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皓：制約中國家族信托發展關鍵有三個瓶頸

　　第三屆“全球財富管理論壇”第二日，論壇圍繞“后疫情時代的財富管理”這一主題展開，邀請海內外學界、業界人士，從中觀、宏觀的角度著眼于金融發展、金融科技創新以及消費端的迫切需求，深入觀察財富管理的未來發展趨勢。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全球家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 高皓,康乃爾大學發現真正能成功從一代傳承到二代的成功率不超過40%，能夠成功的傳到第三代不超過13%。比如說香港中文大學也有研究，對于上市家族財富傳承來講，傳承前和傳承后在上市公司控股家庭財富會縮水60%。所以很多案例，其實無非說一點，傳承是摧毀財富，或者說也是摧毀民營企業的最重要的單一因素。

　　他補充，在中國有3200萬家民營企業，有6500萬家個體工商戶，我們上億的市場主體假如說我們沒有很好處理傳承這樣一個非常重大的挑戰，那么可能意味著我們在3200萬家民營企業，我們即使是按照美國40%的成功率進行樂觀估計，意味著什么呢？可能是我們3200萬60%就是1800萬家民營企業有可能在傳承過程當中倒下，這意味著我們的就業，我們的稅收、我們的經濟增長、我們的社會穩定，可能都會帶來重大不利影響。現在我們在強調“六穩六保”，代際傳承有可能成為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風險。

　　高皓強調制約中國家族信托發展關鍵有三個瓶頸 。

　　以下為發言全文

　　高皓：謝謝李總！非常高興能夠再一次來到咱們北京副中心，我想跟去年的論壇相比，過去這幾年應該是國內國外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今天的話題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再來展開再來思考家族財富管理和傳承是特別有意義的。

　　我們講家族財富的管理跟我們這兩天談到的家庭資產配置既有關系也有區別，家庭財富管理和家族財富管理最本質的區別是什么呢？是代際傳承。家庭一般是指夫妻和他們未成年子女，家族是兩代人。所以我們講家族財富管理，這里面其實暗含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維度，也就是時間維度，他是一個超長期的財富管理的安排，如果是這樣的一個前提條件我們來思考家族財富管理，我想有一個領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們的制度層面。因為我們講整個財富管理的全生命周期涵蓋了財富的創造、財富的配置、財富的運用、財富的傳承，所以如果沒有一個非常穩定的可預期的制度環境，我想很難談像家族傳承超長期的財富管理的規劃和安排。

　　在這里邊我想最得重要的一個制度安排就是家族信托，我們知道在家族財富傳承過程當中，代際傳承實際上是對財富的巨大的毀滅。我們這兒其實有各種各樣的數據，比如說美國康乃爾大學，他發現真正能成功從一代傳承到二代的成功率不超過40%，能夠成功的傳到第三代不超過13%。比如說香港中文大學也有研究，對于上市家族財富傳承來講，傳承前和傳承后在上市公司控股家庭財富會縮水60%。所以很多案例，其實無非說一點，傳承是摧毀財富，或者說也是摧毀民營企業的最重要的單一因素。

　　在中國有3200萬家民營企業，有6500萬家個體工商戶，我們上億的市場主體假如說我們沒有很好處理傳承這樣一個非常重大的挑戰，那么可能意味著我們在3200萬家民營企業，假如說我們按照美國40%概率，這可能是樂觀的估計，因為我們有獨生子女政策，民企傳承轉型升級疊加起來，我們有地緣政治的挑戰等。我們即使是按照美國40%的成功率進行樂觀估計，意味著什么呢？可能是我們3200萬60%就是1800萬家民營企業有可能在傳承過程當中倒下，這意味著我們的就業，我們的稅收、我們的經濟增長、我們的社會穩定，可能都會帶來重大不利影響。現在我們在強調“六穩六保”，代際傳承有可能成為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風險。

　　我們講到了家族信托，他是解決代際傳承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我們看到美國、英國、日本包括意大利等等，這些發達國家他們廣泛采用了家族信托作為傳承企業傳承財富的工具，而且有一些國家比如像新加坡，他非常明確的提出把家族信托作為大力的吸引世界各國的頂尖企業家他們來落地，他們來新加坡設立家族信托，自然帶來了巨大的資金，帶來了高端的人才，我們講監管競爭實際上在家族信托這個領域體現的也是很明顯的。

　　但是我們看到，因為民企傳承是一個新問題在中國，所以我們目前距離真正理想的家族信托的基礎設施的架構，我想我們還是有比較大的差距的。所以這會導致什么問題呢？我們現在需求側有巨大的代際傳承需求。可是我們國內的供給側改革我們的供給不足，帶來一個直接問題是什么呢？我們不完全統計，在過去2年的時間，在海外設立家族信托的中國企業，他們裝入家族信托的信托財產的總量是多少呢？不完全統計8000億。

　　比如說我們拿馬云舉例子，馬云對阿里巴巴包括馬上要上市的螞蟻金服，馬云的持股自然人持股非常小是1.1%，就是說他剩下的98.9%的股份都是通過海外實體持來有的，包括家族信托是持有了62.7%，海外慈善基金會是占到了18.1%，開曼控股公司占了12.6%。

　　但是如果我們國內沒有這種制度供給，如果我們中國的企業家都去海外設立離岸的家族信托帶來什么風險和問題呢？我們講股權意味著企業終極所有權控股權，以企業控股權家族的財富信托設立在國外，可是他下面實業企業在國外，在我們進錯綜復雜，瞬息萬變的企業，有可能鏈條上面的政策變化傳導下來有可能變成國家經濟安全的“黑天鵝”。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個領域需求的巨大，我們在上個月去了中國信托登記有限公司，因為他是整個中國信托業的基礎設施，我們了解到最新的數據跟大家分享一下，截止到今年6月底，存量家族信托有9049個規模是1863.52億元這是家族信托。保險金信托有2950個規模是63.03億元，慈善信托394個規模是36.09億元。盡管總量并不是特別大，但是大家要知道我們是從0快速的增長，這代表說即使我們今天的制度還沒有完全能夠達到跟海外相媲美的程度，但是我們需求推動的家族信托實際上也是有了很大的發展。

　　我下面還想跟大家探討一個問題，我們講家族信托的功能大家比較了解我們不展開說。我想說很重要的一點，我們在傳統上認為，家族信托它只是一個針對微觀企業非常重要的基礎設施，其實在我們今天講的弘揚企業家精神，真正實現“六穩六保”當中也是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說很多企業家大家討論的時候會說起來，比如說山東企業家會舉例子，去年山東德州首富他是被他們一個信任的縣領導上臺之后因為意見不合被抓起來，3天時間公司破產清算，最有價值的資產強行變賣，咱們先不說這個事兒是是非曲直我們都是局外人，但是給企業家心理造成的沖擊是非常大的，百億資產幾十年創辦的企業一息之間就有這樣的變化。如果我們能夠用家族信托這樣的制度設計，真正能夠保護民企產權，促進民企傳承，我想這對于真正讓民營企業家吃下定心丸，還是非常重要的。

　　回過頭來講，心里制約中國家族信托發展關鍵的瓶頸，我今天想提三個方面：

　　第一個瓶頸，我們的《信托法》還是需要亟待的修法，我想這是很多人的呼吁，不管是我們的學者還是監管層面，包括銀保監會相關的部門，也在兩會上做了呼吁，包括我們的業界也一直在做相應的推動和呼吁。因為我們2001年《信托法》當時頒發的背景是把信托作為投資工具，作為短期融資工具，投資的工具，財富增值的工具，所以我們沒有考慮到像家族信托這樣超長期的財富管理的安排。如果你這個法律關系我們講不用界定的很清楚的前提下，可是作為投資工具1年、2年、3年就結束了沒關系，短期內不會產生巨大的不確定性和影響，但是我們講通常家族信托是幾十年甚至有上百年這樣的期限，恐怕在這種條件下，我們法律關系要進一步的明確和界定，而且有相當的權威和穩定性，所以我們講這是第一個瓶頸。

　　第二個瓶頸，我們信托制度發展除了法律最重要，我們還要有相應的基礎設施，比如說我們的《信托法》，信托生效的條件是我們要登記信托財產。目前，大多數還都是資金信托，可是我們知道任何一個國家兩類資產是構成了家庭資產負債表中最主要的部分，一個是房產一個是公司股權。不管是高凈值、超高凈值，他們資產覆蓋表里面，這兩類資產占到了60%或者80%。可是我們目前沒有全國范圍內，各類的資產能夠真正成為信托資產這樣的登記平臺，我們的中國信登僅僅是針對信托產品，金融產品做的登記，更廣大的資產類別目前還沒有涉及，我想這可能也是一個亟待要解決的問題。

　　第三個瓶頸，稅收，我們知道家族信托也好，慈善信托也好，實際上是引入了不同的的利益主體，我們講的委托人、受托人、保護人，這些是家族信托的主體，家族信托的客體是家族財產。在這個過程當中，因為我們過去沒有把不同主體之間的權利、責任、利益、義務有非常明確的界定，導致了不但法律關系沒有那么清晰，我們納稅的責任和義務也有待進一步的明晰。

　　舉一個現實的例子，比如說我們看到在前年美的集團何父子他們要捐贈60億這是中信信托幫助他們做的，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捐贈兩部分，20億現金早就完成了，可是到今天為止，美的61億的股票作為慈善信托到今天都沒有完成登記成立。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法律要清晰，我們的基礎設施要建立，我們的稅收要明確，我先拋磚特別期待后面幾位大咖帶來精彩的觀點。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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