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祝嫣然 馬曉華 鄒臻杰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國公共衛生醫療體系的短板。因此,當務之急是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中央也多次召開會議傳遞出這一信號。
結合疫情防控,今年全國兩會召開之際,代表委員們圍繞疫情暴露出的問題建言獻策,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
21日,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第一場“委員通道”上,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王辰表示,這場大疫之后應痛定思痛,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首先要搞好醫學教育,要形成吸引優秀人才的機制;其次是醫學研究,中國應構建一個能夠引領統籌醫學研究大格局的國家級醫學研究機構,還應設立針對醫學、健康、科學的國家級基金。
隨著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豐臺區方莊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吳浩提出建議,要補公共衛生短板,夯實基層網底。
“公共衛生是預防醫學、臨床醫學和社會的集合體。預防是防范傳染病最好的手段,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要和健康中國、健康社區建設關聯起來,突出整個體系的構建。因此,不是要補‘疾控’的短板,而是要補‘公共衛生’的短板。”吳浩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完善公共衛生體系
2月3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強調,要針對這次疫情應對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國家應急管理體系,提高處理急難險重任務能力。要對公共衛生環境進行徹底排查整治,補齊公共衛生短板。
習近平總書記在5月8日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也指出,要改革完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建設平戰結合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體系,健全應急物資保障體系,加快構建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深入開展愛國衛生運動,不斷完善我國公共衛生體系,切實提高應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5月18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則明確提出“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強化公共衛生法治保障,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健全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優化醫療衛生資源投入結構,加強農村、社區等基層防控能力建設。完善優化重大疫情救治體系,建立健全分級、分層、分流的傳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機制。完善突發重特大疫情防控規范和應急救治管理辦法等。
“如何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要注重醫防結合。”王辰強調,今后特別要注意,要促進醫防的融合,只有“醫”“防”融合起來,才能更加有力地應對重大挑戰。
全國人大代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院長李為民是抗疫一線的醫護人員,他建議,我國應該重構防、控、治一體的突發公共衛生管理和服務體系,建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直報系統和長效機制。
作為公共衛生體系的重要一環,傳染病醫院是抗擊疫情的核心陣地。但現階段,其規模、布局和學科設置等都無法應對大規模疫情的暴發。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主任、上海申康醫院發展中心副主任朱同玉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建議規劃建設“國家應急醫學與戰略儲備中心”。
朱同玉表示,根據我國人口分布特點,要應對10萬人級別的全國性疫情暴發,可按人口在全國超大和特大城市分區規劃約10家國家應急醫學與戰略儲備中心,每個中心應具備3000~5000床的收治能力。還可參照以色列等國家的模式,將該中心設計為地下醫院,平時作為車庫,戰時迅速轉化成病床。平戰結合的應急醫學中心在疫情暴發短時間內,即可收治大量病例,為其他醫院床位騰挪贏得時間,將疫情的損失降到最低。
而完善傳染性疾病的信息報告、發布等功能,是當下乃至將來我國公共衛生應急系統運行的關鍵。全國政協委員、國浩律師事務所首席執行合伙人呂紅兵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我國疫情信息制度中的信息報告、預警和公布來看,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尚有諸多不健全之處。”
在他看來,法律的不健全體現在多個方面,在信息報告方面,存在著向國務院衛生行政主管部門進行報告的主體規定不一致的問題。
對此,呂紅兵建議,首先應該將信息報告的主體確定下來,“比如,應在《傳染病防治法》中明確‘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為向國務院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報告疫情信息的義務主體。”同時,建議明確《突發事件應對法》、《傳染病防治法》中“隱瞞”“謊報”“緩報”等用語的具體含義,特別是對“謊報”進行準確界定,對報告主體無主觀惡意產生的報告信息偏差情形,規定相應的免責條款等;界定信息預警責任等。
夯實基層網底
吳浩經歷過武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之戰,彼時提出了“管控社區”的舉措。
2月初到達武漢后,吳浩作為中央指導組防控組社區防控專家組負責人,和其他專家組一起,共組成13個小組,走訪了武漢市377個街道、500余個小區和161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提出1275條問題和建議,均被當地政府采納和落實。吳浩表示,武漢的530個密接隔離點和康復驛站,都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人員在工作,為阻斷疫情傳播發揮了關鍵作用。
吳浩認為,新冠疫情防控有兩個重點,一個是對于確診患者的救治,另一個是社區防控。在疫情發生初期,武漢的社區防控存有漏洞。武漢封城解決了新冠病毒的向外擴散問題,但城內要想解決無序問題并讓傳染源“斷根”,就必須要做實扎牢社區防控。換句話說,如果社區沒有控制好,一線多少精銳部隊都會耗盡的。
除了在醫療衛生業務部門要分層級配一些相對專業的人,現有醫療衛生機構還要做到“平戰結合”,而非單純增加疾控的編制。平時注重防治實踐,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有“養兵”“練兵”的空間,“戰時”才能贏。否則疫情結束后,人員過多卻沒有等量的工作分配,可能留不住人才。而且,公共衛生也是一項長期的事業,居民長期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人員接觸,就近就便獲得健康咨詢,把健康素養培養起來,使人人有防控意識。防控傳染病,也有賴于老百姓(603883,股吧)生活方式的改變。
在武漢“戰疫”中,基層社區公衛人員的工作,為前線切斷了病人的輸送、切斷了傳染源,這個不為人注意的人群也凸顯了他們的價值。
而在疫情防控常態化下,吳浩提出了他的擔心,“隨著復工復學和復產的推進,人員流動顯著增加,社區在疫情防控上面臨著人手不足的問題,就更需要增強社區防控的精準性和科學性,形成常態化的社區防控方案。”
對此,吳浩建議,要夯實基層網底,建立多層次復合性公共人才建設。作為公衛的基層網底,全科醫生在承擔著防控的基礎工作。“戰”時,他們做著及時發現患者、隔離、觀察、分診等工作;平時,他們承擔著日常的健康守門人工作,“所以,這個隊伍需要多層次復合型公共人才,這個人才培養體系還存在問題,需要加強。”吳浩表示。
吳浩建議,將我國“5+3”長學制全科醫生一體化培養定位于培養合格全科醫生、潛在的教師和學術骨干;其次,是在“5+3”8年的醫學教育培訓中,將后“3”年主要安排臨床基地和基層實踐基地的相應臨床學科,接受與全科醫學相關理論和臨床技能培訓;加快推進我國臨床醫學教育學位體系改革等。
公共衛生醫療體系既要把加強公立醫療體系建設作為發力重點,也要發揮社會辦醫應有的支撐作用。全國政協委員張連起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建議:一是鼓勵社會辦營利性醫療機構參與高新技術企業認定,并享受相關優惠政策;二是優化各項準入政策,建議國家簡化審批條件,鼓勵非公醫院利用自身資金引進先進治療設備、高新技術等;三是在分級診療體系建設上給予同等政策待遇,鼓勵社會資本積極參與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四是鼓勵引導保險企業參與投資醫療機構,形成保險企業與醫療機構“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服務與保障結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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