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記者 胡艷明 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開放正在全面“加速度”。
2月25日，在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和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聯合主辦的“明珠灣金融峰會（2023）”上，《粵港澳大灣區數字金融的發展機遇、挑戰與前景》（以下簡稱《報告》）正式發布。
“來到粵港澳大灣區，感受到它是整個中國經濟最具活力的地方，粵港澳大灣區的數字金融發展機遇挑戰和前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報告》負責人之一，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院長助理沈艷在發布會上表示。
《報告》總結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數字金融的優勢條件與現狀，分析提出了大灣區數字金融發展仍然面臨的兩方面挑戰：如何創新、如何融合，并建議未來三個發展方向。
大灣區的金融機遇
2月23日，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廣東省人民政府聯合發布《關于金融支持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的意見》和《關于金融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意見》（分別簡稱“橫琴金融30條”和“前海金融30條”）。
“橫琴金融30條”和“前海金融30條” 各提出三十條金融改革創新舉措，涵蓋民生金融、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現代金融產業發展、促進跨境貿易和投融資便利化、加強金融監管合作等方面。這也是繼《關于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大灣區“金融30條”）后，政策層面對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發展的又一個重磅文件。
從全球的視野，全球一共有四大灣區：紐約、東京、舊金山和粵港澳大灣區。《報告》認為，大灣區具有“一國兩制，雙向循環，三套法律，四大中心，五位一體”的獨特區位特征，大力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其中一國兩制指的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雙向循環:內外雙循環耦合點；三套法律:海洋法系、大陸法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四個中心:香港、澳門、深圳、廣州四個金融中心；五位一體包括國際金融中心、創新中心、制造中心、航運中心、人才中心。
如今，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業發展質量如何？《報告》綜合評估認為，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業發展具有政府和市場結合比較好、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比例合理、線上和線下服務融合好等特征，具備技術、資源和制度的優勢。
在數字金融方面，《報告》稱大灣區也有非常突出的金融科技發展實踐，可以總結為 “三升三降”：擴大服務規模、提高業務效率、改善用戶體驗、降低運營成本、控制業務風險、減少人工接觸。展望未來，數字金融在助力大灣區進一步融合發展方面具有良好的前景。
數字金融面臨如何創新與融合的挑戰
在廣闊前景下，《報告》也提到，數字金融在大灣區的發展也仍然面臨一些挑戰，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如何創新、二是如何融合。
第一，大灣區金融創新與實體經濟發展對接不足，金融發展和和創新企業存在錯配。制造業是粵港澳大灣區最大的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達到33%，在世界四大灣區當中最高。但大灣區制造業生產模式仍較為傳統，“大而不強”的問題較為突出，轉型升級亟待金融支持。
第二，區域內部不平衡和差異性在金融領域表現突出。這主要體現為金融數字化渠道滲透率差異大（珠三角城市群目前領先于港澳地區），金融監管制度和實踐不易對接，金融市場成熟度差異大。
例如，在內地移動支付等非常普及，而在香港手機上的移動支付的安裝比率還只有20%左右；粵港澳三個地方金融監管制度不一樣，實踐在具體做法上也存在比較大的差異，例如香港金融法律屬于英美法系下，金融體系不同市場參與者并不具體分類，持牌法團可以申請不同牌照參與競爭，且這些牌照多按照業務大類劃分而不按照金融工具劃分。而內地金融機構不但要分業申請牌照，還需根據具體業務申請批準或者備案等方面。
第三，金融服務“互聯互通”不夠。不同金融體系擁有不同的制度、法律、政策等安排，粵港澳三地仍面臨如何接軌的問題。
另外對內地來說，與香港、澳門的金融體系融合，就相當于實現了金融開放。粵港澳大灣區流通的貨幣種類并不是單一的，并且澳元、港元以及人民幣的匯率、資金流動的管理機制均不相同。如果內地實現與香港澳門的融合，將對內地的資本流通管理帶來很大挑戰。
內地的資本項目并不是完全開放的，盡管部分有所開放，但是也需要收匯、結匯等單據證明。如果粵港澳實現金融融通，將減少粵港澳大灣區的資金流通難度，增加貨幣管理彈性，但也帶來了新的金融風險。因此，如何在解決金融法律體系、稅收政策、資金流通制度等因素制約、推動三地金融融合的背景下，防范相關金融風險，是重要的新課題。
建言大灣區數字金融三個發展方向
《報告》指出，面向未來，大灣區的數字金融在應對如何促進創新、以及如何推動融合方面，可考慮三個發展方向。
一是在推動普惠金融的基礎上支持科技創新。科創企業具有高成長、高風險、高收益、輕資產等特點，融資需求總體呈現出融資規模小，融資渠道少、持續性強、時效性強等特征。數字金融可以有效彌補傳統金融體系在解決信息不對稱方面的不足，緩解科創企業的融資難問題。此外，還可進一步探索數字金融賦能股權市場的路徑和業務模式。
二是在發展消費金融的基礎上推動產業金融。大灣區數字金融未來可考慮更多對企業客戶的服務。在新一代數字科技的支撐和引領下，以數據為關鍵要素，以價值釋放為核心，以數據賦能為主線，擴大企業服務范圍，推進產業金融發展，打造全方位產業金融服務方案。
三是在發展境內業務的基礎上擴展跨境互聯互通。可從技術、貨幣和制度三個角度展開。
在技術型融合方面，針對數據跨境互通這一關鍵瓶頸，推動統一數據跨境流動相關標準、發展區塊鏈和隱私計算技術等相關數字技術；在貨幣型融合方面，憑借區位優勢，大灣區可以加強支撐數字人民幣走出去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頂層設計，并提供更多數字人民幣跨境支付應用場景；在制度型融合方面，可從加強相關機構協調不同區域的制度理解和執行入手。同時，還需要設置一套類似于宏觀審慎政策的體系框架，在實現穩健開放的同時，保障金融穩定。
對于數字人民幣對粵港澳融合的作用，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黃益平表示，“我的理想是將來以人民幣作為粵港澳大灣區交易的主要貨幣，我甚至一直呼吁把香港做成全世界最大的離岸的人民幣市場。這有助于將來人民幣國際化。”
《報告》同時提出，大灣區進一步發展數字金融仍需要更多政策支持。比如，加快金融大數據建設，為數字金融促進創新提供數據基礎；推進數字新基建，為數字金融促進產業金融提供基礎設施；清除一些政策障礙，讓數字金融更好地支持跨境交易，促進粵港澳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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