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面對日益激烈的國內市場競爭，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將目光投向海外，尋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而我國日益深化的制度型開放更是“加速跑”，一系列新政策陸續出臺，為開放合作提供了新機遇。
全球經濟如何實現平衡增長？中國企業要抓住哪些制度型開放的新機遇？怎樣才能成為真正的國際化企業？在出海戰略、再造優勢方面又該做何選擇？
8月15日，在由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主辦的第四屆智薈中歐·北京論壇上，聚焦“企業全球化經營的機遇與應對”，多位專家學者就上述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要在三個領域擴大開放
財政部原副部長朱光耀在主旨演講中分析了當前國際形勢變局下主要經濟體的地位和作用。他表示，2023年全球GDP總計約105萬億美元，僅有中美兩國GDP超過10萬億美元，且兩國之和約占全球總GDP的45%。
朱光耀表示，兩大經濟體之間的關系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影響巨大。雙方的貿易爭端問題，是需要在發展中有效解決的課題。“如果全球分裂成兩個對立的集團，建立兩套平行的供應體系，將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產生極大沖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明確給出了他們的測算：如果建立完全平行的兩條供應線，對全球GDP的負面影響約是7%至12%，也就是說全球GDP總額要減少7萬億至12萬億美元。”朱光耀稱。
與此同時，朱光耀也指出，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金磚國家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不斷提升。如今，東盟已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要著重考慮在《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框架之下，更加促進相互的融合與互利。
此外，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加快制度型開放做出了安排，朱光耀分析認為，這體現出我國已經從邊界的開放、商品貿易和市場準入的開放，到如今要在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上與國際接軌，邁入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他強調，要繼續堅持維護和完善現有的國際秩序，切實維護我國海外利益，千方百計推進雙邊投資協定和自貿協議的簽署，抓緊推進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601099)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在投資、貿易、數據流動等領域擴大開放。
要在供應鏈環節提高庫存冗余度
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現代企業建設是重中之重，其中企業全球化又是一個要點。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金融學教授、中歐企業與資本市場研究中心主任黃生表示，當前，A股上市公司海外收入占比正在以每年兩位數的速度增長。但在此過程中，地緣政治等因素帶來的挑戰和問題也在增加。最新數據顯示，2024年上半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增長了13%，但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下降了20%。這意味著結構性的變化已有體現。
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國內形勢變化，中國企業要如何應對全球供應鏈體系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又該怎樣更好地實施國際化戰略？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研究員劉培林認為，微觀上全球企業都推行“零庫存管理”，這么做降低了企業成本，但從全球供應鏈韌性角度看，就會形成合成謬誤，降低了供應鏈抵御突發沖擊的韌性。劉培林指出，應該在供應鏈關鍵環節提高庫存冗余度，這也許會比原來的成本提高一點，卻比各國自建完整供應鏈的成本低得多，同時也能促進全球分工體系正常運轉。
劉培林同時建議，可以將國家對外援助資金中的一部分作為出口信貸基金，用于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購買中國企業的工業設備。這樣，對方國家得到的是制造業項目和工業化能力，也能建立現金流和項目還款能力，而國內企業設備大規模更新也有了更大的騰挪空間，對外援助的現金流和回報率也會更好。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副教務長、法國依視路會計學教席教授許定波則表示，全球化對中國和世界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顯而易見，而“脫鉤”對雙方都會帶來巨大的實質性傷害。真正的全球化企業要利用全世界的資源，以開闊的胸襟擁抱全球競爭和合作。
對于中國企業如何推進全球化運營，許定波提出了幾點建議：一是全球化有其階段性，企業出海在不同的階段要注意關注不同的問題；二是調研各區域市場的差異，關注地區和國別風險的特點；三是分析如何利用中國的比較優勢，比如完整的生產和供應鏈體系等，為當地賦能；四是在治理海外公司時，要控制核心的管理信息系統、財務系統以及業績評價體系，在此基礎上盡可能發揮當地團隊的創造力，融入當地文化，成為一個好的“當地企業公民”。
保障安全最根本手段是以開放破“圍堵”
在企業全球化經營的大形勢下，開放與安全的平衡問題備受各界關注。對此，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中國WTO研究會研究部主任崔凡分析稱，保障安全的最根本手段是以開放破“圍堵”。
崔凡指出，當前中國對外開放模式已發生變化，特別是今年在開放領域亮點頻出：今年3月國家先后出臺了全國版和自貿區版的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以及《促進和規范數據跨境流動規定》；4月份發布了《關于開展增值電信業務擴大對外開放試點工作的通告》，部署在北京、上海、海南、深圳等四地開展增值電信業務擴大對外開放試點，取消包括互聯網數據中心（IDC）、內容分發網絡（CDN）等增值電信業務的外資股比限制。7月份出臺了《關于創新信息通信行業管理、優化營商環境的意見》進一步試點擴大增值電信業務開放，并深入推進電信業務向民間資本開放。
崔凡認為，這一系列改革舉措在統籌開放與安全的同時，也體現出中國和世界經濟的融合程度仍在上升，將給企業提供巨大的機遇。隨著制造業對外資股權限制措施的清零，下一步對外開放的重點將轉向服務業，尤其是電信、數據等數字經濟的核心產業。依賴數字技術發展的跨境交付服務貿易，也是當前全球化進入新階段的亮點。
中國企業出海涉及數據跨境流動，需滿足境內外的監管要求。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全國信息安全技術標準化委員會委員洪延青曾參與多個國家標準的制定，他關注到目前歐美國家仍沒有放松對于數據向中國流動的限制，影響了中國企業全球一盤化的運營。
“在世界各國對于數據和網絡安全要求日益提高的背景下，數據安全和個人信息保護是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的重要命題。”
洪延青呼吁，企業在探索海外市場時要高度重視數據和網絡方面的合規工作，特別是數據安全、個人信息安全和網絡安全，要將其視為“生命線”，打造法律人才隊伍，規避數據合規和隱私安全的“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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