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必爭的電影春節檔臨近，一場沒有硝煙的資本戰爭正在悄然進行。
距離牛年春節還有不到一個月，《唐人街探案3》、《刺殺小說家》、《你好，李煥英》等多部影片定檔2021年大年初一，被業界視為最大票倉的春節檔試圖“牛”轉乾坤。以近幾年六七十億元的票房市場為參照，備受期待的《唐人街探案3》與《你好，李煥英》或成為最大贏家，兩部影片各自的票房預測均在20億元以上。
疫情之下，不同媒體平臺并沒有鋪天蓋地宣傳這些影片。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受疫情影響，在宣發費用減少的情況下，一些影片以“收益權投資認購模式”，悄無聲息地在消費者間傳播。用一家聯合出品方的話說，此舉主要是在國家政策允許下擴大資金金融渠道，同時做到影片“群蜂”效應、未上映先火的觀影效果，讓出部分權益份額，才能有更多資金投入下一個項目運作，減輕資金壓力。
這是一種美好的愿景，還是金融陷阱？
回報率動輒100%以上
“還有一周左右就要停止份額認購了。”11日，自稱是《唐人街探案3》聯合出品方、宣發方的咨詢顧問小馬經理向潛在的“認購者”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唐探》系列電影自推出以來票房不俗，2015年首部的總票房達8.24億元，2018年的《唐探2》票房超過了33.7億元，在內地電影票房總排行榜上位居第七。
小馬說，《唐探3》投資成本為10億元，一共轉讓15%的份額給大眾投資者，電影上映前，認購者都可以參與。
第一財經記者拿到的該片收益權轉讓協議明確表明，購入標的為項目收益權，有別于債券投資，無固定回報。認購者享受影片的發行總收入，不排除電影衍生品收入以及授權收入，但主要還是來自票房收入。
根據合同，若投資者認購20萬元，認購份額為0.02%，《唐探3》票房若達到40億元，回報率為160%，這樣3到6個月后，記者的收益大約在30萬元；若投資40萬元，份額為0.04%，收益在64萬元；若膽大些，投資200萬元，而票房達到50億元，則回報率為200%，凈收益率為100%。
《你好，李煥英》的收益權轉讓類似，只是投資成本為3.8億元，認購一份為7.6萬元，不過甲方為另一家公司，并不是《你好，李煥英》的聯合出品方。
小馬表示，《你好，李煥英》票房收益算法與《唐探3》一樣，若記者認購兩份的話，票房達到20億元，半年左右，認購者會有近40萬元的收益。
疫情之年，這樣的高回報率無疑誘惑極大，但任何投資都會存在風險，就記者提出“若因客觀原因電影無法上映”的疑問，小馬給出的解決方案是“春節若上映不了，最壞結果，無非是暑期檔上映，投資者總是要賺錢的，他們比誰都著急，那么大公司不會挖坑給小投資者”。
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網站顯示，《唐探3》以萬達影視傳媒有限公司、中國電影(600977,股吧)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壹同傳奇影視文化有限公司為主要出品方。北京壹同由演員陳思成控制。除此三家主投方，還有20多家聯合出品方，小馬所屬公司的確為聯合出品方。
若按照這個邏輯，小馬是不可以向記者做《你好，李煥英》的收益權轉讓，對此，小馬的解釋為，這就像朋友之間幫忙與合作，而收益權轉讓成功的話，只是會獲得很少的報酬，相當于影片的一些宣發費用。
“疫情時期，宣發費用有限，收益權轉讓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影片的宣傳。總體上，我們的收入也不會太高，基本工資加所謂的宣發收入。”小馬說。
是騙局還是潛規則？
小馬還舉了之前銷售影片收益權的投資成功案例。他向記者表示，自己已工作了三年，近期的《我和我的家鄉》、《送你一朵小紅花》等影片收益權轉讓，他都曾做過。“有個客戶有些猶豫，結果《送你一朵小紅花》票房非常好，現在很后悔。”
言外之意，記者應該緊緊抓住春節檔幾部影片的上映機會，賺快錢。
但是，天上會掉餡餅？且不談電影收益權銷售市場混亂，單就聯合出品方有沒有權力銷售影片收益權，就是很大漏洞。
第一財經記者13日從萬達影視了解到，上述《唐探3》收益權轉讓的信息是虛假的，認購者需以正規渠道發布的信息為準，“近期，我們已接到各地公安機關調查需求，已提供了相關資料與信息”。
2018年12月，萬達影視曾發表聲明，表示有不法分子冒用《唐探3》版權/出品方名義對外融資，作為《唐探3》版權實際持有方，萬達影視鄭重澄清從未授權第三方對《唐探3》項目融資，并強調任何第三方都不具備該項目對外引入投資的權力，將保留對冒用版權方名義或利用該項目發布虛假信息的主體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
如果是影片的聯合出品方就一定靠譜嗎？“聯合出品方身份也很復雜，有資金注入的，也有合作方，也要看其與主控方合同內容是什么，是否有委托協議。”一位電影制片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解釋，即便雙方有協議，聯合出品方出售收益權也會出現問題。
影視項目收益權轉讓，并不是一個新鮮的概念。
其核心還是收益權轉讓，也就是將基礎資產的未來收益通過在合法的中介交易平臺上發布轉讓出去，資產所有方通過轉讓這部分未來收益來達到迅速融資和發展的目的，受讓方則通過投資獲得基礎資產的收益，而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制度構建，目前還在探索階段。正因如此，不少人利用外界對這一收益權的認識不清，渾水摸魚。
2020年9月，上海公安機關偵破滬市首起通過虛增影視劇制作成本、夸大預期票房收益，騙取投資人投資款的特大合同詐騙案，涉案4500余萬元。
經警方調查，2018年9月，犯罪嫌疑人包某等人為牟取非法利益，在上海設立某影視公司，與某電影出品方簽訂協議，約定包某公司出資購得某電影18%份額的票房收益權和署名權。但雙方明確約定，包某公司不得擅自轉讓所持份額或用于融資，否則將不再享有該電影的票房收益權。但犯罪嫌疑人包某等人違反約定，通過高額返傭的方式招募投資人。招募過程中，以其與出品方簽訂的協議為掩護，混淆“版權”與“票房收益權”的概念，虛增電影制作成本、夸大票房預期收益，進而吸引投資人投資購買所謂“收益份額”。
警方認為，本案中，包某等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行為，涉嫌合同詐騙犯罪。
2011年，曾有投資將近8000萬元的古裝動作懸疑巨片試圖通過某金融資產交易所進行收益權認購、轉讓，為電影募集資金，但隨著藝術品拆賣出現問題，該片銷售并無下文。2015年，《葉問3》也曾出售“收益權”，最終引發快鹿騙局。
“如果是債權行為，版權收益權是可以在交易平臺轉讓，但若是私下里兜售，或涉嫌非法集資。”中央財經大學文化經濟研究院院長魏鵬舉認為，認購者需小心謹慎。目前，各地均設立有正規的文化產權交易所，經過登記確認和核驗流程、轉讓鑒證，可以充分保障各方的投資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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