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馬曉華 劉展超 吳斯旻
備受矚目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下稱“七普”）結果正式發布。
5月11日，國新辦就七普主要數據結果舉行發布會。七普結果顯示，全國人口共141178萬人，較2010年增加了7206萬人，年平均增長率為0.53%，近10年來繼續保持低速增長態勢。
值得關注的是，2020年我國出生人口數量為1200萬人，相比2019年的1465萬人減少了265萬人，降幅約18%，已經“四連降”。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原新對第一財經表示，總人口仍然保持慣性增加，人口規模巨大的情況不會根本改變，但根據數據判斷，總人口負增長的時間有可能比此前預計的要早。
人口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性、全局性、長期性和戰略性要素。而預測人口負增長將提前到來的觀點，在勞動力市場、老齡社會應對等諸多領域將引發更多關注。
去年少生265萬
2015年10月實施“全面二孩”政策，我國出生人口數量自2016年創下一個小高峰后，已經連續4年下降。2016～2020年間，中國出生人口分別為1786萬人、1723萬人、1523萬人、1465萬人和1200萬人。
七普數據表明，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已經處于較低水平。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副組長、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表示，這主要受到育齡婦女數量持續減少、“二孩”效應逐步減弱的影響。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確定性和對住院分娩的擔憂，進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
此外，低生育水平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結果，已成為發達國家普遍面臨的問題，也將成為我國面臨的現實問題。
同日，在“大國人口：形勢、挑戰與應對”專家研討會上，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陳衛認為，中國出生人數下降與育齡婦女規模下降和結構老化有著密切關系。這是由以往的生育政策和生育率下降決定的，也與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婚姻加速推遲有關。
對于普查結果會不會成為調整人口政策依據的問題，寧吉喆表示，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要求，優化生育政策，增強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十四五”規劃綱要也明確提出，要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的成本，釋放生育政策的潛力。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有關調查，我國育齡婦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數為1.8，只要做好相應的支持措施，實際存在的生育潛力就能發揮出來。
在生育率已處于較低水平的同時，近10年間，中國老年人口規模擴大，老齡化進程明顯加快。
從老齡人口總量上來看，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有2.6億人，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1.9億人。與上個十年相比，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和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別提高了2.51和2.72個百分點。
伴隨人口老齡化的深化，勞動人口也隨之減少。從總量上看，與2010年相比，中國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減少4000多萬人。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童玉芬認為，對勞動力人口下降不用過于慌張，勞動力是否短缺不僅取決于勞動力的供給，還取決于勞動力的需求以及勞動參與率的情況。
根據統計數據計算，我國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和需求量也在下降，中國總的就業彈性從2014年就開始下降，2018年呈現負值。從今后看，一方面勞動力供給會繼續減少，另一方面就業需求也會繼續下降。由于二者同方向減少，因此勞動力供給的下降并不必然導致勞動力短缺。
為了防止勞動力供給下降可能帶來的勞動力短缺，童玉芬建議，今后應當將政策重點放在勞動力需求的調整上，以勞動力供給為導向調整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通過提升產業結構，加快技術創新和進步，尤其通過推動人工智能技術，以技術和資本替代彌補可能的勞動力供給不足。其次是通過加強人力資本投資，提高勞動者的綜合素質和職業技能，減緩結構性失業和短缺現象，進一步優化勞動力的空間結構，減少地區性勞動力供需失衡。
人口性別比依然偏高
七普數據同時顯示，2020年全國男性人口占51.24%，女性人口占48.76%，總人口性別比為105.07。與2010年基本持平，略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1.3，較2010年下降6.8。我國人口的性別結構持續改善。
原新對第一財經表示，人口性別比偏高現象依然存在，男性比女性多了3490萬人。“剩男們的婚育權利和生育權利得不到保障，會衍生出很多社會問題，必須得到重視。”一位人口學家也表示。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此前各級政府已經出臺了一些相關措施，禁止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禁止非醫學需要的選擇性別的終止妊娠。但男女比例已經失調的人群所面臨的問題，依然是巨大的挑戰。
值得一提的還有，近十年來，中國人口流動依然活躍，人口的集聚效應進一步顯現，城鎮化水平持續提高。從流向來看，東部地區吸納流動人口保持高位，而省內近距離的人口流動增長加速。數據顯示，2020年東部地區人口占39.93%，與2010年相比，上升2.15個百分點，但東北地區下降了1.20個百分點。
“從流向上，近十年來，人口持續向沿江、沿海地區和內地城區集聚，長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長迅速，集聚度加大。”寧吉喆稱，人口加快集聚，既反映了城鎮化和經濟集聚的趨勢性變化，也對提高城鎮化質量、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應對老齡化挑戰
“之所以預判中國人口負增長將提前到來，是因為總和生育率（相當于平均每個婦女生育的孩子數量）自1992年達到更替水平，從此以后就一直在更替水平以下持續緩慢下降。中國已經處于低生育率水平時代，人口的內在增長率已經由正轉負，開始孕育負增長的能量，至今已經30年了。預計未來十年之內，人口正增長慣性將消耗殆盡，總人口在2025～2030年期間開始進入負增長軌道已毫無懸念。”原新認為。
與華盛頓大學預測的2050年全球人口轉增為減相比，中國可能更早進入負增長階段。
“未來50～60年，中國將保持老年人口規模世界第一，步入全球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方陣之中。勞動年齡人口為表征的勞動力資源提前縮減，社會保障可持續性問題日益突顯，人口負增長與低生育率陷阱相疊加。”原新表示。
原新稱：“在老齡社會形態下，稅收和社保繳費端、健康保險設計方、長期照護服務供給者、延遲退休者、勞動參與者等多元主體問題更加錯綜復雜。”
如何利用規律積極應對人口負增長形勢下的老齡社會問題，規避低生育率陷阱問題等成為當務之急。
原新認為，首先需要認識到老齡社會問題的本質是經濟問題，需要構建反映多維利益訴求的平臺，甚至國際平臺，通過技術進步和激勵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女性平等事業發展和實施延遲退休制度安排，進一步開發性別紅利和老年人力資本紅利，推動勞動參與率向勞動生產率轉型，全面激活人口質量紅利；優化移民機制，調整勞動力空間結構，實現人力資源型和人力資本型人口紅利的分工配合，從而積極應對人口負增長時代與人口老齡化相關聯的勞動力儲備和經濟增長問題。
其次，需要通過適老化配套積極紓解民生社會保障問題。一方面，借鑒發達國家經驗，構建起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長期照護保險三大制度支柱，結合財源全面夯實老年期社會保障基礎，做好適老化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把適老化從傳統的老年宜居建筑和老年宜居住宅建設維度，拓展到老齡社會的社會環境適老化建構維度，包括為老服務產品、老齡產業等硬環境，以及服務、法律、規劃、戰略等軟環境，以硬環境和軟環境的適老化為雙驅引擎力，充分對接適老化的制度保障，配套積極應對人口負增長時代老年民生問題的全局方案。
最新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