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子在土路上踢起一團團的紅塵，這些土路在松樹林中穿過，又割開了一片片貧民區。開車的白發女子精神抖擻，身邊坐著她的姐姐，她腿腳不利落，別克車的后廂蓋里載有她的助步器。在經過棉花田的時候，塵土把棉花都給染紅了。任何細讀《殺死一只知更鳥》的讀者，對這樣的畫面都會留有印象。
開車的人就是哈珀·李，她的家，亞拉巴馬的門羅維爾，位于美國南方的深處，卻因為她的《知更鳥》而成為全美乃至全世界都熟悉的地方。
隱居的人愛旅行
哈珀·李一直是縣城的一個居民，距這里最近的主要城鎮是蒙哥馬利，那是菲茨杰拉德那位精神不穩定的太太澤爾達的故鄉。哈珀·李以隱居避世著稱，在1960年代初《知更鳥》大火之后，將近四十年間，她都不接受任何采訪，不發表文章和任何言論。當然，她也沒有第二部作品問世，以至于她的第二本書何時出來，當年都成了文學愛好者的熱門話題之一。
但其實她經常外出。她喜歡紐約，在那里，有她愛看的棒球賽，喜歡的大都會博物館，還有各種餐廳。紐約也是她寫成《知更鳥》的地方。那是在1959年，她住在一對夫婦朋友家中，朋友早就看出了她的天才，他們定了個計劃：在圣誕節前夜，掛了一個信封在圣誕樹上，其中裝了一張支票，一筆足以支持她脫產寫作一年的錢。那時的哈珀·李33歲上下，創作力旺盛，但需要安下心來，這筆錢來得正是時候。她把這段往事告訴了1961年12月出版的《麥考爾》雜志——她那時剛剛出名，對媒體采訪還是很積極配合的。
后來，哈珀·李還了這筆錢，她堅稱這是借款，不是饋贈。在訪談中她說，朋友對她的信心比那筆錢更重要，“我要盡力不讓他們失望”。
紐約還有一個特別好的地方，就是她不必擔心被人認出來。在揚基體育場看球賽時，她坐在看臺上，可以盡情地擊掌呼號。紐約的老建筑很多，她樂于徜徉其間，將一個大手提包斜挎在胸前，底下是一件大號的T恤。哪怕是坐公交車，封閉的場所里，也沒人注意她。坐公車倒不是為了省錢，而是她的習慣，因為她的成長趕上了大蕭條時期，在家里，父親的教育讓她懂得了無論經濟狀況如何，都不僅不可亂花錢，還要多幫助有需要的人。
1962年，《紐約先驅論壇報》專訪了這位走紅的小說家，關心的無非也是熱心讀者都能想到的問題：《知更鳥》里有多少自傳成分。哈珀·李說了兩點：一，她盡可能準確地呈現了她記憶中門羅維爾的風土人情、說話的語氣，以及人和風景之間形成的關系；二，她父親的確是書中那位父親的化身，在律師行當執業多年，和陪審團的交談，面對法官和憲法的陳詞，無數次被女兒旁聽。小說里的女孩斯考特，可以說是哈珀·李本人，她對父親的敬佩躍然紙上。
“知更鳥”產業
《知更鳥》改編的電影讓小說的名聲繼續上漲，格里高利·派克飾演的阿提克斯·芬奇成了美國偶像，可哈珀·李對媒體越來越厭煩。1964年后她就不再接受采訪了。但借著她的書，故鄉門羅維爾卻躍升為亞拉巴馬州的文學之都，哈珀·李和她的童年好友杜魯門·卡波特度暑假的地方吸引著游客。老法院改成了博物館，法院的鐘樓依然在報時，卻缺少了應有的莊嚴感，而仿佛是一聲聲對游客的召喚。
《知更鳥》的周邊產品是少不了的。佩件、掛件、T恤衫、各種主題書籍和手冊。每年5月，鎮上都要排演《知更鳥》主題的戲劇，演員都選自小城的7000多個居民之中。要是沒有這本書，門羅維爾就只是一個典型的“圣經帶”城鎮，人們分屬各個教會。哈珀·李屬于一個衛理公會教堂，她密切交往的一位朋友，正是這個教堂的名譽牧師。
哈珀·李和這些東西的關系，一直是模糊的。有件事可以肯定，就是在21世紀初，當博物館用小說中的一個人物——芬奇家的黑人女管家卡爾普妮婭的名字來命名一本菜譜，將其放在館內出售的時候，哈珀·李發出了強烈的抗議。卡爾普妮婭是一個性格單一的人物，她在家務方面的意見很強勢，在芬奇家受到包括男主人阿提克斯在內的一眾人等的尊敬；打出卡爾普妮婭的名字，宣稱菜譜中都是芬奇家的“私房菜”，這種做法的消費色彩讓哈珀·李無法忍受。博物館收到抗議后立刻撤掉了菜譜，但是無疑，不是所有人都會站在作家一邊。
哈珀·李堅持文學的嚴肅性，她認為她的故事、她描寫的人物都具有普遍意義，所以媒體追問這些人物的原型，勢必讓她反感。可是，消費社會的慣性并不會因為她拒絕回答、躲開媒體而停步。總有人在討論她的第二本書何時出來的問題，這不單純是一個熱點，還能成為一門生意：人們的胃口被吊得越高，這本不知何時出版的書，就牽連著越大的利益。
哈珀·李與杜魯門·卡波特
《瘋狂時刻》（Furious Hours），這本由凱西·塞普撰寫、在哈珀·李于2016年逝世三年后出版的非虛構作品，講述了《知更鳥》問世的戲劇化過程。這本舉世聞名的杰作原來是改出來的，它的前身是一本名叫《守望之心》的小說，主人公也是律師阿提克斯·芬奇，但故事的敘述者——律師的女兒斯考特卻不是小女孩了，而是26歲的大姑娘；阿提克斯也不是英雄，而是保守勢力的一員，在小說一開始就參與抵制全美有色人種協會。
拿到書稿的編輯對這個主角不太滿意，同時，哈珀·李在另一次小說嘗試中塑造的一個8歲女孩，卻引起了她的注意。這位編輯是利平科特出版社的特蕾莎·馮·霍霍夫·托里，曾有過與南方小說家打交道的經驗。在特蕾莎的耐心建議下，哈珀·李把兩本書合在了一起，寫成一部新作，又和編輯一起修訂了書稿，前后達兩年之久。《守望之心》的一個重大缺陷，就是書中關于戀愛的內容讀起來失真，這可以理解，因為哈珀·李本人幾乎連戀愛都沒有談過；然而以不到十歲的小姑娘為主角，這個問題就可以避開了：斯考特可以心無旁騖地把她的注意力投在自己父親身上。
哈珀·李寫作、修改都相當辛苦，她需要相對封閉的環境來促使自己專注。而且，當她發愿要當作家時，她立刻感到自己違背了父母的期望，也與她在就讀大學（她遵照父親的意愿進了阿拉巴馬大學的法學院）時的學業格格不入。然而，她的童年好友杜魯門·卡波特走上了另一條路。據《瘋狂時刻》介紹，卡波特同樣自負于作家天才，可他早早就成了文學場名流。1949年，哈珀·李還在大學畢業階段的煎熬中不知如何著手實現寫作理想時，比她大兩歲的卡波特已可以在歐洲與伊夫林·沃、薩默塞特·毛姆這樣的人物共進晚餐了，在他坐船回美國的時候，身邊是戲劇家田納西·威廉斯，船上則有克拉克·蓋博和他相遇并結交。
卡波特并不是什么一表人才的人物，他還很年輕的時候就個頭矮胖，說話怪聲怪氣，愛穿格子馬甲。然而他卻有著獨特的社交本領和才華，當哈珀·李還在大學里為考試坐立不安時，“人們卻在為卡波特寫的每一個字付錢。他是一只在地球上昂首闊步的孔雀，而她是一只在窩里踱步的鴿子。”哈珀·李最終不得不提前退學，當然，她后來可以安撫家人說，學過法律使她在寫作時充滿自律且思維縝密。
1960年，當哈珀·李終于完成了《知更鳥》而得到一段閑暇時，她收到了卡波特的邀約，要她一起去堪薩斯州的霍爾科姆小鎮，調查一樁可怕的謀殺案。從《瘋狂時刻》的敘述中，我們得知，當地人對卡波特的印象很不好：他是個有異裝癖的同性戀，說話咄咄逼人，表情冷漠、古怪，根本不像一個有熱情的采訪者和特約撰稿人（卡波特是受《紐約客》之邀去調查此事的），幸虧有哈珀·李在，她身上南方女性的開朗親和、得體的舉止、關切的眼神，逐漸讓他們所遇到的小鎮居民放下了戒心，接納了他們。
六年后，卡波特根據這次堪薩斯之行寫成并出版了長篇小說《冷血》，這本書和1960年出版的《殺死一只知更鳥》一樣，都是美國當代文學的經典之作。對于兩人的這段合作，以及兩人氣質上明顯的不合拍，好奇者、探究者大有人在。40年后，兩部電影《卡波特》和《聲名狼藉》相繼上演，分別將這一文學史上的“堪薩斯往事”還原出來。其中，前一部成就了菲利普·西摩·霍夫曼這位演技派影星，他以飾演怪模怪樣的卡波特而榮登奧斯卡影帝；但是在兩部電影中分別飾演哈珀·李的凱瑟琳·基納以及桑德拉·布洛克，得到的評價就相形見絀了，凱瑟琳演出了哈珀的嚴肅、憂患，很少笑容，而桑德拉自帶的那種“主角光環”，讓哈珀在《聲名狼藉》中的形象顯得不那么可信。
從《瘋狂時刻》中，我們得知卡波特后來對哈珀·李是有過詆毀的，他基本上是我行我素的人格，談不上有什么壞心眼，就是言行乖戾。電影公映的時候，卡波特早已不在人世，哈珀·李也年過八旬，精力不濟，但她還是看了這兩部片，對其中的“藝術加工”各種嗤之以鼻，更不用說那些事實性錯誤了。
因“謀殺”而來的“欺騙”
《瘋狂時刻》有一個很長的副標題，叫“謀殺、欺騙和哈珀·李的最后的審判”，看起來聳人聽聞。它的重頭戲是寫1977年，哈珀·李再度參加一次罪案調查的過程。案件發生在亞拉巴馬州的尼克斯堡，是一起連環命案：一個名叫威利·麥克斯韋的黑人牧師，他的前后兩任妻子，以及一個鄰居、一個兄弟和一個養女相繼死于車禍，而他又娶了第三任妻子。并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牧師犯罪，但整個社區里流傳著關于他在從事秘密黑巫術的傳言。當最后一個死者，也就是牧師的養女被安葬的時候，一個黑人退伍軍人朝著牧師連開三槍，這樣，社區里人心惶惶的情況才終于告一段落。
這個案子，讓哈珀·李看到了在《知更鳥》問世17年之后寫出第二部小說的可能。先是尼克斯堡有一位風云人物，一個律師，他早先為牧師上法庭辯護，后又為那個殺掉牧師的退伍軍人辯護，當意識到這件事大有希望被推向“故事市場”的時候，他設法把哈珀·李請了過來。之前就常常旁聽庭審的她，再一次坐到了法庭的看臺上，當退伍軍人聆訊的時候，她和其他司法記者一起做著筆記。
她保持著自己一貫的工作方法：走訪，調查，思考，整理筆記。這本當是一個作家的幸福時刻，是煥發活力的時刻，不是為了像警探那樣破案，而是在與形形色色的陌生人的交往中，像欣賞風景一樣，欣賞深不見底的人性在每一張臉龐上折射出的色彩。她去尋訪當地人，問他們對于那位可怕的牧師了解點什么。可是她發現，人們的表情都是怪怪的，既不拒絕，也不接受，而是說：噢，我當然知道一些，但是你愿意出多少錢來買呢？
情況跟17年前的堪薩斯大不一樣了。哈珀·李是名人，只要認出她來的人，都樂于從她那里得到一些自己想要的東西。有人主動向她推銷自己的故事；有人故作神秘，要她先開價，價格合適后才吐露自己所知；有人甚至想到，這本日后要出版的書一定會像《知更鳥》一樣大賣并被改編成電影，就問哈珀·李：“將來誰會出演劇中的我呢？”
這就是因“謀殺”而來的“欺騙”。《瘋狂時刻》里極為生動地寫了哈珀·李的困擾：她住在當地一個汽車旅館里，每個晚上都會讓服務生送餐進門，服務生看到她桌上堆積的材料每天都在變厚，可是她自己并沒有任何的激動，也許，在寫下這些筆錄時她是激動的，因為她敏銳地感到“這里有戲”，可是當材料越聚越多，她就感到一陣厭倦。這里面有多少是謠言，多少是撒謊，多少添油加醋，多少純屬說話人的妄想？這場經歷幾乎讓她懷疑，是不是就連《知更鳥》的成功都不那么值得稱道，因為它畢竟也是用了一個聳人聽聞的案件來招徠讀者，而這樣的設計本身就讓作品的嚴肅性打了折扣；也許，它只是一本出色的“類型小說”？
稀罕的寫作人格
當她驅車離開那里時，她就決心放棄了。一方面，這案子并不那么復雜離奇，各種證據都證明牧師的確是個大惡之人；另一方面，她是真的不愿去寫一本“眾望所歸”的書：一旦這本書簽了出版協議，出版商勢必會一點點放出消息，聚集人氣，在這種氣氛下，寫作和閱讀都將會變成一個消費性事件。
哈珀·李談不上有多少道德潔癖，也不害怕別人批評她的第二本書無法和《知更鳥》相提并論——這種批評聲幾乎必然會出現，媒體早已準備好了用它來充實自己的版面，收割更多的讀者——但她不得不看重一場寫作的純粹性，這是一種為了安心的堅持。
哈珀·李一生未婚，連緋聞都沒有，《瘋狂時刻》對這一點保持了絕對的尊重。在她逝世前，她的第二本書到底還是出版了，書名就是“守望之心”。這當然就是那本《知更鳥》的“前傳”，它的出版，并非因為作家本人“想通了”，而是因為衰老使得她實在無法左右自己的意志了，它所引起的反應也和她本人毫無關聯。
因為單身，因為選擇隱居，她的“人設”得以保全。在晚年，她曾出席中學的畢業典禮，作為一位楷模人物對孩子們發表寄語。2007年，她也曾接受小布什授予的國家級榮譽——總統自由勛章，但只是一條消息，無人知道她在受獎時說了些什么，也許，她什么也沒講。
4月28日，是哈珀·李誕辰95周年，謹以這篇文章紀念她，紀念一種寫作人格。這人格當初就是稀罕的，而今則更顯得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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