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30日舉行的“2022青島·中國財富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蔡昉指出，我國“七普”總和生育率1.3，為世界最低之一，2021年人口增長率0.34‰，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14.2%，均早于預期和預測。標志著傳統人口紅利無可爭辯地消失，必然從供給側和需求側給經濟增長帶來始料未及的新沖擊。
他認為，人口負增長意味著資源動員的增量減小，經濟發展越來越依賴于資源重新配置，即人口紅利轉向改革紅利。未來，來自需求側的制約將是嶄新的挑戰，既需穩定和提高潛在增長率，更需關注如何以需求支撐潛在增長能力。
蔡昉提醒，新冠疫情影響勞動者就業、居民收入和家庭消費，恰與人口負增長的起點重合，短期消費受損的沖擊與長期消費制約的常態相遇，更易產生“磁滯效應”，難以回歸到原來的軌道，使復蘇后的增長速度處于一個較低常態。因此，應對疫情對宏觀經濟的沖擊，不僅要保護作為生產者的市場主體，還要保護好作為消費者的家庭。
以下為演講實錄：
蔡昉：大家上午好！我就《即將到來的人口負增長時代》給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觀察和研究。看上去沒有金融，沒有財富這兩個詞，但是我想對于我們從事投資的，從事金融財富管理行業的人應該有觀念上的轉變。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最新的人口數據，給我們揭示的一個最新出現的人口轉折點，過去我講了多年的人口轉折點，那個時候是勞動人口在2010年達到峰值，之后會出現勞動力短缺、人力資本積累不足，生產率改善速度放慢以及資本回報率下降這樣一些變化，導致我們潛在增長率和實際增長率相應減慢，這是發生在2010-2019年的事情，我們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應對，所以它是供給側的沖擊。我們現在看到的一個新的人口轉折點恐怕帶來一個新的沖擊。
最近這幾年我們不斷地被新出現的人口數據所驚訝。第一次是說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告訴我們，我們總和生育率已經低到1.3，也就是說它是世界上最低的之一。顯著的低于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它的含義是什么呢？對于研究人口問題的人他很清楚，第一這么低的生育率不是一天出現的，一定是多年，長期以來的低生育率。那么低于2.1這個總體水平，也就是積累到一定時間以后，人口慣性過去以后，這么低的生育率一定導致人口的峰值和負增長。前年我們剛知道這個信息，去年我們又知道人口自然增長率已經低到千分之0.34，在統計意義上說已經非常接近于零增長了。當然，后來還有其他的，通過民政部的數據修正可能已經是零增長。同時65歲以上人口占比超過了14%，它的含義是什么呢？就是世界衛生組織有一個定義，說老年人民超過7%就叫做老齡化社會，超過14%就叫老齡社會，就是你已經進去了，超過21%就是極度高度老齡化社會，日本現在就是，我們大概十年以后進入這個時期。
所有這些預測明顯早與聯合國2019年進行的人口預測，實際結果大概數年提前于聯合國2019年最近預測。大家從這個圖可以看到，人口達到峰值，老齡化超過14%的水平都是早與預期的。聯合國與時俱進，今年做了新的預測，這個新的預測和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非常直接相關了。
大家從這張圖可以看到，根據新的預測，大概在今年或者明年，中國人口到達峰值，進入負增長，隨后就進入負增長，同時印度的人口超過中國了，而且將來的差距就會非常顯著了，我們第一次不再有世界第一大人口大國的頭銜了。意味著什么呢？第一我們正式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這個不是周期的，不是稍縱即逝的，幾乎可以說是永遠的。同時從2023-2035年來看，大概每年以千分之1.5的速度減少，勞動人口也會加快減少，比原來設想速度還要快，設想一下20-45歲最好就業年齡段每年有四五百萬規模在決定意義上減少，同時老齡化加深，這是我們一個嶄新的情況，我們觀察到的嶄新預測都證明了是這樣一個趨勢。
我們就要看一看，前邊我說了過去十年經歷的人口沖擊是供給側的，導致經濟增長減速下行，我們把它定義為新常態，這個新常態是供給側的，可以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當時沒有需求制約的這種沖擊，但是這一次我想需求，特別是居民的消費需求，將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制約。
首先我們看說人口是一個很重要的經濟變量，過去我們看到的少，因為大部分人關注的是短期的經濟波動，周期性。如果從比較長時間的看，有些機構大概在20年前有一些機構，它預測長期經濟增長的唯一變量就是說等式右邊的變量里只有一個，其他都不用，就是人口增長速度，這是日本的一個機構，事實也證明日本的經濟增長完全隨著人口變化發生的，除了短期的波動之外。
中國人口會從幾個方面，我受有四個效應是影響消費的，是不利于消費的。首先我們在2010年應對供給側沖擊的時候，我們的需求結構也進行了相應的調整，我們不再過度依賴外需、出口，也不再過度依賴投資，資本形成，逐漸轉向了三駕馬車中的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成為最主要的拉動力，這是已經發生的。
過去我們人口和經濟增長是減速的，因此首先人口總量效應是導致消費低迷的一個因素，人就是消費者，人的增長速度慢了或者負增長了，你的消費一定會受到影響。第二是增長效應或者個叫收入效應，經濟增長速度放慢了，收入水平的提高，速度也一定會放慢，這些都直接影響到消費，這是另外兩個效應。因此，我們從人口的增長，人均GDP的增長和居民消費增長看，三者是一致的，都是下行的，未來會出現人口的負增長，GDP的增長率還會更低。這些在相當大的層面上壓抑我們的居民消費。
同時，也有一個人口年齡結構效應，在發達國家其實不一樣，發達國家很多老年人他的工資水平是根據他的年資決定的，年紀大了收入水平比較高，退下來以后保障水平也還可以，甚至還有財富的收入，因此老年人一般還會比年輕人收入水平高一些，但是他們也有不愿意消費的傾向，所以在學界還產生了一個叫做退休消費之謎，中國沒有這個，因為中國老年人收入水平就低于年輕人，總體上來看。同時他退休以后還會出現一些后顧之憂，為自己的孩子，為自己的孫子輩來著想，因此他更傾向儲蓄，較少消費，所以消費力和消費傾向都比較低。因此大家從這條藍色線可以看到，隨著年齡消費支出水平是下降的，老年人你剔除了他的醫藥支出之外，他是支出水平最低的一個人群。從一個橫截面和個體看，他的消費不足，越來越老齡化，總體會出現消費不足的傾向，這是人口年齡結構效應。
對于未來的世界，因為世界都在老齡化，越來越多國家出現人口負增長，特別是新冠肺炎期間，大家都不生孩子了，短期的不生孩子會成為新常態，因此世界老齡化趨勢，人口負增長或者人口停滯都會成為一個趨勢。對于預測，有不同的觀點，我們以前在這兒討論過，古德哈特會提出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短缺成為新趨勢的情況下，通貨膨脹會回來，我們會告別通貨緊縮時代。很難說，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通脹是有原因的，第一中國沒有出現，在出現很高通脹的美國、歐洲，日本也沒有，它的根本原因還是供應鏈的問題，還是原油價格等等這些問題導致的，因此還有一批學者，比如說薩默斯很重視通脹，他對美國的政策會提出批評。比如克魯格曼，但是歸根結底他們還是會認為通脹是過渡性的，短期現象，長期趨勢，老齡化還是讓世界經濟再較長期停滯狀態中，長期的低利率、低通脹、低增長可能導致高負債，這個因素還是全世界的趨勢，中國從未富先老的特征來看，我們預計未來消費是經濟增長的主要的、常態的、持續的制約，這是我們必須轉變的觀念。
相應的就是說我們可以觀察經濟形勢，也可以觀察比較長期的經濟增長趨勢，我們可以從長期、短期、供給、需求兩側，宏觀、微觀兩個層面，這是三個維度來看多種組合。實際上我們現在看，我今天講人口沖擊，可能是長期的需求側的宏觀沖擊，同時我們還要應對眼前的沖擊，現在新冠疫情還在影響經濟增長復蘇，這個沖擊是短期的，也主要是需求側。今天上午很多人講到了消費的問題，這個可以從微觀來看，因此相應的就是說我們的政策取向應該是不斷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成為我們保持未來經濟增長的合理區間的一個主要矛盾方面。過去十年，我們說如何提高和穩定我們的潛在增長率，今后十年、二十年最主要的任務是如何讓需求側因素來滿足你的潛在增長率，能夠實現你的潛在增長率，同時，應對短期沖擊也非常重要。
我們來把長期和短期的舉措放在一起觀察一下，它實際和我們人口負增長時代是一個銜接點。
在人口負增長時代，我們國家的政策，我們企業的決策，個人的選擇，其實都會發生一些關注點的轉變。我們都知道人口其實在資源的動員，資源的配置中是一個很重要的催化劑的作用，人口的波動歸根結底反映在不同形態上來，因此人口負增長意味著資源動員的增量減少。經濟發展越來越依賴于資源的重新配置，我們講財富管理的時候，講金融的時候，過去可能是為了做大蛋糕，其實未來是為了更好地分配蛋糕，不是講收入分配意義上，過去是為了動員，現在是為了配置以及重新配置。經濟增長的常態制約，從供給側到需求側的轉變，也是一個嶄新的挑戰，這個挑戰應該轉變，幫助我們在很多重大決策中作出新的轉變。
為什么我們也關注短期，因為短期會影響長期，短期不是沖擊性的、一次性的，不留痕跡的，不留疤痕的，而且很可能會留下這個傷痕，它會影響你長期的常態。我們很多人在研究周期問題的時候，危機沖擊問題的時候，發現了一個效應叫做磁滯效應，這是從物理學里面借鑒來的。它就是講一次沖擊會造成傷痕，這些傷痕的結果是導致你沖擊過去，你回不到沖擊之前的常態上，不再回到那個軌道上，你在新的軌道上，這個新的軌道通常是一個較低的新常態。很多歷史上的重大轉折，長期趨勢是這么變的，但是因為一次偶然的沖擊就會讓你的變化提前到來，而且就是過早進入新常態，讓你沒有時間應對。
當前我們新冠疫情干擾了我們的就業，居民的收入和消費，而這個消費的不足也恰好遇到了我們消費成為經濟增長新常態制約的關鍵點，兩者一交匯就會留下疤痕，這個疤痕就導致磁滯效應。我們今天講應對政策的時候，我們講33條的時候，比較多的還是著眼于市場主體，市場主體不僅僅是生產者這個市場主體，還有消費者這個市場主體，還有家庭，因為后者是決定需求能不能回升，從而你的經濟復蘇和長期增長能不能可持續的關鍵因素。
同時，我們應對當前的家庭消費不足，收入不足，應對長期的需求制約，歸根結底，要政府發揮更大的作用，也要調整政府作用的結構和方向，所以這些東西都要求政府有新的支出，有更大規模的支出。
我在一段時間內，我就看政府是不是應該增大支出，占GDP的比重，是不是應該增大社會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我發現一個規律，從各個國家確實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是提高的，后來人們告訴我其實你這是老生常談。早在多年以前，一個德國的經濟學家瓦格納就得出這個結論，叫做瓦格納定律，說瓦格納定律是一般規律，我們應該遵從這個一般規律。我想了想什么是我發明，從這個圖可以看到，政府支出占比提高最快的，達到它應有的水平期間正好是12000美元到24000美元區間，這個區間是什么呢？就是中國從現在，我們去年超過了12000美元，到2035年的目標，所謂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正是這段時間，13年的時間，因此我把它叫做瓦格納加速期，就意味著在這個期間我們應該顯著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同時調整政府支出的結構，從直接的經濟活動中減少一些，更多放在社會保護，社會供給，社會福利方面，從一定意義上說叫做福利國家的建設期，特別是從短期來看，給居民直接發錢，發消費券不太合理，其實沒有什么不太合理，它本來就是政府履行這個時期特定職能的其中應有之意，也是你不能夠讓它的消費回歸正常，就難以實現真正的復蘇。
最后，我們說對于我們的金融發展有什么含義，我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但是我歸納一下我前邊分析的，有這么幾個嶄新的變化，就是說今后我們的金融發展也好，發展模式也好，運行機制也好，產品的創新也好，都應該考慮這些新的因素。第一，供給側的制約到需求側制約的變化，哪怕最簡單說設計一個產品還是要考慮這一點的。我們知道我們金融的創新已經達到了無所不能的水平，2008年的次貸危機之前發生的事都告訴我們，正面的負面的都可以做到。隨著我們的信息技術、數字經濟的發展，我們的能力進一步顯著提高，因此你知道這個方向是往東還是往西，其實你都能夠有應對的辦法，但是你判斷了方向，可能你使的勁越大，你失誤可能性越大。
第二個財政的作用相對于貨幣政策將來會更加重要，財政的支出方向也會發生變化，也就是說更貼向于民生，更貼向于社會福利。這些也會影響我們的金融和財富管理。
第三個是市場主體本位，生產者經營者的生產主體到家庭本位的變化，家庭是我們人口再生產的基礎單位，是消費的基礎單位，是影響需求因素的，因此這個變化可能也會對我們有所啟示。
最后一點就是說我們可能從過去的較大的收入差距，我們很多財富管理者把眼睛盯在中等收入群體上，未來中等收入群體相對中國14億人口來說還是較小的群體，如果擴大一點，看到未來這十幾年時間里，是我們實現基本現代化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時期，我們的老年人，我們剛剛脫貧的農村人口，我們的農民工等等這一切的特殊群體，他們都面臨著一個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群體的過程，這個轉變的過程也應該成為我們金融和財富管理的對象和盈利來源。
我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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