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第一財經研究院
[ 在有效疫苗大規模投入使用之前，疫情將和人類共存共處。運用技術手段快速反應、依賴領導力和民眾支持的有效治理是應對疫情的不二秘訣。因為疫情導致的經濟“暫停”和大衰退，全球決策者推出了前所未有力度和規模的經濟和金融政策，將深刻影響未來。而國家和公共治理能力、經濟增長動力和資源調動能力將是決定未來國家實力的關鍵。 ]
和1918年“大流感”和1929~1933“大蕭條”相提并論，新冠疫情及其帶來的經濟衰退，已經讓全球的2020年變成極為特殊之年，并可能延續到2021年甚至是更長的未來。
疫情對全球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各國一邊執行各類防疫政策（主要是社交隔離）控制疫情發展，一邊借助一系列財政及貨幣刺激政策對沖由此帶來的經濟負面沖擊。5月份以來，一些國家在疫情還未完全受控的背景下重啟經濟，新增確診人數再度反彈并不斷創下新高，讓全球抗疫的行動變得更加復雜。
如今，新冠疫情的全球傳播仍在繼續，甚至還在加速蔓延。一些國家出現了疫情二次暴發，還有一些國家甚至從未出現拐點，而即便是已經控制住疫情的國家，常態化的防疫工作仍是必須。截至9月9日17時，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數已經達到了27598479人，全球每萬人中有36人確診；死亡病例898021人，每10萬人中有12人死亡。這些數字仍在繼續上升。
人們往往習慣在事件過去之后再去評判各方表現并做出總結，但我們并不想等到那個時候。在2020年第二季度，多國經濟出現了有數據記載以來最大的衰退，更重要的是，無數生命因此而失去，疫情帶來的次生災害仍在發生。整個世界將因新冠疫情而出現根本的改變，未來的行動將決定這些改變會如何發生。
為此，第一財經研究院聯合合作伙伴建立了一套包括“抗擊疫情” “經濟紓困”“國際合作”等3個方面、23項細項指標的評估體系，對全球108個國家疫情期間的表現進行綜合量化評估。通過評價各國在本次疫情中的表現，希望為后續全球抗疫和經濟恢復，以及應對未來中長期的結構性變化等相關問題提供思路與參考。
1方法論框架
我們的評估框架包括從“抗擊疫情”“經濟紓困”與“國際合作”三個一級指標出發，全面評估主要國家疫情應對與經濟復蘇情況。
●在抗擊疫情方面，主要考察各國防疫效果的絕對表現，包括確診與死亡病例數、確診病例增速等疫情相關指標。由于各國疫情暴發的時間先后并不一致，我們也考慮了各國確診、死亡病例超過100例8周后疫情傳播的趨勢，這種做法的目的是將各國置于同一起點。根據主要國家的經驗，如果配合有效的防疫措施，疫情傳播可以在6周左右逐步得到控制。
另一方面，由于各國醫療衛生條件、人口密度等具有明顯差異，應對疫情的難度不同，因此我們構建了相對指標評估防疫效果，即通過兩組指標的相對差異進行評分。假如一個國家醫療水平欠發達但確診病例占總人口比例在樣本國家中偏低，那么意味著這個國家可能在應對疫情上付出了更大的努力。最后我們也將各國在防疫中的政策效果、新技術應用豐富性納入評估框架，這包括實施社交隔離及時程度、民眾配合度與數字技術使用豐富度等指標。
●在經濟復蘇方面，首先考察疫情對經濟的絕對影響，包括國際機構在疫情前后預測經濟增長變化、制造業PMI（采購經理人指數）以及根據大數據建立的各國就業信心指標。另一方面，我們也全面梳理了各國政府的經濟紓困和復蘇政策，包括救助計劃的規模以及與市場溝通的表現，后者在應對危機時也至關重要。
●在國際合作方面，主要考察援助其他國家抗擊疫情的表現，包括資金援助與醫療物資出口限制情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數據可得性問題，資金援助只覆蓋政府部門對“世界衛生組織COVID-19團結應對基金”捐助的額度。
上述三個維度的一級指標，加上若干二級、三級與四級指標共同構成了我們的評估體系，權重設定的原則是強調疫情防控與尊重數據的絕對結果。詳細指標體系和權重見表1，數據采用的是截至8月31日的疫情數據和公開可得的經濟數據。
2評估結果
根據以上方法論體系，我們評估了108個國家在疫情應對和經濟復蘇方面的綜合表現。表2詳細列出了各國的排名和具體評分。不出意外，亞太國家表現突出，中國名列榜首；韓國疫情雖近期有明顯反彈，仍位居第4；斯里蘭卡、緬甸、泰國、越南、柬埔寨等亞洲國家和澳大利亞、新西蘭表現出色，位于前10位。在歐洲，德國表現最為突出，位列23；奧地利、希臘、瑞士表現較為突出。同樣不出意外，從領導力到民眾配合都出現明顯問題的美國和巴西分別排名第98位和89位。而全球范圍內為數極少采用所謂“群體免疫”策略，在國內和國際都引發巨大爭議的瑞典位于第90位。
根據傳染病模型SEIR與第一財經研究院研發的“基于社會關系網絡的病毒傳播模型”（下稱“社會關系模型”），我們估計了主要國家的事實傳染數。SEIR模型假設無癥狀感染一直存在，新增確診病例是此前疫情的延續。從這個角度而言，執行了嚴格防疫政策的國家（如中國、韓國、意大利等國）7月事實傳染數小于1，疫情處于可控階段。社會關系模型假設局部病例增加是新的疫情暴發，結果是即便那些前期成功抗疫的東亞國家7月事實傳染數已經大于1，意味著常態化的疫情防控仍是必須。
需要指出的是，各國公共衛生基礎、人口密度與人口流動等背景存在差異，意味著各國在抗擊疫情中面臨的困難并不相同。為了讓評估結果更加合理，以人口流動為指標，我們采用了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匯編的航空旅客數據庫，該數據庫包含了2018年所有航空旅行數據（國家間與國家內部），并以此為基線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公布的各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數（截至8月31日）進行比較。
我們計算了樣本國家航空客運量全球占比以及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全球占比。兩組比例數據的相關系數為0.66，這意味著一個國家的確診病例數全球占比有三分之二可以用航空客運量全球占比來“解釋”。以意大利為例，該國2018年的航空客運量全球占比為0.67%，與之對應的是，截至8月31日，該國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全球占比為1.09%。
在確立了可衡量新冠病毒感染情況的基線水平之后，便可以比較各國抗擊疫情的表現。我們的方法是通過計算“新冠病毒缺口”（Covid-19 gaps）——各國2018年航空客運量全球占比減去對應的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數全球占比——來比較各國在遏制疫情擴散方面的表現。若缺口為正，則意味著該國在控制疫情時的表現優于基準水平。在108個樣本國家中，巴西負缺口最大（-13.14%），表明新冠病毒感染率超過了我們根據其航空客運數據所能推測的預期水平；中國的正缺口最大（14.46%），表明在遏制病毒擴散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這與排名的評估結果相吻合。
完全且嚴格的社交隔離政策的目標是在短時間內切斷病毒傳播的路徑，但從今天來看，全球范圍內再度采取這種策略的可能性已經很小。5月開始，一些國家迫于經濟上的壓力，在疫情尚未完全得到控制的時候就重啟了經濟活動。當前的目標應該是在穩步重啟經濟的過程中防止病毒再次大規模迅速傳播，從而導致醫療資源“擠兌”等次生災害的發生。此時需要配合有效的檢測、追蹤、追溯策略并循序重啟經濟。
從最新數據看，主要國家8月制造業PMI都已恢復至擴張區間。但從上半年經濟增長來看，還是較早控制住疫情的中、韓兩國經濟萎縮幅度較小。主要國家的經濟表現顯示，減緩疫情傳播仍然是經濟真正復蘇的關鍵前提。
3抗疫“秘訣”
自新冠疫情蔓延以來，人類應對疫情的思路與歷次傳染病暴發相同，控制人員流動、防止交叉感染仍是抑制疫情蔓延的有效手段。多數國家和地區都陸續實施了相關抑制措施，希望通過限制活動和鼓勵社會隔離來遏制病毒擴散，但措施、程度以及實施的時間并不相同。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FT）編制的封鎖嚴格程度指數，中國是最早實施抑制策略的國家，包括韓國、越南在內的一些亞洲國家隨后也實行了廣泛遏制措施。歐洲、北美和非洲國家實施嚴格的限制措施相對較晚，其中一些國家抑制政策實施并不全面。比如在美國僅部分州實施抑制封鎖政策，與同時期暴發疫情的西歐主要發達國家相比，4月1日美國社交隔離的嚴格程度更低。
迫于經濟的壓力，越來越多的國家在疫情還未得到控制、新增確診病例處于高位時就開始重啟經濟活動。自從5月初全球經濟開始重啟以來，新增確診病例數不斷增加，到8月底全球周新增確診人數已經達到180萬人左右，是5月初水平（55萬人/周）的三倍多。
雖然全球新冠疫情仍在快速蔓延，但從我們的評估結果已經可以看出，防疫指標得分較高的國家新冠肺炎感染率（確診人數占總人口比重）普遍偏低，這些國家包括中國、韓國等。
感染率低還一定程度成功拉長了疫情曲線，降低了疫情確診人數峰值，以便公共衛生和醫療體系能“以時間換空間”，做出足夠準備以接納危重人群。這可以避免醫療資源“擠兌”，防止大量病患由于未得到有效救治而死亡的悲劇發生。這種“擠兌”曾在意大利疫情暴發早期出現，當時大量醫護人員因為醫療物資不足而感染，進一步加劇醫療資源緊張的局面，使意大利新冠肺炎死亡率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逝去的生命將成為人類社會不可挽回的損失，這是各國抗擊疫情的絕對成本，降低確診人數峰值可以有效降低死亡率。
各國政府的防疫政策是否能及時出臺、民眾配合程度以及抗疫數字技術工具豐富程度是各國能否快速阻止疫情蔓延的關鍵。
確診病例超過100例時是一個國家疫情傳播的關鍵時間點，如果政府可以盡早宣布實施社交隔離措施，疫情相對更容易得到控制。然而，如果居民配合意愿低甚至不信任政府，即使及時宣布社交隔離措施也不一定能得到好的效果。以巴西為例，早在3月12日巴西就宣布了施行社交隔離政策，與西歐主要國家處于同一時間段，但8月底巴西的確診人數占比已遠超西歐主要國家。政府領袖本人拒不佩戴口罩出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抗疫工作上的分歧也很大程度影響了相關措施的效果。如果一個國家在上述兩方面均表現不如人意，不僅宣布社交隔離晚，且防疫政策落實有限（比如居民拒絕佩戴口罩等），疫情蔓延就會比“群體免疫”的國家（例如瑞典）還要嚴重，比如美國就陷入了這種局面之中。
在抗擊疫情中，越來越多的政府開始積極探索數字技術在防疫領域的應用。在疫情蔓延早期，部分國家已經使用數字技術防疫，并取得了積極的結果。例如中國廣泛使用的“健康碼”；又如韓國政府通過手機APP提醒隔離人群不要離開指定區域，如果運營商檢測到某人越界，會發送短信通知此人并將相關信息報告當局。可以說，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精準社交隔離，是中國和韓國抗疫的重要經驗。
個人位置數據高度敏感，人們擔憂個人隱私數據被濫用，追蹤類APP頻繁使用個人隱私數據，讓隱私保護與確保公共衛生安全之間的關系變得緊張。2020年4月歐盟委員會發布了“支持抗擊新冠疫情應用程序的數據保護指引”，以確保公民在使用程序時個人數據得到足夠的保護，提高公民對創新應用程序的信任度，保障公民最大限度地參與。
我們的評估結果還顯示，全球衛生安全指數排名較高的西方發達國家得分普遍落后于東亞國家以及一些東南亞國家，考慮到后者人口稠密，分析其中的原因顯得格外重要。我們的評估框架，東亞國家成功抗擊疫情主要因素有以下5個：迅速反應、及時預警；成立國家層面專門機構統籌協調疫情防控工作；實行徹底隔離措施，從根源上切斷傳染源；保障醫療物資供應，提高檢測能力與治療水平；保證信息公開及時，準確透明。
4經濟紓困
截至2020年8月31日，全球已經有215個國家和地區發現新冠肺炎病例。根據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6月的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將萎縮4.9%，堪比上世紀大蕭條時期，此前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全球經濟在最困難的2009年也只下滑了1.7%。
防疫政策使經濟活動趨于停滯，那些以消費、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體受到的沖擊尤為嚴重。疫情下強制或自愿的社交隔離、經濟封鎖措施、收入減少以及消費信心疲弱導致消費和服務業產出顯著下滑，這種同步衰退通過貿易方式在全球范圍內形成共振。
各個國家也為此祭出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紓困計劃以防止經濟崩潰和次生的人道主義災難。這些措施不僅包括對個人的救助（如醫保支持、低收入人群轉移支付、失業保險等），還包括對商業企業的經濟救助計劃，如企業信貸支持等。參考IMF的分類方法，我們將各國采取的紓困措施分為三類：
A.政府支出類。
從支出類措施來看，政府通過增加公共投資、提供行業支持資金、擴大失業保險等措施來維持家庭與企業的財務狀況和流動性。具體包括：
●向職工和企業提供收入補貼和現金轉移計劃，并向身體不適、需自我隔離，以及在學校停課期間不得不在家照顧孩子的職員提供由政府資金支持的帶薪病假和探親假（法國、日本、韓國、新加坡、西班牙、英國）。
●面向低收入家庭的現金轉移計劃，臨時增加事業津貼或延長失業津貼的期限（德國、日本、英國、美國）。
●支持企業在疫情期間通過削減工作時間以避免裁員。德國政府為企業提供補貼，承擔被削減工作時間的社保繳費；日本政府為在業務縮減期間仍能不進行裁員的企業提供補貼；意大利政府擴大了收入補貼基金的受益范圍，將失業人員也納入其中；韓國、新加坡和美國政府正在向遭受重創的企業（包括個體商戶）提供臨時性的直接補貼。
●中國政府前期所籌劃的公共支出計劃已提前到位，尤其著重于公共醫療部門、失業福利和更為廣泛的社會保障網絡提供支持。
B.政府收入類。
從收入類措施來看，政府通過減少社保繳費、延期繳費、減少增值稅等措施來維持家庭與企業的流動性。具體措施包括：
●通過延長虧損向后結轉的規則來緩解困境，以支持企業的現金流需求；為受新冠疫情影響最大的個人和企業提供臨時性的稅收減免。
●推遲社保繳費期限，并降低預付稅款額（馬達加斯加）。
●應對供應限制并支持需求，各國政府可考慮對在一定時期內開展的項目（例如在醫療設備供應不足時開展的生產活動）予以特殊投資津貼，或暫時降低其增值稅稅率。中國政府對處于最脆弱地區和行業的企業（包括交通運輸業、旅游業和酒店服務行業）減輕稅收負擔；英國政府對遭受重創行業的小型企業執行了為期一年的財產稅減免。
●一些國家政府允許現金流短缺的企業延期支付職員工資和增值稅（中國、意大利、日本、越南），或允許其在下季度到期的增值稅款的繳納延期至本財年末（意大利、韓國）。中國已開放增值稅退稅，并暫時降低了目標企業的社保繳費率。
C.流動性支持。
全球許多個人和企業因流動性問題而面臨收入損失、失業或破產。作為應對，各國政府正以貸款、擔保和其他流動性支持形式為企業和個人提供現金流支持。具體措施包括：
●韓國、泰國和英國政府向受疫情影響的行業部門的企業和家庭提供了臨時貸款。
●澳大利亞政府認購了持有人有權分享利益的當地銀行向中小企業提供的總計高達400億澳元的無擔保貸款中的50%（單筆認購上限25萬澳元）。
●全球包括政府提供的貸款、資金注入和商業貸款擔保（有時以國有金融機構或國有企業提供）在內的流動性支持目前總額預計達4.5萬億美元，遠遠超出政府支出類與收入類措施的規模。提供巨額流動性支持的國家包括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
這些紓困政策會顯著使得各國財政狀況惡化，對于一些在疫情前公共部門債務占GDP比重已超過100%的國家而言（多數為發達國家），應對疫情所采取的紓困措施將進一步限制未來的財政政策空間。
根據IMF預測，2020年全球各國財政赤字占GDP比重預期為9.9%。發達經濟體的財政赤字率將達到10.7%，其中美國、歐元區以及日本的赤字率分別為15.4%、7.5%以及7.1%。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財政赤字率將達到9.1%，其中，中國和印度的赤字率分別為11.2%、7.4%。
D.新冠時期的量化寬松。
由于全球經濟與金融市場都受到疫情強烈的負面沖擊，許多國家的央行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寬松政策。對發達國家而言，量化寬松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已成為貨幣政策的常用工具，包括美聯儲、日本銀行在內的央行更是推出了“無限量寬”政策，即對量化寬松規模的上限不做設定。對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許多經濟體首次采取了量化寬松的措施，在公布量化寬松的當天，新興市場經濟體無風險利率的下行幅度要更甚于發達經濟體。根據IMF的數據，十國集團（G10）的央行資產負債表規模已達到了歷史性的22萬億美元。
防疫與經濟紓困同為應對疫情的一體兩面，目標是讓人類社會平穩地度過此次公共衛生危機。一些觀點認為，經濟損失是對抗疫情的成本，因為嚴格的社交隔離政策會從供應和需求兩端對經濟造成影響，但我們的評估結果并不支持這種看法，至少兩者的關系并不總是這樣。根據我們對樣本國家的評估，防疫得分高的國家經濟受到的沖擊也相對更小，如果一個國家可以快速阻止疫情蔓延，相對封鎖時間會更短，消費信心受到的影響相對更弱，經濟受到的沖擊也會相應變小。
以中國、韓國為例，兩個國家都在疫情暴發早期實施了嚴格的防疫措施，并配合了先進的數字技術落實防疫政策，兩國確診病例增長在3月就基本得到控制。隨后兩國逐步復工復產，IMF預計兩國2020年GDP的絕對損失量較小。根據二季度經濟數據，中國經濟已經恢復正增長。
5重啟與經濟復蘇
隨著政府目標從疫情控制轉向重啟經濟，其政策重心及政策框架也需要隨之轉變。例如，在疫情危機的度過時期，政策重心在于不計代價地抑制病毒并且對企業和個人實施快速的經濟援助，其主要政策手段包括稅收減免、現金轉移支付等流動性兜底措施；而在經濟復蘇階段，隨著復工復產的逐漸展開，政策的重心在于管理病毒傳播的風險并對具體行業進行結構性支持，具體手段包括短期性的刺激政策、政府加大公共投資力度、采取更多促進就業的結構性措施等。
考慮到未來的疫情，公共衛生投資十分重要。低利率環境為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支持短期需求提供了機會，公共衛生投資變得有利可圖。
加大公共衛生領域投資的一個目的是要確保公共衛生資源在一般狀況下存在冗余，這將影響相關領域投資的回報。政府除了加大公共財政對公共衛生領域的支持，還可以利用政策傾斜來確保私人部門愿意投入其中。另外，過去的公共衛生系統重視醫療而忽視疾病控制，這種情況也需要改變。比如2008 年至 2018 年，全國衛生技術人員上升了 84.2%，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衛生技術人員則下降了5.4%。
6全球合作
疫情的暴發讓國際合作變得至關重要，只有全球合作有效有力，才可能解決疫情這樣的全球性難題。然而，由于防疫物資在疫情迅速蔓延背景下的高度稀缺，加上全球供應鏈暫停和斷裂，出口管制在疫情之中成為很多國家的政策選擇。我們的評估考察了援助其他國家抗擊疫情的表現，包括資金援助與醫療物資出口限制情況。由于強大的制造業生產能力和較早走出疫情，中國在這個領域表現突出。
我們評估的另一個維度是給“世界衛生組織（WHO）COVID-19團結應對基金”捐助情況，這表現了各國在國際協作中的積極程度。從這個角度看，絕大多數國家表現基本符合該國的經濟規模。唯一的例外是美國，這使得美國在國際合作中的評分也偏低。需要指出的是，2020年7月6日美國向聯合國發出通知，將終止美國在世界衛生組織72年的會員身份。
此外，新冠疫情下的全球合作領域還包括：
●全球減債。疫情期間召開的G20（二十國集團）會議同意將超過75個最不大發達國家的債務暫停（Suspension）；同時，IMF執董會通過將CCRT(災難遏制和救濟信托基金)用于支付25個低收入成員國（未來還將有4個國家加入）債務減免，第一期為6個月，之后可望延長至2年。中國也在G20參與債務多邊機制。這些都是積極舉措，不過，考慮到全球衰退背景下的低收入國家的債務大幅增加，未來的全球合作還任重道遠。
●新SDR創設和分配。今年4月，全球多位（前）政要和經濟學家提出，IMF應發行特殊時期的SDR（特別提款權），用以增加援助全球金融安全網和資源，并通過優化流程，更多分配給貧窮和最不發達國家，提高救助效率。更積極的方案是增加1萬億美元的SDR發行(英國前首相布朗、美國前財長薩默斯)。然而，由于美國的明確反對，SDR發行和份額分配迄今未取得任何進展。
●貨幣互換。今年以來，新興市場國家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大的資金流出，不少欠發達國家已經或將面臨美元危機。美聯儲已采取行動，將若干國家央行接入其貨幣互換體系（SWAP），覆蓋少數幾個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學家們建議，將更多的國家央行和IMF）加入到美聯儲貨幣互換體系中，并在需要時抑制匯率的過度波動（抑制美元過度升值），以避免新興市場出現嚴重債務和貨幣金融危機。
●糧食安全。疫情中一些主要谷物出口國實施了糧食出口限制，有可能擾亂全球糧食市場，不利于全球政治穩定。全球合作需要確保全球糧食安全，通過協商和政策協調取消糧食出口限制；如果全球市場糧食價格上漲，G20應該公開承諾進行干預。
●全球多邊機構治理改革。WHO的治理在疫情中受到高度關注；同時，面臨危機的WTO在新總裁遴選的背景下，也許會出現改革推進的突破口；將IMF、世行和WTO這些布雷頓森林體系機構的改革通盤考量，雖然困難重重，但在后疫情時期是重建有效的全球治理的必由之路。
●全球“數字稅”解決全球議題。疫情期間，各方對全球數字平臺巨頭高度關注，壟斷、競爭政策、稅收和數據保護是焦點。通過對全球最大型的數字平臺收取“數字稅”，用于為全球難題，例如氣候變化、WHO融資、WTO新機制等領域提供資金，是G20可以考量的創新舉措。
總之，在有效疫苗大規模投入使用之前，疫情將和人類共存共處。運用技術手段快速反應、依賴領導力和民眾支持的有效治理是應對疫情的不二秘訣。新冠疫情終將過去，但人類面對的更多疫情也許剛剛開始，為公共衛生大規模投資是應對和預防未來疫情的唯一之道。同時，因為疫情導致的經濟“暫停”和大衰退，全球決策者推出了前所未有力度和規模的經濟和金融政策，將深刻影響未來。而國家和公共治理能力、經濟增長動力和資源調動能力將是決定未來國家實力的關鍵。
（第一財經研究院策劃、數據和寫作團隊包括楊燕青、林純潔、馬紹之、劉昕、柯馬克、邵玉蓉、閆方甲，完整報告將于近日發布，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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