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僅為每部iPhone 3G貢獻了區區6.5美元的組裝服務，大約占總制造成本的3.6%。 ]
十余年間，“價值鏈”以及更加學術化的“增加值貿易”概念，從國際貿易研究圈內的小眾討論，隨時代涌動，突破了學術圈層，成為了幾乎所有人都關心的話題。
不過，宏大敘事之中，價值鏈究竟從微觀層面如何拆解？在傳統貿易統計方式衡量價值鏈貿易關系有顯著的“扭曲”之時，是否應當建立新的貿易統計體系？
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經濟學教授邢予青在他的專著《中國出口之謎：解碼“全球價值鏈”》中用一句簡單的話即可解釋：“以布換葡萄酒這種古典貿易理論為基礎的貿易統計體系，不適合分析基于全球價值鏈的現代貿易。因為沿價值鏈制造的產品的總增加值，不能歸于任何一個國家。相反，它分布在所有參與制造過程的國家之間�！�
實際上，在眾多國際機構推出各自的價值鏈貿易數據庫之前，邢予青教授已經對全球價值鏈貿易進行了開創性研究。2009年，他購買了人生中第一部蘋果手機iPhone 3G，也第一次看到了“由蘋果公司在加利福尼亞設計，中國組裝”（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這句話，在意識到iPhone是說明中國高科(600730)技產品出口和全球價值鏈關系的切合案例之后，彼時尚在亞洲開發銀行研究院工作的邢予青同其助手一起以iPhone 3G的拆解數據為基礎，計算出了驚人的結果：中國僅為每部iPhone3G貢獻了區區6.5美元的組裝服務，大約占總制造成本的3.6%。但是在出口時，該產品被認為為中國創造了179美元的高科技出口。
邢予青教授意識到，這意味著，傳統貿易統計，夸大了中國對外出口的實際規模， 同時也夸大了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他認為，在全球價值鏈主導貿易的時代，應當使用出口增加值，而非出口總值來衡量中美雙邊貿易關系。
隨后，出口增加值議題伴隨國際主流媒體對邢予青教授的iPhone案例研究的廣泛傳播進入主流視野，并逐漸被國際機構采納。2021年，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主導、策劃，并與世界貿易組織（WTO）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內外組織機構共同撰寫和出版的《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21: 超越制造》出爐了，邢予青教授作為報告主編，在報告中對無工廠制造商 (Factoryless manufacturers) 主導下的全球價值鏈，以及利用全球價值鏈向全球客戶出口無形資產服務的新商業和國際貿易模式進行了更深層次的探討。
全球價值鏈在促進生產率增長和提高創新績效方面的作用究竟如何？供應鏈轉移究竟如何評判？邢予青在同第一財經記者的專訪中逐一回答了上述內容。
中企沿產業鏈不斷提升
第一財經：在談到貿易結構優化時，目前多會強調一般貿易占比上升，這是為何?
邢予青：整體而言，中國的出口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普通出口，另一類為加工出口。在全球價值鏈主導國際貿易的時代，衡量出口對一個國家的經濟貢獻時，我們必須分析出口產品和服務中所包含的國內增加值，因為只有這一部分才可以增加國民收入和創造國內就業。
根據我的計算，加工出口在2018年的國內增加值比例不到40%，而普通出口的國內增加值則是76%，后者遠遠大于前者。由此看出，加工出口比例不斷下降，普通出口比例不斷上升，說明中國每出口100美元的產品，對國民收入和就業的貢獻越來越大。
其次，加工出口占比逐年下降、普通出口逐年遞增的現象，也說明國內企業的技術在不斷進步，生產替代進口零部件的能力與日俱增。這也是我們常說的，國內企業通過技術進步實現了沿產業鏈的不斷提升。這一變化顯示加入全球價值鏈的中國企業，沒有被“低增加值陷阱”困住，而是不斷朝高增加值的環節邁進。
但是， 加工貿易對于目前處于中等收入階段，需要創造大量就業的中國經濟而言，依然重要。尤其是當我們考慮到加工貿易的規模時。例如，據我測算，中國對每一部組裝的iPhone X的增加值的貢獻是104美元， 大約相當于iPhone X全部制造過程增加值的25%，遠遠低于普通出口產品國內增加值76%的水平。但是，美國的蘋果公司每年銷售兩億多部iPhone。作為蘋果公司iPhone組裝基地的中國， 從2億多部iPhone中，獲得的收入就是200多億美元，以及超過百萬的就業崗位。這是不容小覷的規模貢獻。因此，即使中國繼續從事類似的組裝裝配任務，我認為也是一件促進出口和經濟增長的好事。
第一財經：中國企業目前在全球價值鏈上位置如何？如何面對目前價值鏈調整所帶來的潛在挑戰？
邢予青：從各個產業來說，我認為在白色家電領域，如空調、洗衣機、電冰箱和電視等，中國企業已經完全實現了技術獨立并擁有國際知名品牌。在電腦領域，聯想電腦的國際市場份額超過20%。在智能手機領域，前五大國際知名品牌中，三大品牌都是中國的�？梢哉f在這些領域，中國企業已經打造了自己作為主導企業的全球價值鏈，攀登到了這些產業價值鏈的頂端，并且獲得了最多的增加值。
但在其他的許多產業，中國并沒有全球價值鏈的主導企業。特別是服裝、鞋靴和玩具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盡管我們具有生產上的比較優勢，但我們的企業仍處于獲取增加值較低的位置。譬如，中國是世界上出口鞋最多的國家，但沒有一個全球性的鞋履品牌；又如，中國是玩具出口最多的國家，也沒有一個國際知名的玩具品牌。
盡管中國的一些企業已經成為了價值鏈上的主導企業，但大部分的企業依然屬于價值鏈的從屬企業。這也是許多外貿企業經常會擔心訂單減少的原因。這些外貿企業基本上只承接生產、制造和裝配環節的任務。這樣做的好處是它們無需在研發和營銷上進行投入，避免了打造全球銷售網絡和國際知名品牌帶來的高風險。但劣勢是，它們的話語權極低。舉例來說，沃爾瑪在中國有大約4.8萬個供應商，這些大多是中小規模的企業，它們生產的產品基本是技術含量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果沃爾瑪停止下訂單，它們就會存在生存問題。
為了應對全球產業鏈調整所帶來的挑戰，中國企業應該考慮打造自己的品牌，這是未來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并且，中國企業應該盡可能在技術環節實現突破。比如在原材料或者零部件制造方面，如果能夠開發出相對不可替代的技術，那么價值鏈的外國主導企業就不能輕而易舉地把中國企業從價值鏈上甩出去。
“無工廠制造商模式”是聰明的資產
第一財經：中國的小米、OPPO在印度的貿易模式，是否與蘋果在中國的“無工廠制造商”模式相似?這種模式的好處在哪里，是否值得更多企業效仿?
邢予青：無工廠制造商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利用全球價值鏈實現的一種新模式。這種新模式的好處是輕資產（Asset light），或者叫聰明的資產（Asset smart）。
以蘋果公司為例，喬布斯時代蘋果仍有自己的工廠，但蘋果現任首席執行官庫克加入蘋果公司后，蘋果就開始了大規模的去工廠化，把所有制造過程全部外包給其他公司，蘋果只從事產品設計、軟件開發和市場營銷等環節。這樣做的原因是，蘋果公司不需要投資生產設備，不需要蓋儲存原材料和產品的倉庫，現在這些任務都由富士康和蘋果的其他供應商來做。
更重要的是，機械設備等實體資本是不斷貶值的，而人力資本是不斷升值的。例如，一個使用了十年的機器經過折舊后價值歸零了；而一個從業十年的設計師或者軟件工程師，他的價值是遠遠超過十年前剛入行之時的。另一方面，品牌等無形資產的規模效益也是巨大的，甚至是無限的。一臺機器能生產的產品數量是固定的。但是一個iOS系統、一個品牌標識卻可以被用在無限多的手機上。因此，無工廠這種新商業模式能夠實現無形資產的利潤最大化的商業模式，是蘋果公司市值超過3萬億美元的主要原因。
小米就是中國最具代表性的無工廠制造商，它側重的是品牌打造、產品設計，以及線上零售端的控制。OPPO也是側重于設計和品牌打造，OPPO手機的背后寫的就是“OPPO設計中國組裝”（Designed by OPPO Assembled in China），但它并不完全是無工廠制造商，OPPO有自己的組裝廠。
不過，與蘋果不同的是，小米和OPPO并沒有自己開發的操作系統，只是做了一些邊際性的創新。蘋果不僅有品牌和獨特的產品設計，還有獨立的操作系統和芯片，實現了“軟硬一體”化。我并不是在批評中國企業，作為后發企業，它們如果要在技術上取得突破，需要很長時間的技術積累和持續的巨額技術投資。所以，后發企業想快速進入一個新興的技術產品市場時，采取沿價值鏈非線性進步的策略，是一種捷徑。
從品牌打造上說，考慮到全球品牌知名度和市場份額，我認為小米、OPPO和vivo都是非常成功的企業。在個人電腦領域的聯想也是如此。品牌溢價本身就是一種價值的增值，也是一種革新，這都是中國企業利用全球價值鏈戰略做得很成功的部分。但未來，這些成功的企業應該利用已經積累的資本，在核心技術上獲得突破。
最新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