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應鏈智能化是下一場工業革命的主旋律之一，將催生數字經濟最重要的一部分，對全球產業布局、各國經濟和政治實力及社會結構都將產生極大的影響。
超級計算、人工智能、機器人、無人駕駛、物聯網等是供應鏈智能化的關鍵技術，而芯片是支撐所有智能技術的基石。因此，芯片及相關領域成為中國和美國這兩個目前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科技和產業鏈競爭聚焦點。供應鏈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關鍵力量和特征是什么？中國和美國如何在激烈的競爭中重構全球智能供應鏈？兩國在各自轉型升級的路上將遇到什么機會、陷阱與沖擊？這是本文擬討論的主要問題。
全球供應鏈格局的形成
目前的全球化格局是二戰后逐漸形成的。相對和平的世界大環境，讓人們把重點轉向追求安逸的生活和循規蹈矩的致富之路。
美國制造業的全球外包浪潮始于20世紀60年代初。當時，很多大公司采用垂直整合模式，也就是從零部件到最后產品都盡量自己做，或者就近在本國采購零部件和服務。那時，制造業雇傭人數很多，計算機還沒有進入工廠，互聯網還未問世，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只是學術界研究的課題、其應用遙遙無期，不存在工廠智能化的技術基礎。同時，環保運動開始興起，工人工資穩步增長，這些因素造成了美國制造業成本快速上漲。
于是，美國追求利潤的資本家首先讓污染較嚴重的原材料生產（鋼鐵、化工等）離開本土，然后企業進一步細分產生環節，把部分非關鍵環節外包給不同國家（主要是亞洲）的眾多企業。歐洲企業后來也參與到這個“外包”的浪潮中。
歐美等發達地區的企業主要把握市場營銷和創新功能，逐漸遠離產業上游的原材料采煉和加工環節，但大部分制造所用的生產機器和關鍵零部件仍然由發達國家控制、其相關技術的更新換代也在發達國家完成。就這樣，發達國家的資本家們不僅在海外找到了廉價的勞動力，也發現了巨大的新興市場。于是，他們開始了一場投資構建全球供應鏈的豪賭。
具有較大人口規模和對環保要求相對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張開雙臂迎接西方資本家送來的這份禮物，紛紛出臺吸引外資的政策，力爭這些外包的產業功能落地本國。發展中國家往往首先購買發達國家的機器，配以本土較便宜的勞動力，提供原材料并從事較低端的零部件生產和產品組裝，以獲得全球產業鏈的一席之地，然后再一步步提升自己的技術實力，謀求產業升級。制造業大分工和全球外包活動也推動了全球物流產業的蓬勃發展，航運、空運和陸運都各顯神通。
日本最早承接歐美產業外包，其產業在這個過程中升級，便把部分制造工廠移到了“四小龍地區”（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這些地區把握經濟活動的華人很多，他們于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在內地設立工廠，啟動了中國內地工業與世界接軌的歷程。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的改革開放漸入佳境，歐美公司開始直接在中國內地投資建廠。那時中國勞工人數龐大、質優而價廉，土地便宜，中國政府也非常重視發展經濟，再加上其巨大的市場，讓世界各地的資本家賺了不少錢，中國也獲得了產業發展的資金、先進技術、管理能力及發達國家的市場。中國于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制造業的發展更為迅猛，逐漸成為“世界工廠”，目前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的近30%。
這一輪全球化過程持續了六十余年才得以讓全球供應鏈大成，成為今天世界秩序的骨架。
全球產業鏈調整和逆轉的因素
雖然二戰后的全球化浪潮讓很多人受益，但也有很多負面影響，反全球化的力量一直如影隨形。最近十余年，這些力量在增加和聚集。
后進國家成為全球供應鏈的一部分之后，其本土技術和管理能力迅速成長，同時勞動力、環保、土地等資源要素的成本也快速上升。因此，低端制造業向成本更低的地方轉移是全球產業鏈的正常調整和深化過程。2010年后，中國部分低端產業開始外移到印度、越南和其他東南亞地區。但基于獨特的關系文化，中國部分地區構建了龐大而分工嚴密、高效而又不失靈活的供應網絡，如深圳華強(000062)北、浙江義烏等地，方圓數十里密密麻麻地布滿了由很多彼此獨立而互補的中小企業所構成的產業集群，其效率和彈性優勢部分抵消了各類成本的上升。另外，圍繞外企為龍頭的一些產業（如智能手機），中國本土企業逐漸形成了性價比較好、技術門檻較高的供應鏈集群，要在其他國家重建這個集群并不容易。這些因素讓較復雜產業從中國外移的速度小于很多人的預測。
后進國家形成了一定的制造能力后，不可避免地要提升自己的技術能力，以獲取更多利潤。他們會逐漸擠入高級零部件市場，部分企業也會從產品組裝者進化為產業鏈領導者。進入生產機器和檢測裝備等先進裝備行業，也是后進國家產業升級的重要目標。這些舉動自然會分食發達國家廠商的利益，這成為他們重組供應鏈的重要動力。
而在發達國家，雖然資本家們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獲利頗豐，但由于本國的制造業空心化，使得很多產業工人成為受害者。這些人成為本國內部反對制造業外包、推動制造業回歸的重要政治力量。制造業空心化的國家，其技術創新能力也會部分下降，如新材料研發和資源探索的動力減弱、新產品試錯速度減慢、制造業人才也逐漸凋零。這種狀況讓發達國家的部分精英高度焦慮。
中國是過去幾十年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其經濟和技術實力在這個過程中迅速增加，形成了所謂“東升西降”趨勢。很多人原以為經貿交流增加會讓大家更為接近，但結果卻漸行漸遠。近幾年，中國及歐美政府和社會精英都在反思過去幾十年的接觸政策，彼此警惕和敵意增加，調整策略也就變得格外急切。目前，調整科技政策和供應鏈成為美國政府的重點。
2020年初以來，全球疫情大流行及地緣政治沖突，讓高效的全球供應鏈顯現出脆弱性，其運轉成本也迅速增加，讓原本較簡單的經濟問題上升為供應鏈安全、甚至國家安全問題，這給全球供應鏈大調整提供了額外的動力和緊迫感。
與此同時，過去幾十年，人工智能、機器人、計算機、移動通信、互聯網/物聯網等技術也在突飛猛進，很多幾十年前做不到的自動化設想現在可能做到了，無人工廠、無人駕駛物流也成為可能。因此，資本除了在全球繼續追逐便宜的勞動力，還可以與新技術結盟，重新塑造嶄新的“智能供應鏈”。
在政治、經濟和科技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下，全球供應鏈的重組和升級正在波瀾壯闊地開展，它可能的終極景象是什么呢？
“地球村”變“盟友洲”
上一輪全球化形成了“地球村”，資本是主要推手。然而現在政治、資本和技術等多種力量正在撕裂這個“村”，驅動著全球供應鏈分裂為不同的“盟友洲”。
所謂“盟友洲”是一些區域性或跨區域盟友形成的供應鏈生態圈，“洲”中包括智能工廠、智能物流及配套功能。在同一個“盟友洲”中，價值觀、法律法規、技術標準近似，產業的所有環節和功能都包括在其中，各部分密切互動。而“洲”與“洲”之間信任較差、政治體制和技術體系差別較大，關聯和制約都可最小化。有些國家和地區會參與多個不同的“盟友洲”，讓自己利益最大化。
基于最新的智能技術，人們將重新設計生產制造工藝和運輸過程，產業鏈中的環節和工廠數量可能顯著減少。產業領頭企業的總裝廠可布局在多個主要市場附近，一個“盟友洲”供應鏈企業彼此密切配合，以兼顧效率、韌性和成本，減少單點故障風險，較好地維護國家安全和供應鏈安全。
智能供應鏈是資本、技術和人才密集資產。未來人口紅利將消失，工廠基本上全自動，工廠規模也可小型化，供貨較小區域和客戶群。智能物流是高度靈活的，并會加大無人駕駛。目前富士康式的供給全球市場、聚集幾十萬工人的超大產能巨無霸制造廠區具有單點脆弱性，未來不必如此布局。
智能供應鏈最核心的技術基石，即半導體芯片。芯片也是智能化軍事產業、消費電子產業、現代管理和服務等很多領域的基石。目前，美國執世界半導體產業牛耳，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也各自手握芯片產業重器，中國大陸在步步緊逼。中國政府出臺了大量政策并投入了巨資發展芯片以及相關智能技術，其《中國制造2025》國家行動綱領以及五年計劃等綱領性文件，均旨在全面進行產業數字化升級，讓中國從制造大國轉化為制造強國。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把中國當成了戰略競爭對手，目前中美技術競爭聚焦點是芯片。美國出臺的相關政策一方面進一步提升自己的技術和產業實力、并有選擇地照顧盟友。2022年美國出臺了多部法律，如《美國競爭法》和《芯片與科學法》，將投入約800億美元為半導體公司減稅、并資助美國和其盟友的半導體廠商在美國建廠等事項，另外在未來5年投入近2000億美元到科技研發之中，以增強美國在人工智能、超級計算、物聯網、新能源、智能制造和物流等領域的領先地位。
另一方面，美國擬推動與中國技術脫鉤，阻礙相關技術流入中國，同時重構產業鏈生態、以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甚至把中國排除在部分產業的供應鏈之外。如美國出臺了一系列行政法規，管制先進半導體設備、器件、軟件等出口中國，限制對中國高科(600730)技產業的投資，還限制美國人為中國半導體企業服務，以此減少美國及其盟友對中國半導體產業賦能。
以美國為首的“盟友洲”首選本土布局，其次布局于北美臨近國家（加拿大、墨西哥），再次布局于歐洲、澳洲和亞洲信任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越南、印度等）。中美之間經貿“壓倉石”減輕，“友誼的小船”經受風浪的能力也減弱了。
中國也并非在被動地應對“技術脫鉤”局面，而是很早就布局自己的關鍵技術和供應鏈了。從原材料供給、關鍵技術研發到運輸能力和線路建設都進行了很多投資，并形成了龐大的全球體系。以中國為首的“盟友洲”，如果成員只是部分發展中國家，其人口規模不小，但資金總量較小、市場規模和質量都較次，難以維持一個龐大的供應鏈體系的高質量運轉，也難以支撐中國科技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把足夠多的發達國家納入其“盟友洲”是必要的。
智能供應鏈帶來的機會與挑戰
這場全球供應鏈的智能化升級和重整浪潮，將深刻改變世界各地技術研發、產品和零部件制造，以及物流、人流和資金流的形態，帶來許多地區的經濟消長和政治格局改變。新一代智能制造不會再居“微笑曲線”底部，而是將回歸其高附加值地位。“盟友洲”正在大國競爭中形成，其對世界的沖擊不亞于上一輪“工業革命”。
對于科技較先進而人力成本昂貴的發達國家，可利用這場浪潮優化產業和供應鏈。例如，美國可用最新的智能技術更廣泛地把握制造和物流技術的制高點，成為新一輪技術品的領先創造者和供應者，并在重構供應鏈過程中更好地兼顧供應鏈韌性和國家安全、生產成本和效率等多重因素。制造業回歸本土也有助于“創新-制造-市場”這個循環健康運行，讓本國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更為可持續，同時增加本土總雇傭規模和人均產出。
然而，美國等發達國家未必能快速實現其重構全球供應鏈的理想目標。這個過程投資巨大、也需要大量人才。美國金融界是否有足夠的耐心和遠見支持這個過程存疑，美國民意和政策對此支持的可持續性也有待考驗，因為其結果很可能讓部分產品成本上升、國際市場縮小，導致部分人利益受損，反對聲音一定會緊密伴隨。西方各發達國家的政治體系、科技水平、文化和意識形態比較接近，供應鏈智能化是他們共同的追求，他們以美國為首結成“盟友洲”順理成章。但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利益訴求，有些國家一定會多方押注。
目前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是連接發達國家的技術和市場與資源供應地區的重要樞紐，可利用這個機會實現跨越式發展。就智能制造和物流等相關新技術，基本處在在同一起跑線的中國有機會在這個過程中彌補自己的技術短板，發明大量新機器，參與一場真正的“工業革命”，顯著提升制造和物流領域的效率和靈活性�？紤]到中國人口較快老化的趨勢，供應鏈智能化可以彌補逐漸減少的勞動力。
但供應鏈智能化對中國是雙刃劍，中國不得不在此過程中收縮傳統制造產能和物流規模。再加上部分制造業回歸發達國家、部分制造業移到其他國家，將導致中國出口額減少，甚至失去“世界工廠”的地位。在國內外多種因素的沖擊下，就業可能受明顯影響。因此，政府須格外小心地平衡技術進步、勞動力規模、國際競爭等多重因素帶來的沖擊與社會的承受力。
另外，如果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技術體系脫鉤，會影響中國的技術進步，也會影響其國內外市場總規模。供應鏈智能化升級需要大量資金，上策是用來自市場的收入源源不斷地資助技術開發以形成正反饋循環。如果主要靠稅收來養這個過程，不僅是納稅人不可承受之重，也讓資本利用效率低下。因此，由中國主導的“盟友洲”中有多大比例的優質盟友非常關鍵。中國有規模巨大的國內市場，如果秉持開放、公平貿易的原則，是可以吸引到優質經貿伙伴的。
從全球來看，這場供應鏈升級和重構至少需要二十年。如果各方面的競爭是良性的，對人類進步是有益處的，智能供應鏈可顯著提升制造和物流的效率和韌性。由于發達國家資金雄厚、技術水平較高，供應鏈智能化的益處很多，智能供應鏈的部署大概率先發生，中國等制造業大國也可同步轉型升級。然而，傳統制造業和運輸業將在全球范圍顯著萎縮，造成大規模失業，后進國家將失去一個便捷地進入現代工業和產業升級路徑，其勞動力也可能喪失參與現代工業的快捷機會，這對縮小全球貧富懸殊不利。重構供應鏈所引發的世界經濟和政治板塊重組，也將不可避免地造成新的地緣政治問題。
“盟友洲”將來會是什么格局目前還很難預測。這不僅取決于兩個陣營“帶頭大哥”的實力和堅毅，也取決于陣營中關鍵成員的質量和意志。這場供應鏈競爭和重構所不斷產生的機會、摩擦及相應的消耗，更會不時左右未來走向。未來二十年，世界將呈現與過去幾十年全球化的和平繁榮完全不同的景象。政治較量、資本博弈和技術進步這三股力量交織、驅動著全球供應鏈智能升級并同步發生地域乾坤大挪移，使得這個復雜的過程撲朔迷離、風險難以估量，所有人都不得不準備好乘坐顛簸驚悚的過山車，系好安全帶吧。
（作者為聯科熙和碳中和產業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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