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恒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
以下觀點整理自羅志恒在CMF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會（2022年5月）（總第55期）上的發言
本文字數：278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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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觀經濟存在四大風險
當前宏觀上有四大風險。二季度和4月份是谷底，預計二季度GDP增速在3%左右，三四季度應該能夠回到5%左右，由于疫情和國際局勢超預期，全年經濟實現年初預定的目標有難度。
第一，疫情沖擊加劇了三重壓力。這次疫情沖擊和反彈跟之前的不同，在于它威脅到了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威脅到整個經濟的循環。這次上海疫情反彈不僅僅影響到上海，而且因其產業鏈的核心位置影響到了長三角。更重要的是上海疫情的防控對策和防控方式的示范效應，讓全國其他地區甚至出現了“一例封城”的現象，這對整個經濟的影響和沖擊是比較大的，這是疫情沖擊風險。
第二，當前仍未走出房地產投資和銷售下行的惡性循環，房地產不穩的話經濟難以穩住。過往大家認為發展房地產和基建就是發展舊經濟，我們要發展高科技、發展新基建，要通過消費拉動經濟，但是短期從穩住預期、穩住經濟增長的角度而言，仍然要靠基建和地產。消費是一個慢變量，它要考慮到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消費能力就是收入，現在我國的調查失業率6.1%，青年失業率18.2%，這樣的情況下又經歷了幾個月消耗過往的存款，同時面臨未來預期高度不確定性。所以，消費很難從短期內改變，長期要靠改革。短期要穩住經濟還是要靠房地產和基建。但問題在于房地產至今沒有走出惡性循環，部分房地產企業出現了風險，居民基于這種風險的考慮處于暫緩買房，或者暫時不愿意買房的狀態，這就導致房地產銷售不好，緊接著房地產現金流不好，房地產的投資又不好，進而影響到銀行對它的放貸等等，進入一個惡性循環。同時房地產銷售和房企現金流不好以后，又間接影響到土地財政的問題，影響到基建。在嚴控隱性債務背景之下，專項債發力很難抵銷過去其他資金對基建的支撐，現在房地產的風險影響到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收入，影響到實際可支配的財力，進而引發基建可能會不及大家預期的水平。
第三，俄羅斯和烏克蘭局勢引發的輸入型通貨膨脹。目前隨著保供穩價舉措，PPI有所回落，但到下半年到底會怎么樣恐怕還是需要打一個問號。中國或者全球已經進入到一個高通脹的時代。我們進入到逆全球化的狀態，經濟循環從效率模式轉到安全模式，各國都更注重安全發展，注重在產業鏈上擺脫對其他政治經濟實體的依賴。這就打破了比較優勢的分工，經濟運行的成本是要上升的。全球清潔能源轉型引發成本的抬升，再加上全球老齡化的加劇，從下半年和中長期來看，高通脹可能是要面臨的一個問題。
第四，美聯儲加息引發的資本外流以及對資本市場的承壓，也是需要高度關注的一個情況。
當前，宏觀上面臨這四大風險，當然隨著整個疫情形勢的緩解，隨著財政貨幣政策發力的狀況，下半年經濟可能逐步會有一個較好的回升。
二、關注宏觀數據之外，還要關注微觀主體
當前出現了微觀主體避險化的趨勢，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疫情影響了居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看法，居民不愿意、不敢消費，邊際消費傾向特別低。第二，企業部門，制造業PMI中的經營預期指數都在往下走，制造業中長期貸款各方面處在比較低的水平。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行為邏輯與過往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地方政府對于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在逐步消退。在過往是單一GDP考核，最近這些年越來越強調多元目標考核，不僅要經濟增長，還要環境保護，還要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現在又加了疫情防控。在多元目標的考核之下，以及中國縱向地看對上級政府負責的情況下，意味著地方政府面臨著一票否決的風險要素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住正常的晉升和位置，理性選擇就是實行一刀切的政策，就是一切行動找依據，行動更加僵化，因地制宜不夠。地方政府看似免責了，看似風險消失了，實際上導致了宏觀上更大的風險，風險從地方政府上移到了中央政府，倒逼中央政府出臺新的舉措。中央三令五申要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但統籌過程中收益是社會的，但是當地如果出現一例病例，風險就是官員個人承擔，權責不對等、收益風險不匹配。所以，如何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重塑對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怎樣建設盡職免責的制度，對于接下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好、疫情防控也好，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過程中，是尤為重要的事情。
三、財政政策應盡快發力，支出政策優于收入政策，盡快發行2萬億特別國債
一是盡快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每個人都有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只要恢復生產生活的正常秩序，供給就能恢復，需求就能得到釋放。
二是此時財政政策要優于貨幣政策盡快發力，支出政策要優于收入政策。在經濟下行的時候更多地要依賴財政政策，一方面發揮它總量的作用，另一方面發揮結構性調節的作用。在收入和支出政策這塊，支出政策比收入政策更為有效，也更為急迫一些。減稅降費要生效的前提條件是有經濟活動，是有流量、有盈利，這樣減流轉稅、減所得稅才能起到真正的效果。但是現在可以看到部分地區的疫情防控采取了一些過激的政策，導致整個經濟活動、經濟流量、企業盈利的效果都比較差，這時候采取減稅降費的實際感受沒有那么強烈。反而采取一些支出政策，比如給予一些補貼，免除房租、給予利息貼息，或者給予工人最低工資補貼和支持，效果可能會更好一些。
具體而言，我認為應該盡快發行特別國債。因為現在疫情對整個經濟的沖擊，進而對財政的沖擊，收入銳減，支出增加，這都是超預期的。這是在三月份全國人大審議預算報告時沒有考慮到的情況，非常時期、超預期時期，自然要有非常之舉。我們大概測算了一下，起碼要有2萬億的規模專項用于三大任務。一是用于基礎設施建設，以對沖總需求不足的狀況；二是發給特定的中低收入人群現金。這里我們講的是特定中低收入人群，而不是全民，事實上我國財政承受不了給全民發錢的壓力。另外給全民發錢也起不到把有限的財力花在刀刃上。給特定群體發的是現金，而不是消費券，我們發錢的主要目標不是定位刺激和拉動消費，而在于提高特困人群的抗風險能力，降低焦慮感，以穩定社會和人心的預期。三是現在地方政府壓力也非常大，尤其是一些基層地方政府，以前土地出讓收入中有一半用于土地平整和拆遷補償等，基本上剩余一半可自由支配�，F在房地產不景氣，導致房地產相關稅收和土地出讓收入這塊都在往下走，再加上現在常態化核酸檢測支出對地方政府來說也是巨大的壓力。如果地方政府連自己的日子都過不下去，談何給老百姓(603883)和市場主體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以及落實減稅降費的舉措。所以第三個用途是中央對它進行相應的轉移支付，以緩解地方政府財政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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