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學、不工作，終日獨自宅在家里看書、上網、睡覺。這樣的日子，蘇文已經過了六年。
“啃老”就是他唯一的經濟來源。
所有人都覺得蘇文是個怪人，包括他自己，“我會擔憂父母老去，但是如果我出去工作，不也會擔憂被裁嗎？”
最近幾年，這類年輕人的數量暴漲。他們被稱為尼特族（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 NEET），一定程度上也指“家里蹲”、“啃老族”，連續一段時間內不上學，不工作，沒有收入來源的人。
據國際勞工組織發布的《2020年世界青年就業趨勢：科技與未來工作》報告顯示，在全球13億青年人群體之中，約有2.67億屬于“尼特族”。
近日，#工作四年收入被父母退休金倒掛#在各大社交平臺刷屏。“啃老”、“家里蹲”的話題又被提起，引起熱議。
事實上，早在2006年，豆瓣小組就有了“家里蹲自救同盟”，目前已有5萬多人在組內抱團取暖。據騰訊新聞-谷雨數據，“家里蹲自救同盟”小組建立的16年來，這三年的討論熱度超過總帖數的七成。
畢業后在家“啃老”是怎樣的感受？他們因何困在家中，故步自封？又對未來有何規劃？時代財經采訪了幾位正在“啃老”、或有“啃老”經歷的95后。
蘇文認為自己找不到真正有意義的工作，與其浪費時間，不如在家讀書“充實內心”；放棄“深漂”回家啃老的陳冉，覺得在家的生活重復且無聊，打算再次出去打拼；而曾因考研考公啃老一年的高芮，認為啃老備考讓她喘不過氣，即使現在想繼續嘗試考研，也不敢再脫產。
以下是他們的經歷。
大一退學后，“家里蹲”六年，他想走“第四條路”
去年年底，短暫地工作后，25歲的蘇文還是退回了家中。
這是蘇文的第二份工作——電話銷售，一天下來要打二三百個電話，不斷重復著“您家有小孩嗎，少兒編程要不要了解一下？”而這樣的電話，其他同事能打六七百個。蘇文說，他不擅社交，情商不高，和陌生人在電話里套近乎，做不到。
一周后，公司以“不上進”為由把蘇文辭退，而這正合他意，“他們想要的是‘人肉電池’，而我沒有‘電’，也沒法給他們發電。”
蘇文暫時不打算再找工作了，終日獨自宅在家里看書、上網、睡覺。這樣的日子，他已經過了將近七年。
他說，自己是個典型的“尼特族”，看書是最大的愛好。他的豆瓣主頁上，有105本在讀、5470本想讀。
所有人都覺得蘇文是個怪人，包括他自己。蘇文說，自己是“一塊頑石”，不愿隨波逐流，所以在大一時便選擇了退學。在他人看來，他孤僻又幼稚，而對于自己的不被理解，蘇文只覺得“他們都是庸人”。
父母對蘇文的現狀不滿又無措，但蘇文不以為然，“他們不滿意他們的生活，所以把這個希望強加給我。”蘇文的母親原本在公立醫院工作，幾年前退休后，又再去找了工作。
當被問到是否覺得母親退休還要工作是為了負擔他時，蘇文認為，“她不是為了負擔我，我又花不了多少錢，她也是為了她自己。”而提到有收入可以給母親減輕壓力時，蘇文感到無奈，“我知道，但是我不掙錢，也沒有人要我”。
“找不到工作”又成了問題的起點。在蘇文看來，沒有真正有意義的工作，是這個社會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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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影《不求上進的玉子》中的對話，在蘇文家里也時常發生
2020年10月，蘇文曾在豆瓣“家里蹲自救同盟”小組內發表了一篇一萬四千字的長篇自述，講述自己“家里蹲”多年的心路歷程。
在文中，他提到，“在別人眼中，這世上也就三條路：高考大學、出國留學、直接進入社會工作掙錢。可我卻渴望第四條路。”
簡而言之，他希望通過自學，找到人生的意義、生命的“真理”，終而作出某種不朽的成績。他喜歡尼采和叔本華，認為他們和身邊平庸的師長不同，能給他更有高度的指引。
蘇文曾在日記中提到陳直，一個因自學海德格爾哲學而讓大眾驚嘆的農民工。在他看來，陳直的理想是通過海德格爾哲學的自學研究而獲得大眾的認可，而這正是他口中的“第四條路”。
蘇文認為，有很多人沒有上大學，但是在某些方面頗有天賦，可以靠自學做出一番成績，“我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
自學的成果是什么？蘇文說，目前最有價值的產出，就是自己的那篇萬字自述。“你不覺得很特別嗎？”蘇文認為，他能把自己的問題剖析得如此清晰，和只知道看電視、打游戲的“家里蹲”有一定的不同。
的確有許多網友贊嘆蘇文流暢的文筆，鼓勵他繼續從事文字工作。但蘇文說，自己不喜歡“迎合受眾”，自己的所在的城市也沒有適合的文字工作，多數只是寫一些機械的宣傳。
很多人“脫蹲”或許是想明白了，父母總會老去，自己不能一輩子在父母的庇蔭下生活。很難說蘇文對未來沒有這樣的擔憂，但他有一套的邏輯能夠自我轉圜。
“我會擔憂父母老去，但是如果我出去工作，不也會擔憂被裁嗎？”在蘇文眼中，社會有一個時鐘，規定著人什么時候應該做什么事，“而我早已脫軌，不看這個時鐘了”。
蘇文還是想繼續走“第四條路”，也或許還是會出去工作的，“我可能缺一個契機”。
對于自己的第四條路，蘇文說，“我不推薦一般人來走，而且我也沒有走好。”
放棄“深漂”，回家啃老一年后，她渴望掙脫安逸
與蘇文不同，24歲的陳冉在汕頭的家中“啃老”一年后，還是打算再去廣州闖闖。
回家之前，陳冉是個“深漂”，在深圳嘗試過兩份工作。
第一次，在廣告公司做視頻剪輯，她常常加班到十一二點，第二天一早卻還要準時上班，“遲到會扣錢，為了那點錢我每天頂著大太陽拼命地跑，滿身是汗。”
無法承受如此高強度的工作節奏，陳冉換了份相對清閑的工作，留學教育機構的新媒體運營，有雙休、不加班、能實現“摸魚自由”。
去年年底，三個月的試用期通過在即，陳冉的姐姐即將臨盆，她便請假一周回家陪同。等再回公司時，卻被“放鴿子”了，“這個崗位撤銷了，要不你轉到市場推廣吧？”陳冉十分錯愕，也不愿意轉崗做銷售。
她決定，那就先回家吧。這一呆，便就是近一年。
陳冉的父母在汕頭的小鎮開了一家小紡織廠，雖然近些年來沒有趕上電商的快車，賺錢不多，但也足夠養活一家。陳冉在外打拼時，他們總擔心她吃不健康的外賣、熬夜傷身體、談沒有把握的戀愛，對于回家的決定，他們十分支持。
陳冉說，在周圍人看來，女孩子不工作也沒什么，可以在家幫忙。父母也覺得她年齡到了，可以開始相親結婚，之后換個地方“啃老”也未嘗不可。他們想讓陳冉就此留在家中，開個小店、早日相親結婚、過簡單的生活。
陳冉對相親十分抗拒，一推再推，“我們地方小，和誰在相親周圍人都會知道，要是沒談攏，會很尷尬。”而對于開店，她想了想也放棄了，害怕自己沒有能力回本，也怕自己無法承受運營店鋪的壓力。
沒有開店，也沒有經濟來源，陳冉的父母每個月會定期給她五千塊。對于這五千塊，陳冉顯得心安理得，“我可能有點壞，覺得他們就是想這樣留住我，讓我覺得家里好、外面差。”同時，陳冉認為這是父母給她的“補償”，“大學時，家里對我很摳門，我在廣州上學，每個月卻只給一千多生活費，只能經常出去兼職。”
每天的日子就是換著各個平臺刷手機，晚上熬夜，第二天醒來都中午甚至下午了，陳冉感覺到時間像被吞噬了，“太無聊了，我覺得好虛無”。陳冉覺得有些諷刺，“以前工作時覺得生活好不規律，才堅定了回家的念頭，沒想到回家后更不規律了。”
在平淡日常里，陳冉試著接納自己的平庸，“當我把重心放在生活，好像注定只能平庸”。但看著同齡朋友里有人創業年入百萬，有人讀了名校研究生，而她卻偏安一隅，覺得自己像“困在籠子里的鳥”。陳冉能感覺到到，很多朋友和她的交流變少了，“可能有點看不起我吧”，她說。
陳冉開始討厭虛度光陰的自己，想尋找一些“價值感”。
她嘗試在互聯網上做自由職業，接單做ppt，但常常收不回款，讓人十分糟心；做自己的抖音賬號，但數據毫無起色；最后，她試著在小紅書更新穿搭圖文，日漸積累，在運營兩三個月時終于有了3萬粉絲，好的時候收入能趕上當地的工資，“能有這樣的效果我還挺嘚瑟的，我以為我能吃上這口飯。”
但好景不長，因為乳腺結節，陳冉做了手術，休養了一個月。停更一個月后，帖子的數據就再也回不去了，“再也沒有商家來找我合作”，陳冉的勁頭散掉了。
今年7月開始，陳冉又嘗試在小紅書上更新Vlog，希望可以這樣倒逼自己的生活豐富起來。但在最新一條視頻里，她還是對自己坦誠了，“在小地方呆久了好無聊，我又想去廣州了。”
陳冉說，自己“家里蹲”時常常在網上看到各種職業的人，有律師、醫生、護士……覺得他們好酷，可以為別人提供價值，而她卻躺在安逸的“籠子”里，每天無所事事。
現在，她想飛出去，但能不能飛出去，她自己也不知道。
曾經“啃老”備考，她再也不愿和父母同一個屋檐下生活
高芮則因備考而“啃老”。
2019年大學畢業后，高芮考研、考公屢戰屢敗，過了一年的“啃老”生活。現在，她已經工作兩年了，回想起那段日子，還是會覺得喘不過氣。
高芮的考研之路始于2018年大三時，第一次考研失敗后，她毅然決定“二戰”。這一次，她顯得更有經驗和計劃，但壓力卻更大了。她隱隱覺得，這是自己最后的機會，“父母可能只能容忍我再考這一次了”。
雖已畢業，高芮還是在學校附近租了房。為了不向家里伸手要錢，她找了一份考研機構的學管兼職，在自己考研的同時，還要對其他考研的同學進行規劃和督導。2019年9月，進入備考沖刺期，她辭掉了這份讓自己分心的兼職，全心投入考研，經濟來源成了“啃老”。
2022年，有457萬人涌向考研這座獨木橋，而錄取人數不到110萬。不少大學畢業生，掉入反復考研、屢試屢敗的漩渦。有人說，用考試來逃避現實的他們是“新型啃老族”。
即使高芮已經拼盡全力，第二次考研還是失敗了。2020年，因疫情鎖在家中的日子里，她開始著手準備當年5月份的公務員省考，但這一次更多地是身處體制內的父母希望她能試試。
現在回憶，在家考公的日子里，和父母的摩擦總是不斷。她如今總結，和父母最理想的生活狀態，就是不要在一個屋檐下。
那時，和父母關系僵硬帶來的冷空氣始終籠罩在家中。
雖然為了考公“家里蹲”是多數人的常態，但高芮的父親始終覺得她的學生時代結束了，就應該去工作，“我爸覺得為了考試不工作是本末倒置，至少應該邊工作邊考。”但在高芮看來，在如此內卷的考公競爭里，不全心備考是無法脫穎而出的。
在高芮眼里，父親一生都在奮力向上，她這樣“甘于現狀”的狀態，是父親無法理解的。“在他們看來，我一直在失敗”，記憶中，有時吵著吵著，父母會開始“翻舊賬”，“你從高考就開始失敗，本來是個一本的苗子，卻只考了個二本，考研兩次也都沒有考上。”
有時，爭執的內容也可以是一些小事。高芮的父母十分自律，幾乎每天都會去健身房跑步或練瑜伽。和他們比起來，在家一動不動的高芮就是“當代頹廢女青年”，從八點起床太晚、到每天不運動，高芮說，“我被他們從早說到晚”。
高芮盼著考試期限早日降臨，早日“解脫”。但到了5月，原定的考試截止日期卻遲遲未至，高芮說，自己實在是受不了了，決定先出去工作，提前結束了這段“家里蹲”時光。
考試延期到了7月，那時高芮已經工作兩個月了，最后依舊失敗了。
考公失敗后，高芮先后在教培機構和科技公司短暫地嘗試了半年，但父母認為在私企工作十分不穩定。和父母商量后，高芮選擇進入銀行，先成為了一名熱線客服，希望以此為跳板，再嘗試考內部的編制。但兩年來，銀行招考的政策變了又變，高芮始終慢了一步。
“這樣下去不是辦法”，高芮想，自己還是需要回學校鍍一層金。“我還是想考研，即使已經放棄多年了。”最近，高芮開始著手準備管理類聯考。
當被問到是否準備脫產備考，高芮嘆氣說，“現在已經不可能了，我沒有這樣的勇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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