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民革中央、江蘇省政協主辦，民革江蘇省委、蘇州市人民政府、蘇州市政協承辦，蘇州市工信局、民革蘇州市委、《財經》雜志、《財經智庫》執行的“2022中國實體經濟論壇”10月28日至29日在江蘇蘇州舉行，論壇主題“實體經濟的智能化改造和數字化轉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卓賢在會上表示，疫情的沖擊導致發達國家勞動力參與率下降，實際進一步增加了全球產業鏈勞動力供給壓力。
卓賢談到，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進程中，還從來沒有出現如此長時間的供給側的沖擊。進一步看非常規的尾部風險，經由全球產業鏈的網絡擴散還會放大，會放大全球經濟中一些常規性的風險，比如人口老齡化問題，全球產業鏈里面占GDP75%的國家都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而這幾年疫情沖擊導致了發達國家勞動力參與率下降，實際進一步增加了全球產業鏈勞動力供給壓力。
再比如全球今年還在經歷著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一些主要國際貨幣的匯率波動導致不少發展中國家債務風險升級，面臨著破產和投資能力下降，這進一步束縛了發展中國家融入全產業鏈的步伐。
卓賢也提到，由于技術管制、疫情，甚至因為運河堵塞等原因，全球市場一度出現了重要的中間品零部件流動性枯竭問題，甚至出現了只有在金融領域中才會出現的羊群效應，擠兌效應和踩踏。
比如由于重要的終端廠商開展芯片的提前囤積而帶來一系列供應鏈流動性恐慌，因此大家發現，原來高效低成本運行的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網絡，實際竟然是一個高杠桿運行的系統。而很長一段時間系統是以國家之間的相互信任，企業之間的商業信譽，上下游之間的信心來維持的。這個高杠桿的表現就是供應鏈的不透明性，特別是終端企業不需要知道它的二級三級甚至四級供應鏈。
如今，信任、信用、信心關系因為各類危機的來臨受到了削弱，高效率的產業鏈分工細化在低信任面前反而變成了一個較大的風險敞口，這就是說全球產業鏈加速重組的一個重要邏輯。
談到此背景下，中國制造如何發揮更大的作用。卓賢表示，未來制造業占全球經濟的地位將會繼續提升。第一方面，新世紀以來人口規模已經達到了80億，未來會馬上達到100億，全球新增人口絕大多數位于中等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這些群體會繼續支撐龐大的制造品需求。
第二方面，全球對綠色低碳發展領域的投資和消費正在興起，以化石能源為基礎的傳統產業鏈正在重構，一些能源采掘行業的份額正在逐漸轉讓給新能源設備，電動汽車等新制造業。在此過程中，中國制造業占全球比重有機會繼續上升，并從傳統的能源貿易逆差轉向新能源設備的順差。
卓賢認為，如今，在高通脹仍然橫行這個世界經濟當中，高性價比仍然是中國制造的重要優勢。但是在高性價比之外，產業鏈的穩定性和韌性更加重要，因此高性價比的穩定制造能力成為全世界都需要的稀缺品，這就要求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加速重構過程中需要進一步依托既有的產業集群，創新網絡和數字化平臺繼續鍛造并鞏固它的長板。
以下為部分發言實錄：
卓賢：各位嘉賓，下午好，今天很高興和大家來分享一下我的觀點。首先，我想說一國制造能力是穿越當前世界多重振蕩的關鍵。在過去40多年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將各國連接成一張龐大而精細的網絡，在這個由物流、人流、資金流、技術流等構成的全球網絡里，我們常常會用蝴蝶效應來形容局部小規模的沖擊帶來的全局影響。
但是這幾年可不是蝴蝶效應，這幾年全球產業鏈面臨的是重疊的重大沖擊，包括世紀疫情，包括地緣政治沖突，極端氣候等等，一些曾經被視為是小概率的非常規的尾部風險，呈現出常態化的趨勢，也因此全球的產業鏈也頻繁的出現了堵點和斷點。
事實上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進程中，還從來沒有出現如此長時間的供給側的沖擊，所以說這已經不是蝴蝶效應。在全球分工越來越精細化和復雜化的背景下，這樣一些較大的外部沖擊對全球產業鏈造成的風險，其規模是巨大的，其調整是深刻的，其影響是深遠的。
更進一步看這些非常規的尾部風險，經由全球產業鏈的網絡擴散還會放大，會放大全球經濟中一些常規性的風險，比如說人口老齡化問題，在我們全球產業鏈里面占GDP75%的國家都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而這幾年疫情的沖擊導致發達國家勞動力參與率下降，實際上是進一步增加了全球產業鏈勞動力供給壓力。
再比如全球今年還在經歷著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一些主要國際貨幣的匯率波動導致不少發展中國家債務風險升級，面臨著破產和投資能力下降，這進一步束縛了發展中國家融入全產業鏈的步伐。
我們也看到在世界面臨多重振蕩這幾年，中國制造業迎來了大考，也經歷了數輪的壓力測試，表現出了較強的韌性和彈性。我國制造業的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2019年是28.94%，到2021年提高到了30.45%，根據聯合國工發組織工業生產總值測算。今年以來中國制造業的增加值在那么困難的情況下占全球的比重進一步提升了0.32個百分點。
這樣一些數據達成的背后實際上是中國本土企業在全球產業鏈出現各類極端壓力測試下開展的一場關鍵零部件本土化，技術創新產業化，產業協同數字化的艱難探索，這個過程可謂驚心動魄。起到支撐作用的是國內產業集群規模效應的釋放，電子政務平臺對營商環境的改造，交通基礎設施和跨國物流體系的整合以及數字化對傳統制造業要素的賦能。
從這幾年各國發展實際情況來看，一個制造業基礎較好，競爭力強的國家，更能夠經歷多重危機振蕩沖擊，這得益于制造業的特點，比如說它的就業創造率，2021年中國二產就業人數比疫情前2019年增加了478萬，這是逆轉了過去多年下降的趨勢，實際上它起到了很好的就業緩沖的作用。再比如說制造業對一個國家技術產品和戰略物資的保障能力都使得制造業能力強的國家更好的經歷了當前的危機。
第二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觀點是全球產業鏈目前加速重構的邏輯和趨勢。冷戰結束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地緣政治相對穩定，全球資本可以在不必擔心投資安全的情況下被有效的分配到全球成本最低的地方，這樣全球產業鏈一直是按照低成本，高效率的原則去發展，各類要素在經濟規律下實現全球化的優化配置，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更多的融入了全球產業鏈，提供了低成本的勞動力，能源和資源。但是經過這幾年的風險沖擊，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出現了一些奇怪的現象或者說原本只有在金融市場中才會出現的流動性風險。
因為技術管制，因為疫情，甚至因為運河堵塞等原因，全球市場一度出現了重要的中間品零部件流動性枯竭問題，甚至出現了只有在金融領域中才會出現的羊群效應，擠兌效應和踩踏。比如說由于重要的終端廠商開展芯片的提前囤積而帶來一系列供應鏈流動性恐慌，因此全球的政府也好，企業也好會發現，原來高效低成本運行的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網絡，實際竟然是一個高杠桿運行的系統，這個杠桿是什么？很長一段時間這個系統是以國家之間的相互信任，企業之間的商業信譽，上下游之間的信心來維持的。這個高杠桿的表現就是供應鏈的不透明性，特別是終端企業不需要知道它的二級三級甚至四級供應鏈。
根據麥肯錫連續兩年跨國公司的調查，2021年只有不足2%的企業對它的三級乃至更外圍層級的供應鏈有所了解，為什么會這樣？因為這些企業平時不需要關注外圍供應商，因為彼此之間的信任、信用和信心支撐了這個高杠桿的運行的全球產業鏈。這種信任、信用、信心關系因為各類危機的來臨受到了削弱，高效率的產業鏈分工細化在低信任面前反而變成了一個較大的風險敞口，這就是我總結的全球產業鏈加速重組一個重要的邏輯。
在這樣的邏輯下面可以看到全球產業鏈正在按照低風險高成本低效率的原則進行重構，無論是企業的微觀層面，還是國家的宏觀層面都會看到，他們正在通過采購，投資策略的變化，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調整重新布局供應鏈，試圖通過供應鏈的多元化來建立額外的風險儲備。當然多元化的供應鏈可能會更加靈活，但也限制了資金、技術、數據、信息等要素的流動，因此會更加昂貴，勢必會損失效率，抬升成本。
第三我想個大家分享，在這樣一個全球產業鏈加速重構的邏輯和趨勢下面，中國制造如何發揮更大的作用。首先我想說，我們需要重新評估制造業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因為根據傳統的觀點，隨著經濟的發展，更加富裕的消費者對實物制造品消費需求在下降，更專業的市場分工推動制造業的研發設計和分銷環節轉向生產性服務業，因此在統計上制造業占經濟總量的比重會趨于下降。但是你要看看新世紀以來的20年，全球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經濟的比重是穩中有升的，2000年這個數字是16.75%（制造業），2021年上升到17.01，同時中等收入國家從20.47%上升到了21.33%。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即使是發達國家制造業占經濟的比重也穩中有升，到2019年發達國家制造業比重比2008年高出了0.15個百分點。我們認為未來制造業占全球經濟的地位將會繼續提升。
這里有兩個重要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新世紀以來人口規模已經達到了80億，未來會馬上達到100億，全球新增人口絕大多數位于中等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這樣一些群體會繼續支撐龐大的制造品需求。第二方面，全球對綠色低碳發展領域的投資和消費正在興起，以化石能源為基礎的傳統產業鏈正在重構，一些能源采掘行業的份額正在逐漸轉讓給新能源設備，電動汽車等新制造業。根據國際組織的預測，未來30年清潔能源轉型需要全球每年3萬億美元的投資，全球基礎設施的投資重點將從交通基礎設施更多轉向能源基礎設施。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制造業占全球比重有機會繼續上升，并從傳統的能源貿易逆差轉向新能源設備的順差。
在全球產業鏈重構過程中，以往中國制造的特點是，我們產業集群和規模效應支撐的高性價比，實際上你會發現中國過去走什么樣的產業新賽道，這個領域的價格就會下降，主導企業的研發支出就會增加，這個領域的創新行為也會更加趨于活躍。如今，在高通脹仍然橫行這個世界經濟當中，高性價比仍然是中國制造的重要優勢。但是在高性價比之外，產業鏈的穩定性和韌性更加重要，因此高性價比的穩定制造能力成為全世界都需要的稀缺品，這就要求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加速重構過程中需要進一步依托既有的產業集群，創新網絡和數字化平臺繼續鍛造和鞏固它的長板。
今天的會議是在中國制造業重鎮蘇州舉行，這幾年蘇州制造業增加值，貨物出口，占全國的比重和全球比重都在提升，這個數字背后實際上反映出蘇州以及所在的長三角地區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彈性，這一供應鏈的韌性和彈性來源于蘇州在融入長三角一體化過程中借助長三角地區交通基礎設施一體化，電子政務一體化，公共服務一體化等，實現了物流，資金流，勞動力，信息流，技術流，更高效，更快捷，更靈活的配置、調整、重組，這才使得蘇州在全國乃至全球產業鏈關鍵節點中會涌現出更多優質的制造業供應商。
在我們國家新發展格局下面，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面，中國有一個很重要的優勢，我們是超大規模的經濟體，這個超大規模的經濟體實際上是有兩個含義：第一，我們國家是最大的消費者市場，對終端消費品有最多的需求。第二，我們國家是規模最大的生產者市場，國內產業鏈對全球各類中間品有最大的需求。
因為有國內大循環這個超大規模經濟體的支撐，所以我們對全球各類要素就有需求的吸引力，也有供給的動力。這樣是有利于我們和全球最優質的資金、技術、人才要素去做對接。在新的環境下面，全球產業鏈重構特征是兩條腿走路，既追求高效，也追求降低風險。原來中國制造最大優勢是高性價比的制造，在新的環境里面可能會提出新的要求，就是既需要有高性價比，也需要有高穩定性，這個高穩定性對我們構建具有韌性的供應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這個過程當中，每一條供應鏈的龍頭鏈主企業具有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
如果說以往我們產業升級更多是個體企業在自己的細分環節實現技術的進步，實現品牌的提升，未來在新的發展格局下面，中國制造業產業升級可能變成在產業鏈上整體能力的提升和升級，它才能在國內為世界提供穩定運行高效的制造平臺，這是我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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