的崗位，瑣碎但必不可少，潤滑著社會最基層模塊的日常走向。
她還記得，自己轉任半年后，社區一位老人撥打了12345市民熱線求助，要求給家里更換一個馬桶，最后解決這一訴求的任務，落在了她的身上。
這似乎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但據張建軍了解，這是求助老人短期內遇到的“最頭疼的問題”——那是一對老人，膝下并無子女，其中一位患有抑郁癥，另一位行動不便。他們不會在網上購買馬桶，就算能成功購買，也沒有力氣搬上樓自行聯系安裝。
當時，張建軍告訴兩位老人，“要是信得過我，這事我幫您安排。”她找了一位負責裝修的師傅，上門安裝好了新的馬桶，在她的要求下，師傅還在旁邊加裝了扶手。兩位老人特別滿意，不停感謝她“想得周全”。
“有什么事，您找我，我幫您解決。”這也成了張建軍的一句口頭禪。在日常工作中，面對社區里居民們的各種需求，張建軍總會多想一步，在滿分之外附上更多貼心驚喜。經常地，走在社區里的她，會遇到這樣的打招呼：“張建軍，好久不見你了，很想你。”
新冠疫情持續兩年多，這是松榆里社區第一次面對成為高風險地區的挑戰。“這次疫情就發生在我們身邊”，張建軍覺得，最近的十多天，就跟打仗一樣，“兩年前那會兒，我們社區是24小時值班，每個班2個人，主要負責在小區大門設立卡口，核實進小區的人員是否來自疫情高發區。夜間休息時，就在辦公室里支一張折疊床。但是那個時候遠沒有現在這么辛苦。”
5月8日下午，北京召開新冠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經市疾控中心評估，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風險分級標準》，即日起，松榆里社區由高風險地區降為中風險地區，所有人長達半個月的防疫努力，終于有了階段性成果。
張建軍告訴記者，她現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社區早日解封，這樣她就能早點兒回家，陪陪家人和孩子，好好睡個懶覺了。
新京報記者 劉瑞明
編輯 李彬彬 校對 李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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