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五次會議表決通過關于修改反壟斷法的決定，新反壟斷法自8月1日起施行。新反壟斷法在5個方面做出調整，新法完善平臺經濟監管制度，通過調整安全港規則平衡立法與執法間的矛盾。
素有“經濟憲法”之稱的反壟斷法，自2008年8月1日實施以來已運行14年。這一期間，我國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為提高法律適用性，推動反壟斷法修改勢在必行。
新反壟斷法在5個方面做出主要修改，一是明確“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為本法的執法部門；二是進一步明確反壟斷相關制度在平臺經濟領域的具體適用規則；三是完善壟斷協議“安全港”制度；四是完善對于未達申報標準的經營者集中調查、處理程序；五是對經營者集中審查工作提出具體要求。
完善平臺經濟監管制度
此次反壟斷法修訂過程中，其在平臺經濟領域的適用，一直備受關注。
深圳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王曉曄曾撰文提及，強化平臺經濟領域反壟斷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這個領域與民生關系極為密切，特別是社交網絡、互聯網搜索和電子商務都是提供消費者服務的重要平臺，我國網民數量有10億，數字經濟在GDP占比38.6%；二是互聯網平臺所處的都是雙邊市場，基于互聯網平臺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以及大數據，頭部企業已在平臺經濟領域形成了巨大的進入壁壘，其結果是這個領域明顯存在贏者通吃的現象；三是強化平臺經濟反壟斷已成為國際趨勢。
此前，反壟斷法一審草案在總則中已明確，經營者不得濫用數據和算法、技術、資本優勢以及平臺規則等排除限制競爭；并在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一章中新增專門條款，規定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利用數據和算法、技術以及平臺規則設置障礙，對其他經營者進行不合理限制的，屬于前款規定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
新反壟斷法中，結合平臺經濟運行特點，進一步完善了相關適用規則。
比如，在經營者集中方面，增加了未達到申報標準的經營者集中的調查、處理程序，對于未達到申報標準但有證據證明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可要求經營者申報，經營者不申報的，反壟斷執法機構應依法進行調查。
這一修法方向與平臺經濟特點密切相關。比如，一些市場份額不到申報標準的初創企業，在相關市場中的并購行為，也有可能影響到公平競爭。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企業創新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數字經濟產業創新研究院院長姚建明對記者表示，本次修法將對平臺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一是使平臺企業進一步認清做事的規范和邊界；二是做到有法可依，給平臺經濟的監管帶來便利，更有利于平臺經濟的健康成長。
完善經營者集中制度
新反壟斷法中另一處調整重點就是對經營者集中制度的完善。經營者集中審查作為反壟斷執法的事前監管手段，防止通過集中扭曲市場競爭結構，產生排除、限制競爭效果，是反壟斷執法機構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重要抓手。
北京知識產權法研究會競爭法專業委員會副主任魏士廩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過去經營者集中申報的標準相對比較單一和抽象，主要以營業額判斷。對未達到申報標準的經營者集中的調查、處理程序進行完善，一方面對于執法機構來說更容易把控執法的標準，另一方面對于企業來說，更清楚哪些應該報、不報的后果是什么。
華東政法大學競爭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鐘剛向記者表示，分類分級審查涉及經營者集中的案件，既能夠達到維護相關市場競爭的目的，又能提高審查效率和質量。對于不同類型和復雜程度的經營者集中案件，通過簡易程序的優化和分級制度的設置，執法機構可實現案件快速處置，提升審查效率，而分類制度也能將有限的資源集中投入到特定領域重要案件的審查中，提升審查質量。
今年4月，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也曾提到健全經營者集中分類分級審查制度。
調整安全港規則
降低企業合規壓力
反壟斷法安全港規則，最早是在一審草案中提出，經營者能夠證明其在相關市場的市場份額低于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規定標準的，不適用反壟斷法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的規定。其中的第十六條、第十七條和第十八條，分別對應的就是反壟斷法草案規定的橫向壟斷協議、縱向壟斷協議與組織和幫助他人達成協議。
一審之后，有的地方、部門、單位和專家學者建議對引入安全港規則再作斟酌；有的建議明確，對于嚴重限制競爭的橫向壟斷協議，不適用安全港規則。
吸納各方意見和建議，新反壟斷法調整后的“安全港”僅被置于縱向壟斷協議的條款之下。
草案明確，對經營者與交易相對人達成的壟斷協議，“經營者能夠證明其在相關市場的市場份額低于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規定的標準，并符合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規定的其他條件的，不予禁止”。
事實上，安全港規則并非反壟斷法獨有概念，在稅法、證券法等其他法律中也經歷了較長時間的司法實踐。“安全港”的引入為反壟斷法的普遍適用性和規制對象復雜性間的矛盾，提供了緩沖區。
對于為何縮小“安全港”適用范圍，鐘剛向證券時報記者表示，如果橫向壟斷協議也適用安全港規則，或將很大程度上提升執法難度。
比如，橫向壟斷協議中存在的部分核心卡特爾，無論所涉主體市場份額大小都需要被處理，此時若存在安全港規則，不談是否可適用安全港規則本身存在爭議，適用時還可能需要對市場份額進行評估，無疑會增加執法工作量。
同時，對于所涉企業市場份額的計算，要先界定好相關市場，涉及到商品、地域、時間等具體范圍，這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橫向壟斷協議的執法難度。此次將安全港原則限定在縱向壟斷協議中，或將更好地達到立法與執法間的平衡。
魏士廩也指出，橫向壟斷協議的壟斷效果相對更明顯，危害也更嚴重。縱向壟斷協議在實務和理論界都存在一定爭議，更適用于用合理性原則去分析。安全港規則細化后，對于涉及到上下游關系的企業來說，有了更清晰的標準作指引，合規成本更可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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