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隨著國內發熱患者增加,芬必得、布洛芬等退燒藥品供應出現了暫時性短缺。然而事實上,短缺退燒藥的并非僅僅中國,全球許多地方也同樣處于“發熱模式”。
近的有韓國,遠的有美國、加拿大以及英國等歐洲國家,甚至一些此前很少傳出退燒藥短缺的國家,如以色列、土耳其等,日前也出現了退燒藥供應瓶頸。
盡管“全球發熱”原因各不相同,各國卻都異口同聲地表示,相關藥品的供需缺口“是暫時的”。但其中的一些結構性問題,也亟須各方更多重視,并及時采取措施避免情況進一步惡化。
畢竟,無論哪國,民眾的基本健康保障都應當是第一位的。尤其是當前,各國新冠疫情防控措施放松疊加冬季流感暴發,發熱患者大幅增加,導致醫療機構普遍疲于應對,更不容掉以輕心,也考驗著各國的公共治理智慧。
全球“發熱模式”令退燒藥緊缺
在我們的近鄰韓國,退燒藥短缺自10月底就已悄然開始。為平息不期而至的搶購大潮,11月,韓國物價部門宣布上調該國最主要退燒藥——對乙酰氨基酚的價格,從每片50韓元上調至70韓元。因市場上搶購依舊,隨后再次上調至90韓元。
12月13日,韓國衛生部官員警告稱,“真正的短缺尚未到來”,甚至預言不久的將來韓國將“真正”面臨感冒藥生產、供應的全面中斷。而韓國著名的藥企鐘根堂制藥株式會社則表示,韓國藥企很難在短時間內彌補退燒藥的缺口,“即便努力也未必能迅速奏效”。
在美國加州、紐約州、佛羅里達州、華盛頓州等多地,自秋至冬,退燒藥甚至非處方感冒藥和其他防流感類藥物,普遍供不應求。為此,許多患者不得不轉而靠服用維生素丸甚至吃冷飲、喝冰水等“物理降溫”手段退燒。
而其北美鄰居加拿大的情況也不樂觀。加拿大甚至是自春季起就出現了退燒藥、尤其兒童退燒藥短缺的現象。當時,人口最多的安大略省,以及東部省份紐芬蘭及拉布拉多省,均向聯邦衛生部報告兒童退燒藥短缺,后者稱“已有應對方案”。
但是直到8月,另兩個人口大省魁北克省和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也相繼報告稱兒童退燒藥短缺。此后,退燒藥短缺問題迅速蔓延擴大,在不少大中城市藥房里,兒童泰諾等非處方兒童退燒藥幾乎全無蹤影,偶有余貨,也告知“限購”。
加拿大食品、健康及消費品協會稱,這種情況“前所未有”——許多發燒兒童家長為弄到一點兒童退燒藥,只得帶孩子去看急診。即便如此,有些醫院急診部的兒童退燒藥也已告罄。
在歐洲國家,兒童退燒藥短缺現象也十分普遍和嚴峻。如在德國,許多藥房反饋稱,兒童退燒藥自夏季以來庫存即已告罄,入冬后問題更加嚴峻。盡管德國聯邦藥品和醫療器械研究所已兩次介入,試圖解決這一問題,但效果均不理想。德國藥劑師聯合會表示,未來兒童退燒藥供需缺口還可能進一步擴大。
甚至,在一些傳統上很少傳出退燒藥短缺的國家,如以色列、土耳其,日前也出現了退燒藥供應不足的問題。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醫藥機構稱,“最基本的感冒藥和退燒藥都無法提供,兒童抗生素糖漿、非處方止痛藥、退燒藥、普通感冒藥,什么都缺”。以色列專家們則開始在媒體上呼吁“非必要不服藥”,并熱衷于介紹各種替代藥物的退燒“偏方”。
退燒藥產業鏈短期難以理順
看似“全球發熱”情況類似,但退燒藥短缺原因其實各不相同。當然,其中一些原因也與各國的新冠疫情防控政策變化有關。
美國、德國一些公共衛生專家和藥品企業,如德國一家著名藥房的醫藥顧問指出,美國、德國許多地方自今年初就已出現退燒藥短缺現象,是因為新冠疫情防控措施放開,導致異常發熱者增多所致。
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則將退燒藥短缺的主要原因,歸咎于生產和貨源的管理失當。
如加拿大,許多反對黨議員、衛生專家和社會學家指出,聯邦衛生部出于保護本國藥品企業的目的,直到8月以前都拒絕增加從境外進口退燒藥,而只是下指令增加國內產能。直到11月中旬,加拿大全國藥房幾乎都找不到兒童退燒藥,甚至部分醫院急診部門也缺貨,政府方面才表示,“開始增加從美國和澳大利亞拿貨”。
成本問題導致歐美藥品企業不愿生產退燒藥,是供應不能滿足增量需求的一大因素。
素以制造廉價仿制藥著稱的以色列梯瓦制藥公司指出,在諸如德國、法國、加拿大這樣的福利國家,不論處方藥或非處方藥,退燒藥都屬于被嚴格限價的低價低附加值產品,如德國一瓶兒童撲熱息痛果味糖漿,10年來售價一直穩定在1.36歐元,“從長遠看沒有一家公司愿意持久生產下去”。
如長期生產這類藥品的德國制藥公司,今年夏天就已拒絕再接藥房冬季備貨的新訂單。而加拿大公共衛生專家也表示,聯邦衛生部“鼓勵本國藥企接單”的做法費力不討好,同樣是因為本國藥企因生產退燒藥不賺錢甚至賠錢而不愿擴大產能。
令當前退燒藥緊缺局面雪上加霜的是,今冬又適逢北美等地十多年未遇的流感“大年”。如據美國11月28日官方數據,該國單周流感住院率創2010年至2011年流感季以來同期最高紀錄。流感的肆虐令發熱患者人數陡增,退燒藥的需求自然也水漲船高。
而且,正如德國藥劑師聯合會指出,全球退燒藥基本原料主要來自亞洲,其中個別活性成分甚至只有中國可以穩定量產,中國國內退燒藥需求劇增,勢必影響到歐洲藥企的退燒藥生產。韓國食品藥品安全部和幾大藥企,也已經發出類似警告稱,韓國國產退燒藥生產面臨“重大沖擊”。
對此局面,各國有關部門均表示“應采取應對措施”,并“相信供需缺口是暫時的”。但不少公共衛生專家卻對此表示懷疑。
因為,新冠疫情防治策略調整、季節性流感暴發等因素,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影響減弱,但另一些因素,如退燒藥低售價、低附加值導致藥企缺乏增產積極性,短期卻難以改變。
尤其是,政府又不愿或不能像推動新冠疫苗生產那樣,為退燒藥生產提供更多補貼。加上大多數退燒藥是非處方藥,既不能被醫保覆蓋,又不宜賣得太貴,更增加了問題的復雜性。德國聯邦衛生部就表示,鑒于理順退燒藥產業鏈的空前復雜性,“2026年之前很難從根本上扭轉局面”。
而更加讓人擔心的則是,如果因為當前的退燒藥供需缺口,投入大量資源增加產能,需求一旦退潮至正常年份,屆時供過于求的“反向危機”,會導致更多藥企加速退出費力不討好的退燒藥生產行列。小小退燒藥,就這樣讓各國的公共治理智慧面臨緊迫而重要的現實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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