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變局與新冠肺炎病毒交織，國際局勢風云變幻。美國著名外交家、《論中國》一書的作者亨利·基辛格發表《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一文認為，新冠病毒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對人類展開猛烈的襲擊。英國當代著名政治哲學家約翰·格雷在其發表的《新冠危機緣何是一個歷史轉折點》一文中提出，突如其來的疫情打破了人們想象中的平衡，加速了已經持續多年的去全球化進程。或許這場危機產生的影響遠非一場類似西班牙流感或歐洲黑死病的人類社會瘟疫，更深刻和更加持續的影響在于，國際社會的治理碎片化凸顯，“逆全球化”思潮的涌起，以及傳統意義之上的國家關系的破壞，同時伴隨而來的是加劇了人類社會的不平等。在這次疫情危機中，不同國家和地區采取了迥異的防疫政策、經濟刺激和社會政策，從而產生了不同的后果。一些國家苦于醫療壓力而放棄了疫情防控，一些貧窮國家因疫苗供應不足、財政資金受限而造成疫苗接種率下降。這些鮮活而影響深遠的現實讓我們有必要從歷史的經驗中找到某種可能的應答。
賈雷徳·戴蒙德的代表作《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讓我們更加清晰而顯著地理解人類社會和國家危機的巨大影響。這本書的研究視野十分開闊，但論述卻集中于美國、日本、印尼、秘魯等7個典型國家的案例，重建自然狀態與文明秩序相融的歷史敘事線索，融合了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進化生物學等跨學科演繹的方法和視角，給出了國家應對危機的策略。但正如戴蒙德所言，化解危機與未能成功化解危機的界限并不明顯，成功可能僅僅是局部的或一時的，相同的問題可能會卷土重來。這本書所揭示的許多事物并非新鮮事，而是源于數百年來人類歷史長河的循環往復。
事實上，我們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機管理方式上看到了同樣的現象。發達經濟體普遍采取的無限量化寬松和刺激政策即是重蹈覆轍，與2008年全球經濟與金融危機一樣，債務型經濟造成了無法彌合的貧富差距分化、新的嚴重不平等和巨大的債務風險，短期的“飲鴆止渴”往往引發更大的危機。
不同的國家在應對危機時擁有不同的資源、策略和價值取向。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便是利益分割與談判破裂的結果，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則表現為早期的“綏靖政策”和觀望縱容態度，直到引火燒身才最終被迫參與國際協作，這些都一再表明國際社會治理的脆弱性。盡管“二戰”后建立了包括聯合國、WTO以及世界衛生組織（WH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一系列的國際組織，但基于權力格局的發展極不平衡，最終引發的是高度不信任、沖突以及價值觀的分裂。不同的策略選擇最終帶來的結果也可能超出預期，這考驗的不僅是一國政府的危機管理能力和戰略決策能力，而且在復雜局勢中需要把握的是民意與輿論的風向標。
本書中第一個講到了芬蘭的例子。“二戰”時芬蘭由于盟國的孤立、退讓和“綏靖政策”，被迫納入蘇聯“勢力范圍”，而芬蘭面對強大蘇聯軍隊進行了頑強抵抗，逐漸打開了生存的空間，但仍在“二戰”后采取了妥協政策尋求自保。芬蘭的謹慎換來了國家的獨立自主和經濟增長。芬蘭的國家危機管理呈現出一種逐個設計和執行的政策改革方法。作為北歐五國的代表，芬蘭在全球幸福指數排名中也十分靠前。管理危機的方式和價值觀對國家前途命運的影響可見一斑。
不難發現，無論是早期的日本和德國，抑或秘魯和印尼，甚至美國，均是從軍事政治中衍生出來的政權，這與前工業化革命時期的發展模式高度相關。第一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帶著濃厚的殖民主義色彩，既有外部的侵略，也有國家內部的分裂，內外戰爭的疊加不斷沖擊國家的歷史發展進程。
當然，這本書的比較研究更多聚焦于不同國家危機的處置策略，與作者提供了12個因素密切相關，形成了較為縝密的邏輯線索。但我們也可以看到，不同國家之所以選擇不同的危機管理方式或者說不同的發展道路，與當地的歷史文化傳統、國民教育和政治精英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可以說這些因素直接導致國家在面對危機時所采取的策略。如美、德、日等國，雖然不約而同地走向了現代民主制度，但內部差異巨大，并未能形成統一的國家制度、執政方式，美國的總統共和制、德國的聯邦議會共和制和日本的議會制君主立憲制，與國家的歷史沿襲以及海洋或大陸文明的對照，都有深刻關聯。
同一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采取不同的危機處理方式，也會產生大相徑庭的結局。如日本早期的“明治維新”實現了國家的現代化和工業化，迅速成為強國，但由于軍國主義思想的崛起，政治改革不徹底，采取了戰爭的錯誤路線，最終成為“二戰”的戰敗國家。應該看到，一國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縱向比較，更能充分驗證國家危機管控的價值取向，違背國際主流的戰略選擇很可能會遭遇失敗，而適應國際潮流變化、與時代發展相適應、得人心的決策選擇則會孕育成功的發展道路。
最后，作者也談到了美國的現狀。雖然美國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強大且最富有的國家，但其面臨的危機正在大量出現，除了最為嚴峻的政治極化問題，還包括美國的選舉制度、不平等（貧富差距擴大）和政治僵化。于人類社會而言，核武器、氣候變化、自然資源枯竭以及不平等問題等都是正在考驗人類社會發展的危機。從新冠肺炎疫情也可以看到，國家危機再次擺在了每個國家和地區面前，不同的選擇正在產生分化的結果。從長遠看，當前的危機并非某個國家或地區，而是人類社會集體面對的危機，著手建立一個協調和互相合作的全球性問題解決機制，顯得更加緊迫。未來國際社會仍應以合作為前提，應對氣候變化危機、各類疫情沖擊以及衍生出的經濟金融風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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