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與病毒的賽跑，日本不僅跑慢了，還排起了隊。
作 者丨彭權綸
屢獲諾貝爾醫學獎的日本，為什么至今沒做成新冠疫苗？
高燒數日、呼吸困難、失去嗅覺……病榻中的中村憲昭已經被病魔折騰得奄奄一息了。5月23日，他再次撥通119號碼，請求派一輛救護車把自己送到醫院治療。
其實早在6天前，他就已經被確診為新冠陽性，卻沒有被醫院收治。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頒布的《醫療指引》規定，血氧濃度低于93%的人才需要吸氧氣，而彼時他因為沒有達到這個收治標準，被通知只能在家休養，靠自己扛過去。
中村憲昭一直堅持到血氧濃度低于90%，他才再次撥打求救電話。救護車來到他家門口，但在車內檢測血氧濃度后，醫護人員告訴他情況并不嚴重，讓他繼續在家休養。
唯一的希望也破滅了。
一個新冠重癥患者得不到救治，被迫在家休養，這樣的故事放在中國可能難以想象，但在日本已是常態。
今年3月，印度變種毒株在日本大爆發，新增感染人數從2月底不到700人，到5月最高超7000人，3個月內新增感染者多了10倍，媒體甚至驚呼“日本或成第二個印度”。
日本各地的醫院早已是人滿為患，有民眾稱“這里的醫院已經完了，不像是醫院，而是‘地獄’�！�
▲日本新冠病毒新增患者數量
來源：日本厚生勞動省
在大阪，已有近9成確診患者無法在醫院就醫，只能在家里自行隔離，用當地人的話說，就是自生自滅。
截至目前，日本已有超過500人沒能扛到去醫院治療，就已經在家中去世了。很多獨居的人，直到醫生上門詢問病情時，才被發現早已染病去世。
老百姓(603883,股吧)在疫情中水深火熱，日本本國的疫苗卻遲遲不見蹤影。
在我們的印象中，日本是個醫療高度發達的國家，事實也的確如此。
在生物醫藥領域，日本確實名列前茅，巔峰時期僅次于美國和德國；過去十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中，就有4位日本人在列；專為中國有錢人開發的日本醫療旅游，近年來也持續受到熱捧。
但這次疫苗研發的遲緩，打破了日本在外界眼中“醫療優等生”的印象。
目前，日本國內至少有10家藥企參與了新冠疫苗的研發，跑得最快的AnGes正在進行DNA疫苗的臨床2/3期試驗；鹽野義制藥正在進行重組蛋白疫苗的P1/2試驗；KM Biologics和“第一三共”自3月以來也一直在進行P1/2測試。
▲各國疫苗在日本的研發及審批進度
來源：Answers News
以上幾家藥企聲明稱，最快也要下半年才能有疫苗產品上市。而相比之下，中國到目前已有5款疫苗面世。
這是一場與病毒的賽跑，日本不僅跑慢了，還排起了隊。
受制于國內疫苗緩慢的研發速度，日本被迫在國際上采購疫苗�？墒窃诋斍岸鄧咔樯形吹玫接行Ь徑獾那闆r下，疫苗并不是有錢就能買到，還需要攀關系、看疫苗供給國的臉色，不然就只能和其他國家一樣等待全球疫苗的剩余產能。
2月中旬，日本才開始安排疫苗接種，但疫苗緊缺，僅夠一線醫護人員接種。
4月16日，日本首相菅義偉訪美，在獲得拜登表態之后，特意與輝瑞CEO舉行電話會談，請求追加更多新冠疫苗。
這次會談頗有成效。預計到6月底，日本能在國際上拿到1億劑輝瑞疫苗、4000萬劑莫德納疫苗和1.2億劑阿斯利康疫苗，但由于阿斯利康疫苗潛在的血栓風險，日本沒有放開該疫苗給公眾接種，而是送給了中國臺灣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
疫苗還在等待，醫療系統已經全面崩潰了。截至7月1日，日本這個人口數量和中國廣東省相當的國家，累計感染超80萬，累計死亡人數超過1.4萬人。
很多人不禁想問，屢獲諾貝爾醫學獎的日本，為什么至今沒做成新冠疫苗？
日本的疫苗史，也是一部不斷“翻車”的歷史。
1948年二戰到了尾聲，有大批日本軍人將要回國，有可能將大量國外的病毒帶回日本。為了防止潛在傳染病的爆發和傳播，日本推出了《預防接種法》，并針對12種疾病要求強制接種，違反規定的還需繳納罰款。
在1940年代的日本，百日咳是一種常見的兒童呼吸道傳染病，每年就有10萬名兒童感染百日咳，其中超過1萬人因百日咳死亡。
1968年，針對百日咳、白喉、破傷風聯合疫苗被《預防接種法》引入，效果十分顯著，僅用了三年，百日咳每年的死亡率就降低到原來的2%。
但是，沒有一款疫苗是完美的。
1974年到1975年初，連續兩例嬰兒在接種百白破疫苗的一天內死亡，這迅速在全國引起了疫苗恐慌，日本政府立即停止了百白破疫苗的接種。1976年，在保持強制接種的同時，日本取消了處罰規定，并建立健康損害救濟制度。
兩年后日本恢復了百白破疫苗的接種，但恢復后疫苗接種率大幅下跌，導致百日咳死灰復燃。1979年，有1.3萬人感染百日咳，反彈到10年前的水平。
百白破疫苗不是個例。
1987年日本開始強制接種針對麻疹、腮腺炎及風疹的麻腮風疫苗，但疫苗不良反應率卻居高不下，每900名接種兒童就有1名產生不良反應，是試驗預期數據的2000倍。
到了1993年，日本政府在公眾抗議的壓力下決定終止麻腮風疫苗的接種，但為時已晚，全國180萬接種該疫苗的兒童中，已出現1700多例的急性腦膜炎，還有多個因接種疫苗而導致死亡及永久性失聰、失明的案例。
東京高等法院裁定，疫苗事故的受害者可以通過《國家賠償法》向政府索賠，這也成了日本政府在疫苗事故中無法免責的先例。
大阪地方法院的一份判決書顯示，一位因接種麻腮風疫苗導致嚴重永久性殘疾的患者，獲得了1.2億日元賠償，類似這樣與麻腮風疫苗相關的醫療索賠案，當時有近千起，賠償數額之大可以想象。
1994年，日本政府重新修訂了《預防接種法》，將疫苗接種從“強制”放寬為“推薦”，從“大規模接種”放寬為“個人接種”，減少政府在疫苗事故中的責任。
1996年，麻風腮疫苗的危機尚未完全平息，日本生產的乙肝疫苗又爆出了丑聞：因為使用了國外艾滋病和肝炎患者的血清作為原料，導致部分接種者染病。
對于上述事件，利益相關的日本政府、接種醫院、生產廠家卻一同掩蓋真相，導致更多疫苗接種者成為病毒感染者，在數千名患者聯合提起公訴后，事件才得以曝光。
▲數千名患者上街游行
來源：jiji.com
在這次乙肝疫苗事件中，日本政府需要賠償的人數超過43萬，金額共計3.2萬億日元，個人最高獲賠3600萬日元。作為乙肝疫苗的供應商，化學及血清療法研究所被勒令停業110天。
一次又一次的疫苗危機，使日本政府對疫苗的研發與接種的態度越來越保守，對新疫苗審批卡得越來越嚴格。在1993年至2007年間甚至出現長達15年的“疫苗空白期”，期間只引入了兩種新疫苗，還只是傾向于經多年驗證的老牌疫苗。
《預防接種法》在保護日本民眾打疫苗的權益同時，成了套在疫苗產業頭上的枷鎖。
為了避免疫苗事故，日本政府傾向于疫苗供應商單一化，這也導致了疫苗產業缺乏活力。
研發一款新疫苗，不僅審批困難，審批通過研發上市了，政府又不敢采購，一款沒有“錢”途的產品，企業自然提不起興趣，這使得日本疫苗產業只能“躺平”。
進入21世紀，日本少子化愈發嚴重，疫苗需求量連年下降，在這個不斷萎縮的市場里，已經連一家規模大點的企業都放不下了。
眼看曾經處于前沿的疫苗研發領域，快要變成一潭死水，日本政府終于坐不住了。
2006年日本政府制定《疫苗產業愿景》，喊話各大藥企和各疫苗制造商：“呼吁疫苗制造商將其業務發展為大型制藥公司的一部分或與制藥公司合作，成為一家資金雄厚的制藥公司的子公司，不斷推出新的疫苗，賺取穩定的利潤，實現正循環發展。”
在政府的引導下，很多有實力的疫苗制造商（實驗室）抱上了有錢藥企的大腿，但卻依然沒有成就一個成功的案例。
2011年，“第一三共”與北里研究所成立合資公司“北里第一三共疫苗”，2017年疫苗業務銷售額達到420億日元。但后來該公司的疫苗被告知不符合政府標準，被迫自愿召回，直接導致219億日元的損失。
盡管進行了400億日元的增資以重建公司，但仍沒能頂住巨額損失的壓力，“北里第一三共疫苗”公司在2019年4月被迫解散。
2017年，疫苗制造商UMN Pharma投資100億日元，興建用于新疫苗研究技術的廠房，結果被政府以“缺乏臨床意義”為由駁回申請，該藥企的投入也打了水漂，在資不抵債下被業內巨頭鹽野義制藥收購。
日本媒體直言，《疫苗產業愿景》已經流于形式。
“第一三共”社長曾對媒體公開表示：“日本的制藥企業都對投資疫苗猶豫不決，政府也沒有投入充足的預算來支持疫苗開發，而要想制造出高品質的產品，需要大規模的投資，能不能盈利對企業而言很重要�！�
疫苗產業愿景推進委員會的官員說：“疫苗開發需要產業界、政府和學術界的共同智慧，我們聽取了產業界的意見，但遺憾的是，由于技術問題和缺乏明確的經濟激勵措施，進展緩慢。”
從企業家和官員的表態中不難發現，企業和政府之間已經陷入了某種囚徒困境。
在囚徒困境中，兩個人都做出對自己有利的選擇，最后卻是一個雙輸的局面。政府和企業都在為自己的利益精打細算，政府擔心疫苗事故嚴卡審批，企業沒有政府的支持也不敢投入創新，推諉扯皮耗去的不只是時間，更危及普通老百姓的性命。
參與日本mRNA疫苗開發的東京大學石井健教授曾對媒體抱怨：“2020年初，歐洲和美國有數萬億日元用于疫苗開發，而日本只有大約100億日元�！�
疫苗產業是個耗時長、高風險的產業，如果沒有足夠大的市場或者政府的大力補貼，企業是賺不到錢的。
若僅供應日本本土市場，疫苗企業很難收回研發成本，所以當前在疫苗研發的臺面上，仍然鮮有大玩家的身影。
如今，國際疫苗市場已被各國劃好地盤，無論是國際影響力還是疫苗的供給速度，日本都無法與中、美、英、俄相提并論，日本企業如果想把疫苗賣到海外，更是難上加難。
盡管如此，在新冠疫苗的牌桌上，日本仍然沒有放棄掙扎。
除了沖在一線的疫苗企業外，更多大企業還是持觀望態度，或選擇更穩妥的方式加入戰局。
作為早已躋身全球前十的日本醫藥界巨頭的武田制藥，并未開啟疫苗研發工作，而是與美國藥企合作在日本推廣莫德納疫苗。
有日本專家指出，若新冠病毒最終演化成需要每年接種的流感疫苗，日本企業才有自主研發的動力。
而長期以來日本政府的保守態度，讓整個疫苗產業在面對新冠疫情時，維持數十年一貫的“貿工技”思想，即與其讓自己的企業冒險研究疫苗，不如直接從國外進口。
但進口也沒那么容易，日本在疫苗事故方面近乎零容忍，也讓國外的疫苗也很難快速引進。
去年12月就開始在日本臨床試驗的輝瑞疫苗，也是在2個月的小規模人群試驗后，迫于新一輪疫情的爆發，才被“特例批準”，以往這個時間起碼在1年以上。
日本政府在2月中旬開始接種疫苗時宣布，對因接種新冠疫苗副作用等導致死亡的被害者，根據日本國家預防接種被害者救助制度，將支付一次性賠償金4420萬日元。
日本厚生勞動大臣田村憲久在國會中稱：“只有解決居民的恐懼心理，才能更好地促使新冠疫苗流動，最終達到抑制疫情的作用。”
盡管日本政府已經承諾了價格不菲的疫苗事故賠償，但接種工作卻一點也不能讓人放心。
在優先供給65歲以上老人的疫苗接種階段，就已事故頻發：
5月12日，一位護士拿了沒有灌入疫苗的注射器給老人接種，注射進去了0.3毫升空氣；5月15日，一接種人員將生理鹽水當做疫苗給老人注射；6月3日，一家老年人機構一百多人接種了沒有按規定冷藏的疫苗……
這些負面新聞和多次的疫苗危機，增加了民眾對疫苗的恐懼心理，也在增加藥企研發的成本，其中就包括很少有人愿意加入疫苗的臨床試驗。
進度最快的疫苗企業AnGes，原計劃于日本本土進行數萬例患者的臨床試驗，因愿意接受臨床試驗的人數不足以失敗告終。其他藥企只能選擇時機和成本都更高的海外大規模試驗方案。
有日本媒體稱：“臨床試驗對于這些藥企來說是一堵墻�！�
有安全風險的疫苗不批，有虧錢風險的疫苗不做，有接種風險的疫苗不打，政府、企業、民眾每一方都在追求一劑完美的疫苗，看似每一方都沒做錯。
但在不完美的世界追求完美，最終只能走向內卷：
政府幾乎批不下來疫苗，企業也因風險太高放棄創新，民眾也對疫苗不信任，結果就是大家都“躺平”，眼睜睜地看著病毒肆虐。
日本首相菅義偉在6月9日表示，盡量在2021年10月-11月完成所有國民的疫苗接種。
按照當前的疫苗研發速度，在國外疫苗占據優勢的情況下，日本國內企業很有可能連喝湯都趕不上了。之前的研發投入也許就此打了水漂，沒有人知道這些疫苗企業下一步怎么辦。
[1]《疫苗接種為什么日本這么慢？》NHK
[2]《日本也曾遭遇“疫苗危機”：兩個死嬰，十年代價》醫脈通
[3]《全線崩潰！大阪近9成確診人只能在家等待，日本政府仍放不下奧運》曾正
[4]《全球新冠疫情、疫苗、藥物跟蹤系列》國盛證券
[5]《如果情況變得更糟，你能叫救護車嗎？》NHK
THE END
出品人：畢亞軍
主編：王曉 責編：周怡 劉彥潮
美編：楊亞姣 運營：方樂迪 張嬋 倪晨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華商韜略。文章內容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和訊網立場。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請自擔。
最新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