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人論壇把脈中國經濟 2019年怎么走？

2月16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9年年會”在北京舉行。圖/視覺中國

上周末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給最近的中國經濟“把了把脈”。2月16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9年年會在北京舉行。今年年會的主題是：“如何實現‘六穩’，保持經濟長期向好”。“六穩”，即“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中國經濟50人論壇是由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于1998年6月在北京共同發起組成的非官方、公益性學術組織。論壇成員雖然身份不同，但在會上往往能夠切中問題“要害”，道出核心癥結，點明解決辦法。

統計局此前發布的數字顯示，初步核算，2018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GDP）900309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6.6%，實現了6.5%左右的預期發展目標。2019年中國經濟怎么看、怎么辦？或許能夠在這場會議上找到答案。

穩就業：經濟調控要堅持社會政策托底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表示，目前失業現象主要是自然失業，政策重點應放在培訓等公共就業服務。

他建議，宏觀經濟政策決策以5%調查失業率為基準，適時適度運用政策工具調控經濟。通過改革可提高潛在增長率，而實施調控政策與否，都要堅持社會政策托底。

據媒體報道，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宋曉梧認為，在就業、工資、社保三者當中，就業是第一位的；應該可以適當地調整最低工資、適當降低社會保險費、養老費。一定要盡快實行基本養老保險的全國統籌，要統一繳費率，統一繳費基數。在穩就業當中，要處理好城鎮就業和農民工就業的關系。

穩金融：利率市場化很關鍵

針對此前出現的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話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表示，經濟要轉型，但金融部門沒有轉過來。中小企業被擠出正規市場，非正規金融的利率被推高。一方面杠桿率過高，而另一方面流動性滲透不到實體經濟。

黃益平指出，利率市場化很關鍵，不僅僅是資金效率和金融風險的問題。利率不市場化，金融機構無法為中小企業提供商業可持續的服務，另一方面，行政手段見效難，甚至可能適得其反。他指出，利率市場化將提高正規部門的利率，但會降低非正規部門的利率。

穩投資：更大程度調動市場投資

據媒體報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表示，去年固定資產投資降幅較大，已連續9年下滑。其中，基礎設施投資回落幅度最大。從今年1、2月的情況看，可以判斷投資下行的壓力還在擴大。

他建議，一是要澄清和統一思想認識。王一鳴說，現在一說擴大投資，很多人認為是要放水。但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資本存量和人均資本存量都比發達國家低得多。二是要避免投資擠出效應，避免低效投資，更大程度調動市場投資。加大改革力度，重構市場主體的信心。三是要適度加大對新型基礎設施的投資，尤其是在5G、工業互聯網等領域。

適應中速平臺上的高質量發展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表示，中國經濟目前處于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的階段，下一步要適應中速平臺上的高質量發展。

劉世錦表示，過去八年以來中國經濟經歷增長階段的轉換，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今后兩年大概還將保持6%以上的增速，2020年以后應該在5%-6%之間，或是5%左右。另外，過去帶動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基建、房地產投資、汽車等重要工業品，包括出口，都已經出現了歷史需求峰值，正在尋找一個低速增長的均衡點。所以中國經濟要尋找下一步新的增長來源，應該轉換目標，即中速平臺上的高質量發展。

劉世錦提出了五大增長來源。第一是低效率部門的改進，其中有兩個典型的領域，一是基礎產業領域，如能源、物流、通信、金融、土地五大基礎性領域，由于行政性壟斷帶來低效率、高成本。另一個領域是城鄉之間土地資金、人員等生產要素不能充分流動帶來的多方面的問題，抑制了很大的增長潛能。

第二個增長來源是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和人力資本提升。第三個增長來源是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最值得重視的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第四是前沿性創新，特別是在數字經濟領域。第五個領域是綠色發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和環境保護，能夠產生巨大的消費創新和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實際上可以形成一個和傳統工業化模式相競爭并獲勝的一種新發展方式。

劉世錦指出，高質量發展其實也是高難度增長。要真正利用好五大增長來源，必須下決心、實質性地推動改革，按照十九大報告，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主力要放在土地、國資國企行政性壟斷、行業服務業開放、金融、財稅、社保等領域的改革。改革的目標也應該進行相應的調整，應該提出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的目標。

另外，還要全面清理和改革政府管理產業和企業的方式，要從過去計劃經濟色彩比較強的規劃模式，切實轉變到建立和維護公平市場秩序的平臺上來。

■觀點聚焦

方星海當前新股發行制度使投資者盲目追漲

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發表演講表示，研究發現，當前新股發行制度安排使得二級市場投資者預期高度一致，盲目追漲，放大了價格扭曲，造成新股長期回報率低下。方星海的演講介紹了一項研究上市首日限價合理性問題的報告。自2009年7月至2014年6月期間，我國股票發行基本采取詢價方式，新股上市首日基本不設漲跌幅限制。2014年7月至今，新股發行采用一級市場價格調控（不超過23倍市盈率）疊加二級市場首日漲停限價（發行首日漲幅不超過44%）的聯合機制安排。

方星海的報告引入了“極大市盈率”這一概念來度量新股二級市場短期價格表現。極大市盈率是自新股上市起股價連續上漲至最后一個上漲日達到的收盤靜態市盈率。

方星海介紹，研究發現當前制度安排導致新股發行上市后二級市場短期內價格超漲（彈簧效應），新股二級市場短期定價水平顯著超過了以往時期。當前的制度安排下，新股上市后連續上漲時間更長，極大市盈率更高。限制之前，發行市盈率的均值是48，中位數是46；限價以后，極大市盈率均值為63.9，中位數為56。達到漲跌停板打開的天數也大幅增加。

研究的第二項發現是，當前制度安排使得二級市場投資者預期高度一致，盲目追漲，放大了價格扭曲，造成新股長期回報率低下。新股達到極大市盈率后長期回報率，1年超額累積回報率從限價前的-8.7%到限價后的-18.3%，2年超額累積回報率從限價前的6.1%變為限價后的-12.5%。總體來說，限價以后回報率更低。

另外，由于創業板相對主板股票市值更小，因此更容易誘發投資者盲目追漲，導致在當前制度安排下，創業板新股二級市場價格扭曲更加嚴重。

方星海總結稱，二級市場價格改革相對容易一些，“二級市場的價格改革如果改好了，能夠很快達到二級市場價格均衡點，其實是為今后IPO的價格改革創造一個很好的參考”。

陸磊保儲備還是保匯率是一個偽命題

外匯局此前公布的數字顯示，2018年全年，外匯儲備規模出現小幅波動，但總體保持穩定。在全球經濟增長分化、金融市場波動性明顯加大背景下，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人民幣匯率及市場預期總體穩定，跨境資金流動和國際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為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穩定提供了堅實基礎。

截至2019年1月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0879億美元，較2018年12月末上升152億美元，升幅為0.5%。

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陸磊在會上指出，保儲備還是保匯率是一個偽命題。他認為，外匯市場的前沿性決定了儲備的第一性。外匯儲備在系統性風險中有逆周期緩沖作用，然后才有匯率穩定、本幣流動性的可置信度。

關于外部沖擊，他提出三點延伸性思考：一是新興市場的所有危機教訓都在于內部失衡，即實體經濟缺乏競爭力和高杠桿；二是外部風險管控只是贏得了時間，若無內部可置信的結構性改革，僅僅是延緩系統性風險；三是預期的高度靈活可變性決定了短期外部平衡的脆弱性。

徐忠鞏固改革預期要進一步改進決策機制

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在會上指出，要進一步改進決策機制，改革問責機制，改革文件的實際理念，改革文風，才能鞏固改革的預期。

徐忠提出，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于建立規則明確、透明、市場化、法治化的高水平市場經濟體系，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優先解決的問題是提高決策的科學性、有效性和精準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決定，做出了頂層設計，相關部門出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徐忠表示，他認為已出臺的政策文件存在幾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文件表述中一些改革的難點和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往往沒有提到。徐忠認為這可能與政策文件的制定過程和決策機制有關。在文件起草過程中，各部門之間存在分歧的問題往往會從文件中拿掉，而這些問題恰恰是改革需要解決的重點。

其次，從文風來看，政策文件往往追求大而全、面面俱到，但具體如何改革往往語焉不詳，需要相關部門出臺細則才能執行。徐忠表示，我國的政策文件大多結構工整而相似，涵蓋改革的方方面面，但對政策的細節表述卻很少，很多文件中用了“鼓勵”“支持”等表述，但如何鼓勵和支持并不清楚。多個文件出臺實際效果達不到預期，也會影響市場主體的預期。

第三，很多文件并未體現政策制定的科學性，體現市場化導向、激勵相容的機制以及系統化的分析框架。往往是為了短期的目標，用行政化的手段去改變一些長期性的制度。徐忠認為，制度保持穩定，是穩定預期的一個關鍵。第四，從執行上看，我國存在立法部門化、行政部門具有較大自由裁量權的問題，無法真正體現市場化和法治化。

徐忠表示，近年來，我國出臺了一系列的改革，客觀成績是實實在在的。只有進一步改進決策機制，改革問責機制，改革文件的實際理念，改革文風，才能鞏固改革的預期，增強市場主體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市場信心。

新京報記者宓迪顧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