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公民個人信息，政府應做到依法收集、合理使用。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公民的個人信息通過各種渠道被收集和使用，與之相關的個人信息保護問題成為關注焦點。
近年來中國不斷出臺有關個人信息保護的立法文件，2020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個人信息保護法》），就個人信息保護有關的立法問題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個人信息保護立法迎來元年。
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背景下，公民的哪些個人信息并沒有必要收集？個人信息應該得到怎樣的保護？經過一年的抗疫努力，傳染病學科建設取得了怎樣的新進展？“健康中國”愿景之下，新冠肺炎疫情又能為人們帶來哪些“健康生活”的思考？
對此，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感染科主任蔡衛平接受了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的獨家專訪，講述了他對疫情防控形勢的思考。
積極作為是關鍵
《南方財經》：在醫療衛生方面，公民個人信息主要包含哪些內容？
蔡衛平：醫療衛生機構收集到的公民個人信息比任何其他部門都更為全面，主要體現在涉及個人行為方面的生物信息。例如，要診斷一個艾滋病患者，就必須對其性行為數量、性生活方式、時間等敏感信息進行收集。因此，對醫療衛生機構收集到的個人信息進行保護更值得關注。
不過，醫療衛生機構和相關人員對患者隱私信息的保護都較為重視。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的第22條對此進行了明確規定，指出醫師在執業活動中，要關心、愛護、尊重患者，保護患者的隱私；保護病人的隱私權是對患者人格的尊重，是醫護人員應盡的義務。每一位醫學生入學時都要宣誓，就職期間不斷受到相關教育。另一方面，醫院的保護系統相對牢固，患者隱私信息的泄露相對較少，大多發生在其他部門。
《南方財經》：《個人信息保護法》在2020年10月的亮相引起了廣泛關注。我們知道在疫情防控中，經常會使用到大數據、互聯網等來作為防控工具，由此，公民個人信息保護的必要性更有待加強。那么，怎樣才能更好地對公民個人信息進行保護？
蔡衛平：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個人信息保護法》在2003年就被首次提出，而疫情加快了其出臺的速度。在這之前，各種不同的法律中都包含有關于個人信息保護的內容，比如《執業醫師法》《傳染病防治法》《網絡安全法》等，但互相之間的銜接不夠，在實際實施過程中也發現存有漏洞。
疫情期間發現的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即使政府對確診患者、密切接觸者的信息進行依法保護，網民還是會將政府發布的不完整信息綜合分析后推斷出是某個個人，使得確診者、密切接觸者能夠被精準定位。
此外，在信息收集方面，許多公共場合對測溫、人臉識別、刷身份證、填寫身份證號碼或電話號碼等要求實際上都是一個收集個人敏感信息的過程，這樣一來，商業機構也能收集到完整的個人信息。
雖然為了某種公共利益收集某個人的完整信息是恰當的，但不能將這一行為范圍擴展到全民；個別地方對個人信息也進行了過度公開，甚至有些信息被盜用后出現在平臺上販賣。
對此，首先應關注個人信息的依法收集。在疫情防控中，除了疾控部門、醫療機構外，各地社區和商業機構也在收集公民個人信息。但《傳染病防治法》明確規定，只有疾控部門和醫療機構可以在傳染病學調查、檢測中有權對個人信息進行收集。
因此，必須要遵循明確的法律授權范圍。其次是要合法公開、合理使用。最后，有關部門應對網絡進行嚴格管制，特別是對于惡意發布、惡意攻擊等行為，不僅要加大懲罰力度，還要盡快將其下線。不僅如此，還需將網絡媒體、客戶端的信息使用權和所有權相分離，以防其濫用。
《南方財經》：請具體談談其中的“度”該如何衡量？
蔡衛平：就新冠肺炎病毒而言，一般患者出現癥狀的前五天才具有感染性，那么密切接觸者群體就應該確定在與其確診前五天內有過接觸的人群。由此可見，我們應該做的是在合理的情況下對范圍進行縮小，但目前一些地方卻有擴大范圍的趨勢。雖然之前出現過二十幾天才確診等特殊情況，但這些都是極少數現象，沒有必要因此擴大整個隔離范圍來增加不必要的社會成本。
當談到具體個人的時候，身份證、電話號碼等都是必要的，但密切接觸者與確診患者進行了哪些類型的接觸這類私密信息，或許在其他傳染病，如艾滋病等防治中是必要信息，但在新冠肺炎防治中是沒有必要的。由此可見，信息的“度”就在于根據不同疾病的傳染和發展的規律來收集必要信息，應避免過度收集。
傳染病科的公益性提高
《南方財經》：復盤整個防疫過程，廣州有什么經驗值得分享？
蔡衛平：許多城市在流行病學調查方面沒有明顯差別，但在信息發布方面差別較大。許多城市會將密切接觸者的詳細信息或是確診者的詳細軌跡進行公布，但很少有密切接觸者在看到此類信息后會主動報備，大多還是要依靠有關部門利用大數據去尋找這類人群。
由此我認為，值得分享的經驗就在于，精準防控之下，各地政府需要將檢測范圍縮到最小，準確定位特定人群，而不是廣撒網，這樣不僅能降低社會成本，還能達到快速落實的效果。
《南方財經》：2020年，人大代表提交的議案中有不少關于傳染病機構建設、平戰結合、傳染病法修訂等方面的內容，那么過去一年對于整個傳染病領域的建設有怎樣的改變？
蔡衛平：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傳染病醫院建設的加強。2020年2月27日，我提交了關于建立“平戰結合”綜合性傳染病醫院的建議，2020年5月20日國家發改委發布的《公共衛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設方案》就把這些建議納入進去了，并且進行細化，針對不同人口數量城市對醫院規模、重癥病房建設占比等內容進行了明確規定。因此，最近新建的傳染病醫院都根據這些標準進行了落實。除此之外，其還對綜合醫院的傳染病科的任務進行明確劃分，同時還帶動了其他科室，如呼吸科、重癥醫學科的發展。
其次，加大了公立醫院建設投入。第三個方面則在于，傳染病專業的建設受到重視，傳染病科的職能更具公益性。
醫療衛生建設軟件亟須加強
《南方財經》：“十四五”期間，廣東省提出了要打造“健康中國”建設樣本示范，具體的健康指標要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你對此有何看法？
蔡衛平：“十四五”期間，廣東省在傳染病防控和救治方面投入較大，體系建立比較完整，檢測能力、收治場所、救治水平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提高，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動員大量高水平醫院和專業醫護去參與救治，這也是廣州在一線城市里新冠肺炎患者病死率最低的原因，其在之前已形成了良好儲備，傳染病醫院的綜合救治能力加強，不需要緊急搭建臨時收治點。
不過，目前具體指標離達到發達國家標準還有一定距離。達到發達國家水平最重要的在于：一方面，人均壽命要達到80歲以上；另一方面，國家醫療衛生經費投入以及人均擁有的醫生、護士人數，和病床數量，也要不斷增加。
《南方財經》：未來廣東的健康大格局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怎樣的變化？
蔡衛平：通過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人們開始意識到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不僅如此，廣東正致力于打造“頂天立地”的醫療衛生大格局，近年來，政府不僅加大高水平醫院建設的投入，同時在基層醫療機構的硬件方面也做了很大的改進，三級醫院與基層醫療機構之間的軟硬件差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縮小。還需要進一步加強的是基層醫療技術人員等軟實力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粵港澳大灣區對醫療水平的提高予以了厚望。在廣東具有較好醫療基礎的情況下，結合香港的資源，能夠使廣東省的醫療服務水平更上一個臺階；尤其是在科研和現代化管理方面，香港能夠起到助推內地醫療水平提升的作用。
（作者：唐唯珂,丁明悅 編輯：包芳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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