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先行示范區首屆金融峰會暨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2020年會20日在深圳隆重召開。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尚福林、中國財政部原部長樓繼偉、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曹宇、深圳證券交易所理事長王建軍等先后發表主題演講。
會上都提出了哪些真知灼見呢？
艾學峰：在科技金融融合等方面拿出真招、實招
深圳市副市長艾學峰會上致辭時表示，四十年來，在一行兩會等中央部委和社會各界的指導支持下，深圳積極發揮金融改革試驗田作用，金融業實現了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高質量發展，特別是《深圳先行示范區意見》發布以來，創業板改革并試點注冊制等一批資本市場重大改革項目陸續落地實施，進一步助力深圳企業在新發展格局中實現跨越式發展。
接下來深圳市將認真吸納本屆峰會凝聚的智慧成果，充分運用深圳先行示范區和綜合改革試點等重大政策機遇，在科技金融深度融合、提升直接融資比重、加強對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等方面拿出真招、實招，讓更多金融活水流向實體經濟，努力在全國金融改革創新中走在前列。
尚福林：充分認識“雙循環”新格局對對資本市場新的更高要求
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理事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尚福林在會上表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對資本市場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要要充分認識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意義，更好滿足新發展格局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
（一）?需要資本市場更好發揮將儲蓄轉化為資本的能力。新發展格局下，增強國內循環，加快產業轉型升級，釋放實體經濟潛能，重要一環就是要增加自身資本積累。一是將不同風險偏好、期限的資金更為精準高效地轉化為資本。優化長期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結構。二是更好發揮財富管理功能。健康的資本市場在增加資本供給的同時，也具備財富效應。要讓廣大投資者能夠分享到經濟轉型升級、企業成長發展中釋放的紅利，增加財產性收入。
（二）?需要資本市場提高資本的配置效率和促進創新的能力。一方面，要堅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激發市場主體創新活力，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促進科技、資本和產業緊密融合。另一方面，創新是形成新發展格局的關鍵。需要以資本為紐帶，引導和支持生產要素向創新型企業傾斜。充分發揮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的風險共擔、利益共享機制的獨特作用，彌補中小企業成長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加快創新資本形成，提高創新水平。
（三）?需要資本市場更好發揮市場價值發現功能。一是提高金融資產定價有效性。讓市場機制發揮更重要作用，形成合理資產定價，提高直接融資吸引力，讓更多擁有核心技術、具備創新能力的行業領先優質企業在資本市場中脫穎而出。二是完善市場篩選機制。促進市場公平良性競爭，通過持續優化再融資、并購重組、股權激勵等機制安排，淘汰低效供給，出清落后產能，實現市場機制的自我運行調節。三是與國際資本更有效對接，最終提高我國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水平。
樓繼偉：雙循環新格局與資本市場新發展
樓繼偉就推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談了對于市場八個方面的思考和建議。
第一，金融亂象對國內大循環的危害。
2016年前短短數年，我國資本市場發生了嚴重的混亂。大型商業銀行均控有保險公司，也紛紛開辦證券公司，辦有理財業務，并利用網點優勢銷售關聯甚至其他機構的保險和資管產品，還入局PE和VC行業；保險公司熱衷于控制商業銀行，某些治理結構不良的保險公司更是借此，為其循環注資、龐氏融資提供便利。商業銀行繞過撥備覆蓋率、風險準備計提以及存貸比、資本充足率等監管，將大量資金出表，開展委外業務，通過“通道”、“資金池”的方式形成“銀行的影子”，進一步放大了相關行業杠桿水平，積聚了風險；P2P泛濫，風險事件頻發。銀行同業拆借早已不是頭寸調劑，拆借的范圍也超出了同業。實體經濟沒有足夠的收益，資金被抽入金融行業，高杠桿、高風險、高利潤運營，金融行業的利潤，比其他所有行業的利潤總合都多，帶動實體經濟利率大幅抬升，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嚴重影響雙循環發展，特別是國內大循環。
第二，金融回歸本源，為實體經濟服務。
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去杠桿”，2017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提出“金融要回歸本源，為實體經濟服務”。在此之后，開始治理金融亂象。首先是加強風險隔離，清理證券公司“資金池”業務；銀行理財業務子公司化，銀行資金不得再做股權投資；保險公司“保險姓保”，?壓縮“萬能險”業務，對控制銀行做循環注資行為進行清理；證券公司以經紀和投行業務為主業，對所辦的基金公司風險隔離；證券基金管理不同類型基金，要嚴格風險和利益隔離，嚴禁高利剛兌性債權類資產；PE和VC公司管理的基金開始備案，并同“資金池”切斷，防止在所管理的基金之間操縱收益，這有助于投資人識別關聯風險；P2P已全部清零，宏觀杠桿率高位趨穩，市場利率穩中有降。變化是可喜的。
第三，去杠桿，治理亂象的方向不能動搖。
今年以來，宏觀杠桿率再次提高，大約比去年底提高了20個百分點，達到260%以上，這是特殊時期的特殊變化。今年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突然爆發，我國和世界經濟都陷入嚴重的衰退。作為應對措施，我國和世界各國都采取了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導致階段性的杠桿率高企。目前我國控制疫情和恢復經濟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非常時期的財政貨幣政策正在考慮有序退出。宏觀杠桿率應穩住，并逐步下降。一是，治理金融亂象雖取得重大成果，但遠未成功，“資金池”清理、資產凈值化、取消剛兌、高風險機構的排查清理、金融基礎設施紊亂等現象，還要繼續整治。二是，美國、歐洲等主要國家宏觀政策的外溢性明顯，全球金融市場波動的風險加大，而我國正加大金融開放，需要“保持戰略定力，辦好自己的事”。
第四，混業經營不是方向，要向分業轉型。
與分業經營相比，直觀上混業經營有利于節約經營成本，但也更容易蘊藏和傳遞風險，導致金融風險問題愈演愈烈，對國民經濟帶來了較大系統性風險。同時，混業經營要真正控制住風險傳染，要求金融監管從分業監管轉為精細的網格化管控，進行更為嚴格的合規監管，不僅難度較大，甚至需要深入到金融業經營的內部，大幅增加金融機構的合規成本。綜合考慮，混業經營規范運行之后，從金融機構微觀角度看并不一定節約經營成本。從治理亂象所采取的措施看，是在削弱混業，要進一步向分業轉型。從國民經濟整體角度看，金融業分業經營，能夠更好的服務實體經濟的發展。
第五，相對于股票市場，債券市場是短板。
2015年股票市場經歷了大股災，在此之后，股票市場的改革加快。科創板注冊制、凈值型證券基金、強化退市制度、規范證券公司融資融券業務、加大股票欺詐處罰力度等措施相繼出臺，當然需要改革的內容還有很多。相比較而言，債券市場改革已經落后。今年以來，債券違約事件頻頻發生，特別是大型國企違約事件更是影響相關地區國企和政府的公信力。存在的問題，首先是市場分割，發行和監管不統一。發行的審查有證監會、人民銀行、發改委，多頭管理。特別是銀行間市場早已不是銀行間融通資金的定位，非銀行金融機構、非金融企業都可以在銀行間市場發行、上市債券，包括中期票據。其次，交易所市場和銀行間市場交易分割，同債不同價。這種分割狀態，會導致為爭取市場份額而放松標準。7月份，央行和證監會決定同意兩個市場間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合作，這是可喜的變化，建議盡快落地。還有，銀行間市場債券多為銀行大量持有，商業銀行既承銷又持有，市場流通性差，一旦出現債務違約，商業銀行受損。債券市場的問題還有很多，解決的基礎性條件是發行標準、交易流通、監管機制的統一。按照《證券法》，市場應是交易所市場，監管機構應是證監會。銀行間市場回歸同業拆借市場的本位，信用債應全部退出，利率債（國債和政策性金融債）可在兩個市場同時交易，結算要打通，既方便銀行間抵押融資，又促成兩個市場同債同價。基礎性的問題解決后，債券市場改革的內容還有很多，要問題和目標導向加快推進，不然會是下一個風險集中爆發點。
第六，要防止數據金融平臺大而不能倒。
數據金融平臺在我國發展很快，有相當的積極作用，主要是根據搜集的數據分析借款方的風險特征，提供給貸款銀行，幫助其獲客和做出風險評估。這有利于補充銀行，特別是中小銀行對小微企業服務能力。但也有可能造成系統性風險。有的專家已指出平臺資本加杠桿，共貸份額小以致于風險留存不足，2C和2B的比例不當，數據所有權問題等，如果需要解決可以定出規范。另一個重要的風險是，如果單一數據金融平臺占有的市場份額過大，它“爬”出的數據真實性，以及風險評估模型的偏差，會導致大量的信貸壞賬。例如，某平臺短短幾年已同數十家銀行合作，形成數萬億貸款。可以限制與單一平臺合作的銀行數量，比如不超10~15家。同時，按同樣條件讓多家平臺做類似業務，形成競爭。有比較也便于監管，并在效率和風險之間做出平衡，防止贏者通吃“大而不能倒”，埋下系統性風險隱患。正如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要求的，金融創新必須在審慎監管的前提下進行。
第七，宏觀審慎監管要面向事前、事中。
最近對某數據金融平臺約談和暫停上市，實際上是防范系統性風險于事前、事中，這是核心點，如果系統性風險已經爆發，政府不得不救，則納稅人恐會損失。這方面國際經驗可資借鑒。美國履行宏觀審慎管理的是“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由財長做主席，成員是各監管機構，委員會定期開會，分析各金融領域潛在風險，決策之后，由該領域監管機構“排雷”，并向委員會報告。在財政部設有專門的團隊，匯集各監管機構信息和市場變化，用模型輔助分析可能出現的系統性風險，交由委員會討論。通過這種辦法把系統性風險止于事前、事中。財長做主席的原因，是其更適于代表納稅人的利益，保護納稅人是其職責之所在。我國缺乏將多領域風險集中分析，解決在事前、事中的機制。
第八，系統性風險處理要以納稅人利益為上。
按目前的制度性安排，人民銀行負責宏觀審慎監管，但顯然沒有做到防范于事前、事中。例如據公開報道包商銀行破產案，再貸款和存保基金投入了1700億元用于救助。實際上是沖減了應上交中央財政的“鑄幣稅”。通俗地說，發鈔產生“鑄幣稅”，實際上不準確。財務分析上是，只要央行資產負債表存在，資產方收益必須大于負債方成本，其差額就是“鑄幣稅”。它在央行資產負債表擴張時增加，在緊縮時減少，但總是存在。在其中扣除央行預算支出，凈“鑄幣稅”應交中央財政，統一編入預算，交全國人大批準，并將全部預算向社會公開。1700億再貸款如果損失，就會沖減資產方收益，納稅人受損。因此，央行是最后貸款人，并不是最后損失承擔人。要以納稅人利益為上，選擇一個破產重組方案，盡量追回貪污、挪用、壞賬損失，并追責，把納稅人當期損失減為最小，被救機構應當留有國家股權，可為可轉優先股，以便在經營轉好時變現退出。但無論如何再貸款本利可能難以全部收回，納稅人受損，減少財政收入增加財政赤字。包商銀行在治理結構、資產質量、資本充足率等核心問題上早就存在嚴重問題，視而不管，風險爆發。因此，把問題止于事前、事中最為重要。我是明確反對“赤字貨幣化”的，即財政赤字通過向央行透支或向央行直接發債加以彌補。但是用再貸款救助系統性風險，造成的損失沖減應交由中央財政的利潤，造成財政赤字擴大，成為“貨幣赤字化”，我更加反對。后者操作不透明，缺少全國人大和社會監督，隱含道德風險。其實恒豐銀行破產重組的情況也類似，納稅人負擔了當期損失，唯一的希望是新進入的國有股權今后有較好收益。在繼續去杠桿，處理潛在風險過程中，類似的情況還可能發生，不得不提出來，請大家注意。
樓繼偉表示，以上是資本市場八個方面問題的思考，是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建議，供大家特別是政府部門參考，助推問題解決，使資本市場發展更為健康高效，助力雙循環發展新格局。
曹宇：構建新發展格局資本市場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曹宇在會上從銀行業、保險業的角度就更好促進資本市場發展談了六點看法。
一、?構建新發展格局，資本市場將發揮更大作用。隨著經濟結構向高新產業轉型升級，市場主體在資本偏好、期限要求、風險表現、試錯容忍度等方面的金融需求，日益多元，更需要加快構建風險收益靈活匹配、市場層次豐富多元、資源要素高效流動的金融供給體系。資本市場具有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定價靈活、服務多樣等特點，更有利于推進科技、資本和實體經濟高水平循環，滿足不同類型、不同發展階段企業和投資者差異化的投融資需求，發揮樞紐作用。因此，大力發展直接融資，既是金融業適應新發展格局的必然選擇，也是金融業自身發展的戰略機遇。
二、?銀行業、保險業是我國資本市場建設的重要參與者。
三、?銀保監會積極支持銀行業、保險業持續參與資本市場建設。我們正在持續推進養老金融發展。著力完善養老保障第三支柱，圍繞養老金融長期性、安全性和收益性特征，采取多種措施，豐富、優化銀行業、保險業養老金融產品體系，積極推動長期資金供給，契合資本市場穩健持續發展。
四、?有效管控、隔離風險是資本市場建設的重要前提。發展好直接融資，發揮好資本市場功能，必須堅持分業經營的體制不動搖。要始終筑牢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體系之間的“防火墻”，既要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協同配合，共同發展，又要嚴控風險交叉傳染，避免形成更大的市場震蕩。對于資本市場出現的風險，要嚴格遵循市場化、法治化原則處置，充分體現資本市場發現風險、共擔風險的運行機制。清晰界定市場主體的責任邊界，既要突出履職盡責，又要避免越位擔責。金融創新必須在審慎監管的前提下進行，堅持“三個有利于”原則，將是否有利于支持實體經濟、是否有利于防范金融風險、是否有利于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作為衡量標準。規范資本市場的創新行為，維護市場有序、透明、高效運行。
五、?維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是資本市場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基礎。投資者是資本市場的存立之本，發展之基，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是資本市場建設的最優先考量。
六、?促進投資者結構優化是資本市場建設的關鍵一環。資本市場活躍著各類專業投資者，才能形成投資策略多樣、風險偏好分層、資金來源均衡的良性運行狀態，才能充分發揮資本市場篩選優質企業、準確定價資產、科學分散風險的功能優勢。這需要我們更加重視投資者結構問題，均衡發展機構投資者隊伍，充實、拓寬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源頭活水。
王建軍：奮力建設優質創新資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
深交所理事長王建軍在會上表示，回顧資本市場三十年的發展歷程，我們既要看到市場規模、體量這樣的硬性業績，也要看到資本市場的發展對我國經濟社會軟性的貢獻，特別是理念、觀念上和制度上的貢獻。
一是資本市場的發展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二是推動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三是促進建立完善現代金融體系。
四是有力支持了創新驅動和經濟結構調整。
五是推廣普及了現代市場經濟的知識和理念。
三十年實踐證明，資本市場是改革開放的重大成果，在我國經濟改革發展中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市場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資本市場全面深化改革加速推進，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創業板改革并試點注冊制、新三板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加強基礎制度建設等一批重大改革舉措相繼實施，資本市場功能持續提升，服務、驅動、引領實體經濟的能力在逐步增強。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強調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新形勢、新階段、新格局，對資本市場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機遇。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前景廣闊，需要我們資本市場相關各方為之共同奮斗。
深交所將大力改革創新，全面提升深交所市場功能，充分發揮資本市場樞紐作用，以先行示范的魄力、先行示范的標準、先行示范的擔當，奮力建設優質創新資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支持高質量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高培勇：如何使中國的減稅降費之路具有可持續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高培勇在會上表示，在當前中國每當說到減負時，總會不可避免會涉及減稅降費這個議題。
可以看到在過去幾年當中，減稅降費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旗幟之下，以降成本作為目標，走出了一條不同于以往的道路。當我們說他不同于以往時，是有一系列的顯著標志。
第一，?以往談論減稅降費的時候，一般不會特別提及給誰減稅。近幾年的減稅降費，特別提及是給企業減稅降費，給實體經濟減稅降費，減的是社企稅費，這與以往是不同的。
第二，?以往減稅降費的時候，都會聚焦所得稅的削減，聚焦于涉及所得的收費削減。近幾年的減稅降費大家可以注意到基本上沒涉及企業所得稅。減的是什么稅和費呢？一個增值稅，另外一個是社保費。這兩個費和稅均發生于企業的成本核算環節，而不是它的利潤分配環節，這和以往不同的。
第三，以往實施途徑基本都是政策調節，都是有時限的。隨著經濟周期的變化減稅降費也會自然而然的隨之變化。但是近幾年的減稅降費發現實施途徑不是政策調整，而是制度變革。
對于政府而言，減稅降費的可持續問題上同樣面臨三種選擇：
第一，給企業減多少稅和費，政府就削減多少支出。今年以來削減的力度是空前的，非必須、非重點支出壓縮50%以上。現在的問題是哪些是非必須的支出？哪些是非重點的支出？又能把多少支出歸入到這個范疇？基數取決于最終壓減的幅度，這是不大容易做到的，能夠彌補一部分減稅降費之后留下來的虧空，但不能解決全部，甚至不能解決大部分。
第二，增列赤字、舉借國債。目前總體上是這樣做的，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按照減降多少稅費變增發多少國債的辦法去實施這種減稅降費。這會產生兩個問題：
1、資源配置格局會不會因此而發生變化？從根本上來講，不會。因為原來找你收多少稅費，現在改為向你借多少債務，這兩者之間在實質層面上不會帶來資源配置格局的削減和調整。
2、會不會對財政本身的收支造成影響？會的。隨著政府舉債而添增的利息疊加到政府支出即有的規模上從而會增加企業和個人未來的稅費負擔。這種辦法可以短期或者特殊的條件下用，但不可長期，時間長了如同剛才樓部長所說的具有財政赤字貨幣化之險，會引發財政風險。
第三，結構性調整。
展望全世界范圍內的稅費改革之路，結構性調整基本上都是主要現象。因而，要使得中國的減稅降費之路具有可持續性，讓企業能夠長期的獲得這種優惠、獲得這種支撐，那么逐步的增加直接稅。按照五中全會所提及的適當提高直接稅比重無疑是不可回避的一個話題。因為基本的常識告訴我們，不可能一味的減而沒有相應的增。
對于深圳這樣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而言，要按照改革的總體部署邁出第一步，從而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這種改革在前天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已經有相應的部署。在論及明年重點任務時可以在最后一段找到一句話“持續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完善減稅降費政策”。為了持續激發市場活力，顯然必須持續的推進減稅降費的進程，為了持續推進減稅降費的進程就必須完善減稅降費的政策，而減稅降費的政策目前最需要解決的關鍵話題就是如何來獲得減稅降費所需要的支撐財源。
通過增直接稅減間接稅，增直接稅費減間接稅費，可以有助于我國持續推進減稅降費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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