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以“元啟無限 AI創未來”為主題的2022屆“天馬杯”全國高校科技創新大賽將在渝開賽。
本次大賽由馬上消費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馬上消費”）主辦，將聚焦數字人領域，為廣大高校學子創業、創新提供觀點與思路的交流平臺，集聚一批具有向上力與帶動力的國內外優秀人工智能創新人才，進一步促進重慶科技創新和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圖說：重慶一數字化建設現場。馬上消費供圖
本次大賽，其實是重慶全市上下、各行各業奮力推進數字重慶建設的一個縮影。前不久，重慶召開數字重慶建設大會，提出聚焦“一年形成重點能力、三年形成基本能力、五年形成體系能力”目標，加快建設“1361”整體構架，形成一批具有重慶辨識度和全國影響力的重大應用，打造引領數字文明新時代的市域范例。
目標已明確，重慶應該如何做，才能在數字重慶建設方面盡快取得好的成果？就此，浙江大學智能系統與控制研究所教授劉勇分享了自己的觀點。劉勇認為，數字化改革走在全國前列的浙江的經驗，或許能帶給重慶啟示。
浙江數字化綜合發展水平排名全國第一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今年4月下旬發布的2022年數字中國發展地區評價結果顯示，重慶數字化綜合發展水平位居全國第九。這表明，重慶數字化改革成效在全國來看還是不錯了。
不過，與高居榜首的浙江相比，重慶還存在一定差距。
公開數據顯示，2022年，重慶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超過8%，同期，浙江的這一數字則達到了11.6%。
浙江數字化綜合發展水平排名全國第一，與其大力推行的“全域數字化改革”有很大關系。
據劉勇介紹，2021年，浙江省率先在全國提出推動全域性數字化改革，開啟了全省數字化改革的新探索和新實踐，加快推進數字浙江建設。該省提出，以數字化改革作為新發展階段全面深化改革的總抓手，利用數字技術和數字化思維，對省域治理的體制機制、組織架構、方式流程、手段工具進行全方位、系統性重塑，從整體上推動省域經濟社會發展和治理能力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全域數字化改革的浙江經驗
那么，浙江是如何有效推動“全域數字化改革”的呢？劉勇總結出了四點。
一是加強“頂層設計”，在全省層面統籌布局“1+5+2”數字化改革整體架構，著力構建系統配套、遠期和近期相銜接、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數字化改革工作體系，找準工作發力點和努力方向。
其中，“1”是指一體化智能化公共數據平臺，致力于解決數據問題，即統籌建設省市縣三級公共數據平臺，實現數據省級統管、按需回流地市，服務基層；“５”是指運行黨政機關整體智治、數字政府、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法治五大綜合應用體系；“２”是指構建理論和制度體系，推動改革實踐上升為理論成果、固化為制度成果。
目前，浙江已將“數字浙江”品牌定位為“全球數字變革高地”，并迭代完善了“1612”體系架構。
二是多主體跨界協同，一體推進。浙江省數字化改革各模塊建設由各級領導承擔第一責任。如，省委書記親自謀劃、部署和推動整體改革，省委改革辦作為總牽頭單位負責統籌推進，省大數據局牽頭一體化智能化公共數據平臺，等等。由此，形成了在省市縣鄉的縱向各層級之間、各部門的橫向各領域之間以及網絡平臺數據場景規劃設計等業務之間的多主體跨界協同、一體推進的良好局面。
三是以Ｖ字模型工作法作為全省數字化改革的核心方法路徑。即通過Ｖ字模型持續迭代，將“業務協同模型”和“數據共享模型”貫穿到數字化改革的各領域、各方面、全過程。其中在Ｖ字下行階段，全面梳理黨政機關核心業務，從治理與服務兩個維度賦予定義，從宏觀到微觀，實現核心業務數字化:在Ｖ字上行階段，再造業務流程，將核心業務組裝集成為“一件事”，推進原有業務協同疊加新的重大任務，從微觀到宏觀，設計標志性應用場景，找到“破點—線—成面—立體”的最優方案，推動整體智治體系的整體性優化和系統性重塑。
四是以“小切口”打造標桿。浙江省數字化改革堅持頂層設計和基層創新相結合，鼓勵市縣區聚焦百姓、企業和基層的高頻事項，聚焦當前工作中的痛點、堵點、難點，聚焦經濟社會重點環節、關鍵領域，設計數字化改革小切口，從局部重點領域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數字化改革亮點成果。
如，杭州市機關事務管理局開發建設了智慧機關事務綜合平臺、“杭州機關事務”浙政釘掌上端門戶與“杭州機關后勤”微信公眾號，搭建了電腦端加雙移動端的數字化體系架構，實現了核心業務系統的統一門戶管理和服務保障事項的網上辦、指尖辦。
數字浙江建設帶給重慶五點啟示
浙江數字化改革經驗，可以帶給重慶哪些啟示?劉勇認為，借鑒浙江經驗，重慶可以從五個方面去思考推動數字重慶建設。
其一，要對數字化改革進行整體思考和頂層設計，為數字重慶建設確定目標、路徑和方法。同時，完善相應的制度和規則，讓各區縣、各級政府部門和各行各業在統一的框架下推進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升級 。這樣，可以確保數字化改革決策的穩定性、工作的持續性、改革的深入性，避免各區縣各部門各自為陣，一盤散沙，從而形成推動數字重慶建設的強大合力。
其二，各級領導干部的思維要“變”。所謂“變”，就是管理者要跳出原有的政府管理思維模式，形成運用數字化思維去認知、思考、解決問題的習慣，利用數字技術促進各領域流程再造、規則重構、制度創新，實現從“適應數字化、運用數字化”到“駕馭數字化、引領數字化”的轉變。
其三，要做實做精“小切口”應用場景。經濟社會與管理的“小切口”場景數量不是越多越好，尤其是，在經濟領域，誰能挖掘出有價值的“小切口”場景，誰就能引領下一階段全域數字化變革發展的制高點。因此，重慶要特別重視在經濟領域找準、做實做精“小切口”場景。
其四，要打通數據壁壘。簡單來說，就是要在確保數據安全的前提下，從制約數據共享的“信息孤島”入手，統籌解決數據的標準化、通道、權責及更新等問題，最大程度地開放數據資產，促進數據關聯應用。
其五，推動多元主體參與數字重慶建設。數字化改革涉及經濟、社會各個領域，僅僅依靠政府力量是不夠的。因此，重慶可以成立圍繞創新業務和場景的跨部門合作創新小組，吸引產業界、科技界、投融資專家、民間智庫等參與，把政府從全能者變為統籌規劃者。通過多元主體之間的協同交互，實現對各個服務場景進行治理，共同創造社會價值。
比如，如果把像馬上消費這樣的科技企業吸納進創新小組，依托其在數字化領域的研發成果及應用實踐經驗，就有利于加快推動重慶經濟社會的數字化轉型。
圖說：馬上消費后臺技術運營中心。馬上消費供圖
作為一家科技驅動的持牌金融機構,馬上消費目前已自主研發出超1000套核心技術系統，累計申請大數據、人工智能和云計算等領域的發明專利超1000件，在數字化方面形成了核心競爭力。利用這些研發成果，該公司不僅打造了自己的智能風控、智能獲客、智能營銷、智能客服等消費金融業務應用場景，還為其他金融機構及非金融行業數字化轉型賦能。如，打雜了金融行業首個企業級“虛擬數字員工”，與重慶市公安局合作打造全國首個數字警察，與養殖戶合作打造智慧養雞場等。重慶可以與馬上消費等領先的科技企業合作，利用他們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方面的前沿技術，結合最新的大模型技術，加快推動數字重慶在更多場景中的落地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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