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喬年輕時正在執法。 圖/譚喬微博
4月19日，譚喬在路邊等車。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今年4月，譚喬在“福貴”老家重新見到了“福貴”，如今“福貴”已娶妻生女，有了新的生活。視頻截圖
十年前的節目中，“福貴”告訴譚喬自己的故事，并說了一句“往前看”。圖/譚喬微博
5月8日，譚喬和呂建軍見面重新做了一期“高端訪談”，沙發和茶幾依然來源于呂建軍店里的二手家具。受訪者供圖
2009年，譚喬攔下拉著二手家具的呂建軍，做了一期“高端訪談”。節目截圖
成都一家小店里，譚喬嗍（suō）著一碗肥腸粉。一位中年女子湊過來，仔細打量他，“譚警官也在這里吃面啊。”譚喬不好意思地笑笑，用紙巾擦了擦嘴。
他習慣了在街頭被人認出，以各種接地氣的姿態。
從2005年起，交警譚喬在成都電視臺擔任了13年的《譚談交通》主持人，成為成都炙手可熱的本土明星。
2018年，譚喬被確診為抑郁癥，辭去了《譚談交通》主持人一職。
《譚談交通》停播之后，節目片段被UP主搬上視頻網站，爆紅網絡，豆瓣評分高達9.6分，譚喬轉型做了UP主，靠著發布《譚談交通》以前的視頻存貨，收獲了近182萬粉絲。
前段時間，因發布回訪十年前一期節目的主角“福貴大爺”的視頻，譚喬再次成為新聞主角。這一次尋訪對他來說更像是一次自我治愈之路，“‘福貴大爺’都能過去，我還有什么不能過去的?”
尋找“福貴”
脫掉了警服的譚喬，換上了一身黑色休閑連帽運動衣和黑色運動褲。他的肚腩微微凸起，發際線比起十年前有了明顯的后退，整個人透著中年人的疲態。
2018年辭去《譚談交通》主持人一職后，一直繃著的譚喬突然松弛了，他被調入交管局宣傳部門，休著病假，在單位處理簡單的工作。
譚喬的重心放在了生活和家庭，他不喜歡開車，去哪里都騎一輛共享單車。采訪過程中，妻子打來電話，他抱歉地中斷采訪，“我老婆說家里有只大蜘蛛，她都嚇哭了，我要回去處理一下。”
生活中多出很多時間，譚喬終于能夠做當年一直想做的事情，比如回訪《譚談交通》“名場面”中的那些人物。
這些年里，譚喬與其中一些人保持著聯系，也重新回訪了一些人，唯有“尋找福貴”對譚喬有著特殊的意義。
十年前，譚喬在《譚談交通》欄目執法時攔下了一位頭頂草帽蹬著三輪車運送木材的大爺，沒想到卻揭開一段令人唏噓的往事。
節目里，大爺平靜地講述自己父母雙亡，妻兒早逝，只剩下有智力障礙的弟弟和一條老狗相伴。但即使如此，他仍然樂觀地沖譚喬比了一個前進的手勢，說要“往前看”。
這個視頻在網上廣為流傳，戳中無數網友淚點。很多人在他身上看到余華經典小說《活著》主人公的影子，因此他被網友稱為“福貴大爺”。
開播13年，錄制了數千期節目，“福貴”并不是譚喬印象最深刻的主角，多年后當譚喬深陷抑郁癥泥潭時，他再次刷到這個視頻，那句簡單的“往前看”像一束光照進他心里。
這次尋找對于譚喬而言，是一次自我治愈之路。他同時又很忐忑，如果大爺過得不好，自己如何處之?
今年4月，譚喬與兩位知情人驅車兩三個小時趕到“福貴”所在的村里，松了一口氣。“福貴”已經娶妻生女，身體硬朗，弟弟仍然癡呆，除了當年跟車的老狗被偷走了，這算得上是一個完整圓滿的故事結局。
譚喬告訴新京報記者，當地政府幫助“福貴”修了兩間房，一共四五十平米，“福貴”的妻子是云南人，快五歲的女兒在村里讀幼兒園，是親戚開的私人幼兒園，花不了太多錢。家里沒什么積蓄，“福貴”平時靠收廢品謀生，一年收入約有兩三萬，“能養活一家四口”。
妻子曾經在手機上刷到過“福貴”當年的視頻，還拿給他本人求證，他們并不知道什么網紅和流量，這段往事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片段。
“福貴”告訴譚喬，當年自己為了讓譚喬心軟、躲避罰款，故意將年齡謊報大了，但其他所說的話都是真實的，他還再次清晰地復述了家人去世的時間。
幾個人坐在老屋前細細地聊。在鏡頭前的譚喬總能一秒切換到插科打諢的耍寶狀態，那是多年練就的本能。剛做節目時，他不敢看攝像機，眼神亂瞟，為了克服心理障礙，他就每天盯著鏡頭練，到后來拍攝紅燈一亮，他就像被擰開表演欲的開關一般手舞足蹈停不下來。
離開“福貴”老家之前，他看到“福貴”一家三口在河邊用漁網捕魚蝦，小女孩扎著羊角辮穿著鵝黃色的外套，一家人其樂融融，他被那個畫面深深擊中。
片子出來后，譚喬接到很多媒體記者的電話，希望能去找到“福貴”，他都一一回絕了，“我不希望有人找到‘福貴大爺’，我以后也不會再去拍攝視頻了，走之前我們互相留了電話，如果他真的有什么需要幫助的，他會聯系我，如果我解決不了，再拜托大家的力量解決。”
譚喬在朋友圈轉發了一條尋找“福貴”的新聞，配文寫道：“這些年感覺還是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好像抑郁都減輕了。”
非主流
譚喬是成都本地人。1995年，統招成為了一名交警。
比起本職工作，他的興趣在表演。從幼兒園起，譚喬就喜歡上節目演個角色，反派也好，動物也好，平時沒事兒就對著鏡子模仿，報菜名貫口張口就來。
2004年5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當時局里決定要排演節目進入社區表演，在市民中進行宣傳。
有一天去辦公室，譚喬看到一位女同事在排練小品，他湊過去，“我給你指導指導，我覺得我在這方面還是有些想法的”。得知演女同事對手戲的男同事本人不太愿意演出時，譚喬自告奮勇地申領了這個“反派角色”，“我覺得我還可以。”
后來這個小品一炮而紅，當時的上級領導關注到這個不起眼的小交警，其他分局紛紛申請讓譚喬去表演，前前后后演了上百場。
2005年，成都電視臺和交管局商議，合作打造一檔由交警上路執法的交通節目。
周東是制片人，他記得，當時交管局提供過來的人選，他都不滿意。按照周東的設想，這檔節目一定要親民、接地氣，要好玩，要寓教于樂，主持人十分關鍵。
最后實在沒轍了，有人想到，哎，之前那個演小品的呢？
周東讓譚喬試錄了一段，“比之前兩位好”，最終拍板將譚喬定下來，并為譚喬量身打造了“譚談交通”的欄目名字。
在最初收集的意見反饋里，呈現出明顯的兩極分化，有些人不喜歡譚喬，覺得有點“油”，也有人認為好玩、接地氣。
“我其實在工作中是沒什么朋友的。”譚喬一直覺得自己與主流格格不入，“有時候我說我跟誰誰誰關系好一點，人家說那不是你‘病友’嗎?”他有些苦笑地說道，“這是一句玩笑話，可能是說氣質比較相似吧。”
在執法理念上，他覺得交通執法不應該是冷冰冰的，“我想了解你今天為什么會違法，我一定得告訴你為什么罰你這款，我可以不罰你，那今后可不可以不要再違法?”
沒有做節目之前，譚喬執法時就喜歡“多聊兩句”，在節目里更強化了這一特質。“我們這么多年一直在說人性執法，文明執法，是不是應該探究一下違法的原因，先問一個為什么。”
戲謔的與嚴肅的
唱歌尬舞“洗腦殼”與一身嚴肅警服形成強烈的反差，譚喬極具鮮明個人風格的氣質被成都人追捧和喜愛。就連他駕駛的執法車也因多次上鏡被人熟知。“觀眾把我們車牌號都背熟了，有人說只要旁邊跑過去是白色的捷達，我一定要探頭看看是不是你。”
21世紀第一個十年里，城市化正在飛速進行，農民工、外來人員的大量涌入、越來越多的私家車，越來越寬的道路，城鄉文化的激烈碰撞為《譚談交通》準備了豐富的天然素材。
2009年，譚喬攔下過一個騎電瓶車收購二手家具的，他靈機一動，把沙發和茶幾搬到馬路邊，指揮攝像記者像演播室節目那樣搖臂運鏡，搞了一個如同演播室對話的“高端訪談”。
收家具的男子叫呂建軍，坐姿很有派頭，譚喬就稱他為“呂老板”，這個土味十足的對話從環保聊到經濟，“呂老板”搜刮腦海里所有的知識儲備，制造了許多笑料。
譚喬事后回憶，這期節目是《譚談交通》真正意義上的轉折點，收視一騎絕塵。
然而對于當時30出頭的呂建軍來說，這樣的“出名”帶來的只是難堪和窘迫，他遠沒有節目里表現得那樣坦然，“我們農村娃娃剛進城也懂不到那些(交通規則)”。呂建軍說，收一件家具賺幾十塊辛苦費，“那時候喊個三輪車來拉家具要十幾塊錢，我如果不自己拉貨，那還賺啥子錢？”
這類違章情況譚喬沒有辦法細想，他常常感到無力。背上拴著一米高家具騎著三輪的大哥要養家里的病妻，能拉一兩千斤貨物的搬運工“神奇女俠”要照顧一家老小，攔下了這一次，還是會有下一次。生活和生計仿佛是一對天生的矛盾。
“能怎么辦呢?我也就只能看見一次說一次。”譚喬記得，曾經有一個被自己攔下的交通違法者在幾年后出車禍身亡，死者家屬打來電話質問為什么當初不處罰嚴格一點，“她說也許這樣，她老公就能汲取教訓不會死了”。
制片人周東經常重申節目的定位，“不能老是逮著那些騎三輪車的平頭老百姓(603883,股吧)去戲謔人家，只要是違法違規行為，豪車也應該抓。”
其中最知名的一次是“瑪莎拉蒂、牧馬人飆車”那期，豪車車主在主城區連闖紅燈超速行駛，流露出有錢擺平一切的不耐煩，譚喬一改平日嬉笑狀態，怒斥車主生命意識淡漠，這一期節目引發無數義憤和對節目的點贊。
譚喬一直在尋找“戲謔”和“嚴肅”的平衡。他身上仿佛有一個觸碰的開關，就像做節目攝像機上紅燈亮起，整個人迅速切入一種狀態模式，那些背后的苦悶彷徨被隱藏到另一面。
困頓與翻紅
節目播出到第10個年頭，譚喬開始覺得力不從心。“每天一睜開眼睛，就會想到你還欠大家伙一個節目，不做不行。”
城市的加速擴張將譚喬的執法空間從一環路二環路推向了繞城外。拍攝需要車輛人流少的地方，才能既不影響交通，又能保證拍攝質量，“以前覺得三環很安靜了，結果我這邊跟人講交通，旁邊就有車咔一下撞上了，人家說我就是分心看你才撞上的。”
更大的挑戰來自于紀錄式的拍攝無法預測。譚喬和一個編導一個攝像記者組成的拍攝團隊，一大早出發，下午三點多得回去剪片子，這幾個小時內必須要找到一個“故事點”，“我們每次出去前都祈求保一爭二”，如果能碰巧遇到兩個不錯的故事，那么就可以在后面的節目里作為備用。
為了調動對方情緒，鏡頭里的譚喬動作表情語言夸張，但即使做到這種程度，也不是每一次都有效果，“有時候你把攝像機放下，他嘩嘩嘩說得行云流水，一旦舉起攝像機，又什么都不會說了。”
“我們活得太累了，你非得每一條都90分嗎?60分不行嗎?你今天不聊出個好玩的，就不活了嗎?”漸漸地，做節目成了一種負擔，譚喬覺得節目做了一年又一年，好像永遠望不到頭。
剛做節目風頭正盛的那幾年，央視和北京臺開出不錯的條件挖他去北京，年輕的譚喬沒什么信心，“那么高的平臺，就怕辦砸了。”盡管周東始終認為，譚喬的氣質是與成都城市氣質互洽的，那種根植在四川土壤里的市井味換個城市可能就水土不服。但不可避免地，譚喬還是會遺憾，并設想另一種可能，如果當年去了北京，現在會不會是另一種人生?
2015年，在工作和婚姻變故多重壓力之下，身邊人已經明顯感覺到譚喬精神狀態不對勁。開車穿過高架橋時譚喬經常產生幻覺，“到了特別高的位置，特別想從橋上開下去就結束了。”那時候他腦海里一遍遍浮現汽車騰空掉下的慢鏡頭。
2018年，譚喬被確診為抑郁癥，他辭去了《譚談交通》主持人一職，這檔活躍了13年的電視節目也畫上句號。
2019年開始，陸續有UP主將《譚談交通》節目片段搬上視頻平臺，好評如潮。
“我沒有去過成都，但是我知道去二仙橋要走成華大道。”
“國內最強脫口秀/最強法制節目/最佳對口相聲，感謝成都人民友情助演。”
在互聯網的二度創作中，曾經在節目中賺取了成都觀眾歡笑和眼淚的小人物成為鬼畜區的新寵，“二仙橋大爺”、“倍思特師徒”、“腰馬合一小伙”，帶火了一個又一個流行梗。
不再擔任主持人后，譚喬在某視頻平臺開設賬號，圍繞當年的精彩視頻和再創作，他收獲了百萬粉絲。2018年，譚喬回訪了“二仙橋大爺”，當年因為答非所問鬧出笑話的主角，如今跟譚喬的對話仍然是“雞同鴨講”。
譚喬：微信加起，你手機多少？
大爺：我手機華為的。
譚喬：我說你手機號多少？
大爺：手機號移動的。
網上這些視頻，呂建軍看得津津有味。他依然賣著二手家具，還成了二手市場里的紅人。店鋪越來越大，呂建軍在店里每個醒目的位置都掛上“高端訪談”的招牌，連走路都多了幾分老板的派頭和氣勢。他不再需要騎著電瓶車走街串巷地“喊街”，而是雇傭專門的貨車送貨，一家人在成都買了兩套房，換了幾輛車，真正在成都扎下根來。
有人把以前的視頻傳給他，他哈哈大笑，“連我們市場三歲娃娃都曉得呂老板”，他不再感到難堪和羞赧，“以前是真的不懂，錯了就要改，現在我很遵紀守法。”呂建軍說，“我上成都是白手起家，吃苦耐勞才有了現在，不活在別人的眼光里。”
呂建軍在朋友圈放上他和譚喬的最新合照，配文寫道“高端訪談第二期!”時隔十年，兩人都有了不同的心境。
這期間，譚喬想辭去交警的工作，單位沒有批準。人生進入下半場，他想轉換一個新的賽道，還想嘗試一些新的可能，就像“福貴”說的“往前看”。
A10-A11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李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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