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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憑一己之力把印度股市打趴下？這不好說。
但還真有印度本國的人做到過。
這個人叫拉馬林加·拉賈。
簡單說下這個故事。
拉馬林加·拉賈在1987年辦了一家公司，叫薩蒂揚，主要做軟件外包，并且于2001年在紐約上市。
為了大富大貴，拉賈就想到了一招：做假賬。
把公司業績做得很漂亮，其中2007到2008財年，把銷售額做到21億美元，利潤4.2755億美元，同比增幅分別高達48%和35.5%。
但實際上，財務數據中有94%都是捏造的！
但這樣瘋狂的造假卻在很長時間里根本沒有被發現。在紐約交易所，薩蒂揚的股價還是蹭蹭蹭地漲。
直到金融海嘯席卷而來，造假行為徹底敗露：公司股價在一天里暴跌了將近80%，市值從70億美元縮水到5.5億美元。
因為是印度公司，連印度股市都重挫了7.3%。
在紐約上市六七年，為什么就是沒有人發現他造假呢？
這就要說到印度的軟件外包產業。
因為印度軟件外包產業實在太強了，讓美國人認為，任何看起來不可能的業績，也會成為可能。
說起來，印度的軟件業能真正成為支柱產業，離不開一個人的貢獻。
他就是被稱為印度“軟件之父”的F.C. Kohli，同時也是印度最大的軟件服務公司塔塔咨詢服務（TCS）的創始人。
F. C. Kohli被稱為印度的“軟件之父”
1968年，Kohli以塔塔電氣公司（Tata Electric Companies）總經理的身份被集團委派經營初創的塔塔咨詢服務（TCS）。
Kohli也不負眾望，靠著給銀行和企業做軟件外包逐漸站穩腳跟，隨后又將業務拓展到了海外市場。
1974年，塔塔咨詢服務通過軟件外包業務，逐漸在英美等國家聲名鵲起，訂單多到忙不完。
分身乏術的Kohli于是開始將大量的海外軟件外包訂單轉回國內，交給各類中小企業完成，自己做起了軟件“包工頭”。
可由于外包項目多到現有的企業都忙不完，Kohli便在印度各大城市建立了十多個軟件培訓中心，對大量的招募軟件人才進行培訓。
學習者在Kohli開辦的培訓機構不僅可以學到最先進的軟件開發知識，更能在培訓結束后立即上崗就業，堪稱印度軟件業的“黃埔軍校”。
Kohli開辦的培訓機構為印度軟件行業培養了大量專業人才
此時的全球各個國家尚未意識到信息產業的巨大價值，還將制造業作為發展重心，客觀上也給印度發展外向型的軟件產業提供了巨大的機遇，
也是因為Kohli的呼吁和推動，印度政府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決定發展軟件行業，對這個行業不僅不收取任何稅款，而且在銀行貸款方面給予優先權，為這個行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環境。
那些從Kohli開辦的培訓機構走出的學員，后來均成為印度軟件業的創業者和技術高管，帶來了數百萬名從業者，并為印度服務業提供了每年超過1750億美元的產值。
2002年，由于Kohli的巨大貢獻，他被授予印度第三級的平民榮譽：蓮花裝勛章（Padma Bhushan）。
2020年，在96歲的F.C. Kohli去世后，印度官方和民間表示了深切哀悼，稱其為“印度IT之父”。
Kohli去世后，印度總理莫迪特地發推文悼念
印度有個現象非常有意思，一方面印度是全世界文盲人口最多的國家，女性的文盲率超過30%，男性的文盲率則為20%；另一方面，印度又是全球最大的軟件外包基地，大約占全球軟件外包市場的55%。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發布《全民教育全球監測報告》，全世界72%的文盲人口集中在10個國家，這些國家的文盲總人口達5.57億，其中印度的文盲人口數量居首位。
另一組數據是，過去三十多年，印度的軟件業創造的價值超過1900億美元，已經成為印度最重要的支柱產業。
目前，世界主要的軟件公司都在印度設有規模龐大的分公司。
聯合國曾公布世界文盲人口最多的十個國家（1985-1994年和2005-2011年對比 單位：百萬）
這不免讓人好奇，印度為何一邊文盲率如此之高，一邊卻又成為世界最大的軟件外包國度呢？
客觀上分析，印度軟件業的快速崛起與其自身的語言環境有著密切關系。
印度是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英語系國家，雖然國內有179種語言，但只有英語和印地語才是印度的官方語言。而英語又是最有影響力的語言，其行政和司法系統皆以英語為官方語言。
說起來，這要拜印度曾經是英國殖民地所“賜”。
身為當年英國殖民地的重要國家，印度人在英國人統治時期，無論生活還是工作都被迫將英語作為官方用語。
為了生活，大量的印度人不得不放棄傳統語言，改用英語。
英語在印度的使用和發展長達兩百多年，早就在印度人的語言環境中打上了深刻的本土文化烙印，也由此貢獻了國際上獨特的“印式英語”。
印度在二戰后取得了獨立，建立了屬于自己的政府，在社會上掀起了浩浩蕩蕩的“去英國化”運動，還試圖通過憲法來保障印地語的地位。
1949年，印度政府在憲法中明確規定“印地語”（地位類似于中國的普通話）作為全國的共同使用的官方語言，并立下了15年的過渡期。
誰知等到了1965年，在憲法規定的印地語正式推廣之時，印度國內爆發了大規模的騷亂，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的示威活動，甚至還有抗議者以自焚來表達不滿。
這是由于印度特定的地理環境，北方和南方使用英語的習慣差異極大，北方的英語使用率不到10%，而南方則超過了90%。
南方的泰米爾納德邦只愿意選擇英語和本民族的泰米爾語作為通用語言，極度排斥印地語，甚至表示如果政府要將印地語作為官方語言普及，自己就要搞自治。
此言一出，得到了其他南部各邦的積極響應，最終迫使當時的印度政府宣布不再強制普及印地語，依然保留英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合法地位。
印度街頭的門店招牌隨處可見英語和印地語混雜的場景
一個國家連自己的官方語言都無法普及，可見當年的殖民統治和各地的傳統文化對印度的影響有多深遠。
這使得今天的印度超過40%的學校采用英語教學，大學則是100%采用英語教學與考試，幾乎所有的重要考試和官方文件全部使用英語。
因此，作為以英語為編程語言的軟件行業，印度有著天然的語言優勢。
另一方面，軟件行業是個知識高度密集的領域，離不開高素質人才的培養，教育才是推動印度軟件外包行業發展的最根本動力。
而這一切歸功于印度早年模仿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建立了多所世界級的理工大學。
在印度人心中，最有名也最難考的大學當屬印度理工學院。
沒錯，這就是印度電影《三傻大鬧寶萊塢》中“皇家理工學院”的原型。
《三傻大鬧寶萊塢》中，“皇家理工學院”的原型正是印度理工學院
成立于1951年的印度理工學院是一所在世界享有盛譽，但也是錄取率極低的大學，甚至比全球很多著名高校還要難考。
網上曾有個段子，說的是有個美國人很佩服一位印度同學居然能考上麻省理工學院，可他卻遺憾地表示，自己是由于沒能考上印度理工學院才來的麻省理工學院。
因為每年印度理工學院招生人數大約是8000多人，但印度國內算上應屆、復讀等考生，報考人數超過60萬，錄取率還不到2%。
這是什么概念呢？
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那年也被稱為高考錄取率最低的一屆。當年的報考人數570萬，實際錄取為27萬，錄取率約4.8%。
難怪印度人自己都說：一流的學生進理工學院，二流的學生才出國念美國名校。
印度理工學院
印度理工畢業的學生根本不愁就業，每年到了畢業季，會有數不清的海外及本地大公司來學校內招。
可以說，印度理工學院的文憑，幾乎就是一張普通印度人走向人生巔峰的入場券。
如今，印度理工學院、德里大學、尼赫魯大學等印度高校均已躋身QS世界大學500強排名，在亞洲更是排名最前列的理工科大學。
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印度將英語作為官方語言，讓印度的大學得以與英美等著名高校教學保持同步，課件更是可以“無縫銜接”，拿來就能直接用。
印度大學采取百分百的英語教學模式
正因為印度的教育技術與語言體系與歐美國家幾乎同步，在軟件開發項目最看重的全球CMM認證的公司中，75%是印度公司；全球通過ISO-9000認證的軟件公司也是印度最多。
大量的跨國企業愿意選擇印度作為軟件外包公司，不僅是因為印度的軟件公司擁有現代化的技術和雄厚的實力，足以處理大的軟件項目，關鍵還是員工工資相對便宜。
在印度，一名軟件工程師的平均年薪大約是555000盧比（大約47402元人民幣），其中安卓開發者的平均年薪大約是420997盧比（大約35957元人民幣），蘋果開發者的平均年薪大約是459735盧比（大約39265元人民幣）。
哪怕目前最火熱的AI人工智能工程師，平均年薪也不超過750000盧比（大約64057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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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國，普通的安卓工程師的年薪都超過了20萬元人民幣，差不多是印度同行的5倍。
可換到美國，一名軟件工程師的平均年薪為10萬美元（大約63萬元人民幣），即使剛剛入門的軟件工程師也能拿到最少6萬美元（大約38萬元人民幣）。
全球軟件工程師的平均薪酬對比圖
對比之后，可想而知為何印度軟件人才擠破頭也要去美國了。
印度的人力如此便宜，使得軟件外包價格在全世界都具有優勢，其貼心的服務更是深得客戶青睞。
因為時區的差異最終可以降低項目的成本以及總交付時間，印度軟件外包公司在為全世界客戶提供7*24小時技術支持的同時，還能根據客戶所在國家的時區調整工作和作息時間。
在印度的班加羅爾、欽奈，以及德里、孟買更是匯集了大量的軟件開發公司，形成了軟件開發的聚集效應。
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班加羅爾一躍成為印度最主要的軟件外包產業基地 圖片來源：地球知識局
不過，和中國不同，印度軟件信息行業的頂級人才，他們更喜歡美國。
微軟CEO薩提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生于印度海德拉巴。
谷歌CEO桑達爾·皮查伊是印度金奈人。
這又是另外一個悲傷的故事。我先前有文章已經分析過，大家有興趣可以翻翻看。（《印度人統治硅谷，中國人淪為打工仔？看看他們的后院吧》，點擊標題即可閱讀）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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