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年來，浦東始終走在我國發展的最前沿和時代的最前列，在我國改革發展的各個關鍵階段承擔國家戰略，勇當全國改革開放和創新發展的標桿，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征，上海現代化建設的縮影”。 ]
浦東開發開放是黨中央、國務院在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30年來，浦東始終走在我國發展的最前沿和時代的最前列，在我國改革發展的各個關鍵階段承擔國家戰略，勇當全國改革開放和創新發展的標桿，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征，上海現代化建設的縮影”。浦東開發開放的成功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自信和魅力。
一、“一張王牌”：中國改革開放“十字路口”的重大戰略部署
上世紀80年代，上海逐漸失去了曾經光耀遠東的大都市光環，出現了大量的矛盾，綜合平衡遭到破壞，經濟與社會發展比例失衡，患上了嚴重的城市病，一度退居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后衛”。上海怎么辦？1986年，上海市政府兩次召開“上海城市發展戰略研討會”，共商上海發展大計，開發浦東成為各界共同的呼聲。從上海的自身發展而言，開發浦東就是要通過浦西人口的疏散和傳統工業的東遷，來優化與提升上海的城市功能，進而實現整個上海的振興。
從國家改革開放的大局而言，黨中央國務院作出開發開放浦東的決策有更深層次的動因。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國面臨經濟增長放緩的嚴峻考驗。1990年3月，鄧小平嚴肅地指出：“現在要特別注意經濟發展速度滑坡的問題……這不只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他強調，“要用宏觀戰略眼光分析問題，拿出具體措施，比如抓上海就是一個大措施，上海是我們的一張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1990年4月18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宣布“開發開放上海浦東”。由此，浦東開發開放從地方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其戰略目的就是向世界表明我國進一步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決心。
二、理念創新：在更高的思想起點實現“后來居上”
新區設立之初，上海和浦東就站在更高的思想起點上，以理念創新引領高水平的開發開放。浦東提出了“站在地球儀旁邊思考浦東開發”的理念，從宏觀戰略上把浦東的發展放到全球化浪潮的大背景下來謀劃，主動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融入全球科技革命、產業分工和全球價值鏈，實現跨越式發展。浦東提出“規劃先行”的理念，積極吸收國際智慧，學習國際經驗，做好城市規劃，并通過上海市人大常委會把城市規劃用立法的形式固定下來，確保“一張藍圖干到底”。在城市規劃和建設中浦東力求做到“富規劃、窮開發”，即開發者做規劃時站得高、想得遠，在建設中留有余地，量力而行，分步實施。
浦東提出金融先行和高科技先行的理念。上世紀東南亞金融危機后，浦東率先發展服務業，積極發展要素市場，在陸家嘴(600663,股吧)金融區形成要素市場的集聚效應，為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打下扎實的基礎。上海市還實施“聚焦張江”戰略，不斷強化張江的科技創新功能，推進高科技產業集聚。目前，張江科學城在集成電路設計、芯片制造、封裝測試、設備材料等領域都有布局，是國內集成電路產業最集中、綜合技術水平最高、產業鏈最為完整的產業集聚區。
三、綜合配套改革：改革進入深水區的地方試驗
中央制定頂層規劃，地方發揮自主能動性推動經濟發展，這一模式在我國的改革開放的進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本世紀初，隨著地區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原有拼資源、拼地價的招商引資模式面臨極大挑戰。浦東開發開放早期獲得中央的支持性政策，其邊際效益也逐步遞減，浦東的發展面臨商務成本高漲和對外資吸引力下降等多重挑戰。
本世紀初，我國的改革也進入到深水區，各項改革之間“打斷骨頭連著筋”。原有的條塊分割式的政府管理模式弊端凸顯。例如，在行政執法中出現“七個大蓋帽管不住一頂破草帽”的困境；在行政審批過程中各部門之間相互扯皮、效率低下。任何單兵突進式的改革都難以為繼，必須進行刀刃向內的政府自身改革以破解地方轉型發展的困境。
2005年，經國務院批準，浦東成為國內首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區，開始從單項改革轉向綜合性改革，著力轉變政府職能、轉變經濟運行方式和城鄉二元結構。隨后幾年，國務院先后批準了十幾個以開發開放、統籌城鄉、“兩型”社會建設、新型工業化道路和資源型經濟轉型為主題的國家綜合配套改革的試驗區，形成了我國新一輪改革的整體布局。
四、上海自貿區建設：用更高水平開放倒逼更深層次改革
隨著世界多極化深入發展，國際規則話語權的競爭成為新時期大國競爭的重要形式。奧巴馬政府期間，美國試圖通過入主TPP（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關系協定），繞過WTO（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來遏制中國發展。特朗普政府對我國挑起貿易摩擦，對我國高科技企業施壓。為應對國際經貿格局變化，我國必須在更高層次、更寬領域融入全球化進程中，成為全球規則的參與者、制定者和引領者。
從國內改革來看，我國內生性改革動力逐漸弱化，推動外源性的改革勢在必行。建設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就是要用更高水平的開放倒逼更深層次的改革，按照法治化、國際化和便利化的要求，形成與國際接軌的制度規則和體系。例如，浦東新區對原有的行政審批制度和政府管理模式進行系統性改革，率先在外商投資領域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與負面清單”改革，自貿區的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從2013年的190項縮減為2020年的只有30項，清單管理的理念深入人心。浦東新區還以信用體系為支撐，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用“管”得更好來推進“放”得更開；率先推進藥品上市許可人制度改革，以制度改革引領產業升級。這些改革舉措都在浦東先行先試，為全國提供了可復制可推廣的改革經驗和樣本，真正發揮了國家戰略的示范引領作用。
五、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近年來，以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新一代通信技術為代表的科學技術日新月異，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迅速興起。各種顛覆性的科技革命層出不窮，科技成果轉化速度明顯加快，人類生產生活的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以數字化引領的產業形態和產業鏈向縱深發展。從區域發展層面而言，科技創新已經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最強動力。從國家層面而言，通過全球價值鏈的布局來提升競爭優勢成為各國發展的新趨勢，能否搶占科技革命的制高點成為大國競爭的關鍵所在。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談創新、倡創新、謀創新，并親自謀劃和部署上海的發展。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考察時提出：“努力在推進科技創新、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方面走在全國前頭、走到世界前列，加快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進軍。”張江科學城作為科創中心的核心承載區，正在建設一大批科學設施，完善科技公共服務平臺，建立最前沿的科技產業和研發機構，集聚大量的創新型企業，打造國際人才高地，努力形成一批基礎研究的原創性成果，突破一批卡脖子的關鍵核心技術。
六、引領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新使命
浦東開發開放之初，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就提出了“開發浦東、振興上海、服務全國、面向世界”的戰略定位。鄧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系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
長三角地區是我國經濟最具活力、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是“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的重要交會點。長三角肩負著建設全球一流品質城市群的使命，需要以更高質量的一體化塑造發展新動能，提升國際競爭力，展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實力。今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扎實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座談會上表示，“支持浦東在改革系統集成協同高效、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增強配置全球資源能力、提升城市現代化治理水平等方面先行先試、積極探索、創造經驗，對上海以及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乃至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戰略意義。”這是面對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黨中央對開發開放30年的浦東提出的新使命、新定位。
浦東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前沿和長三角城市群標桿，有責任、有義務、有能力在長三角一體化國家戰略中發揮重要作用，在突破制約長三角深層次一體化的基礎性、關鍵性領域與環節發揮獨特優勢，助力上海更好地發揮長三角一體化龍頭城市的引領和帶頭作用。
（作者系中國浦東干部學院教授）
來源：第一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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