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國民眾不僅對近兩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實際生活水平下降有怨言，而且對政府效率低下也是憤憤不平。自己的社會成就感越來越少，對未來越來越迷茫。這種感覺在青年人中尤其強烈
2022年1月6日，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遭圍攻的市長辦公大樓一片狼藉。圖/IC
文 | 張寧
在哈薩克斯坦西南部、里海東岸有個面積16.56萬平方公里、人口74萬（2021年底）的曼吉斯套州。十年前的2011年12月16日-2012年1月5日，該州的扎瑙津市發生騷亂，要求漲工資的石油工人與軍警沖突，造成15人死亡，上百人受傷。
2021年12月30日，扎瑙津的居民再次走上街頭，抗議車用液化氣漲價，進而引發全國規模的騷亂。兩次騷亂均由生活境遇引發，也都導致哈政壇巨變。油氣資源豐富的哈薩克斯坦在十年內卻兩次因油氣問題導致騷亂，不禁讓人唏噓。
液化氣價格改革過激
曼吉斯套州90%的GDP產值來源于油氣開采，每年石油開采量約占哈全國總產量的三分之一。由于天然氣豐富且價格便宜，哈國內越來越多的小型車輛改用液化天然氣。據統計，2019年-2021年，使用液化氣的汽車數量從14萬輛增加到31.34萬輛，液化氣的年消費量也從約130萬噸增加到約160萬噸。曼吉斯套州則90%以上的車輛使用液化氣，這個比重明顯高于哈國內其他地區，這也是該州居民對液化氣價格更加敏感的原因所在。
據哈國家統計委員會數據，2021年曼吉斯套州職工月均工資約36萬堅戈（約合人民幣4900元），雖然高于哈全國平均工資26萬堅戈（約合3600元人民幣），但由于該州油氣以外的其他產業不發達，往往是一個工人養活全家三五口人，因此家庭實際生活水平并沒有工資收入水平顯示的那么高。尤其是地處烏津油田附近的扎瑙津市（人口約10萬）居民，往往率先提出增加工資、降低物價等保障生活的要求。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哈薩克斯坦經濟大受影響，GDP增長率為-2.6%，通脹率7.4%。2021年宏觀經濟雖有好轉（GDP增長率約為3.2%），但物價卻持續高漲，全年通脹率約為8.7%，面包、小麥、糖、蔬菜、肉奶、成品油等生活必需品漲價幅度大，讓本來就收入拮據的居民抱怨不已。在曼吉斯套州，2021年初的液化氣市場零售價為30堅戈（約合0.42元人民幣），年中漲到50堅戈（約合0.7元），年底漲到約110堅戈（約合1.54元），轉過年的2022年1月1日起，由于實行新的定價機制，零售價增至120堅戈（約合1.68元）。
盡管與獨聯體其他國家相比（2021年12月底），哈薩克斯坦的液化氣價格是最低的，同期的阿塞拜疆約166堅戈、俄羅斯約182堅戈、吉爾吉斯斯坦約202堅戈，白俄羅斯約212堅戈，但與過去相比，哪怕是半年前，曼吉斯套州的液化氣價格漲幅也超過一倍多。這樣的價格形勢讓當地居民不再忍受。示威游行首先從扎瑙津市開始，很快擴大到曼吉斯套州內其他地區，以及哈國最大城市阿拉木圖市。到1月4日更是波及到哈國內近一半的地區。抗議形式也從開始的上街游行、阻攔交通，演變為與軍警沖突、焚燒車輛、沖擊政府辦公大樓、搶奪軍械庫等。
哈能源部的解釋是，哈政府從2019年起便尋求改革天然氣定價機制，主導思想是市場化和電子化，由天然氣生產商和銷售商通過網上電子交易平臺，按照市場化原則商議確定購銷價格，零售市場上順價銷售。這樣做的目的是減輕政府補貼負擔，讓銷售價格能夠彌補生產企業的成本，提高其生產積極性。截至2021年初，哈全國已有70%的地區執行市場化定價機制。曼吉斯套州計劃從2022年1月1日起全面執行。
按理說，能源部的改革計劃有利于經濟發展，但實踐證明，該計劃過多考慮了經濟因素，忽視了油氣作為國民經濟和民生戰略性商品的政治屬性，完全交給市場往往在政治上行不通，需要政府的調節和補貼。
盡管2022年初的騷亂由曼吉斯套州的車用液化氣漲價開始，但后來之所以迅速波及全國多個地區，說明在新冠肺炎疫情、經濟不景氣、實際民生水平下降、物價高漲的大環境背景下，民眾長期積累的怨氣和憤怒集中爆發。車用液化氣漲價只是一個導火索，底層的火焰則是對政府政策和生活境遇的長期不滿。
哈薩克斯坦民眾不滿意什么？這次騷亂中，參與者的訴求越來越政治化，開始要求降低物價，后來發展為要求政府辭職、與托卡耶夫總統對話、恢復地方行政長官直選（目前是總統任命）、首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下臺等。
這些訴求表明，民眾不僅對近兩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實際生活水平下降有怨言，而且對政府效率低下也是憤憤不平。由于政權交接不明朗，造成高層權力斗爭持續不斷，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利益集團長期把持國家資源和權力分配，普通民眾的政治權利往往難以真正實現。
簡而言之，就是自己的社會成就感越來越少，對未來越來越迷茫。這種感覺在青年人中尤其強烈。
納扎爾巴耶夫徹底退休
托卡耶夫（左）與納扎爾巴耶夫。圖/法新
從事態發展結果看，哈現任總統托卡耶夫似乎是最大獲利者。騷亂的第二天（1月5日），哈政壇出現人事巨變。托卡耶夫總統接受馬明政府總辭職，由第一副總理阿里汗代行總理職責，等待新總理產生。同時，托卡耶夫從首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手中接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職務。此舉意義非常。
2019年首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辭去總統職務后，手中保留了哈薩克斯坦人民大會主席、執政黨祖國之光黨（在議會上下兩院各擁有三分之二以上議席）主席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三個現職。哈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能大體相當于中國的中組部、中紀委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三家機構的職能之和，這使得納扎爾巴耶夫“退而不休”，仍舊是國家權力的實際掌控人，造成哈國中央權力架構呈現“雙核心”狀態，首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和現任總統托卡耶夫各有一套人馬和服務保障機構。
托卡耶夫雖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但沒有實權。這讓下面的人往往難以適從，不知該把自己的政治前途“與誰捆綁”，高層權力斗爭表面平靜，底下則暗流涌動，施政效率不高，國家的很多改革政策和發展措施說得很好，卻難以落實執行，各項工作推進緩慢。這種狀態是民眾對國家政治最不滿意的地方。大部分民眾希望盡早結束，期盼已經長期執政的納扎爾巴耶夫徹底交出權力，放手讓后人工作，打破舊的利益格局，重新分配國家資源和權力。騷亂期間，多地廣場上的納扎爾巴耶夫塑像被推倒毀壞，示威人群的口號便是：“走吧！老同志！”這足以表明民眾對他的態度。
哈國暴發新冠肺炎疫情后，哈國面臨的內外形勢發生急劇變化，特別是2020年6月感染新冠病毒后，納扎爾巴耶夫的健康狀況惡化促使其加速權力移交進程。2021年已將人民大會主席和祖國之光黨主席兩個職務交出，2022年1月5日又將安全委員會主席職務移交，納扎爾巴耶夫已將手中的全部現職悉數交給托卡耶夫。
這意味著，納扎爾巴耶夫已完全退休，結束了老一輩“扶上馬，送一程”的使命，以及過去所說的“雙核”政治架構。納扎爾巴耶夫時代正式謝幕，托卡耶夫成為名副其實的全權總統。
分析人士認為，納扎爾巴耶夫此時徹底交權可能是身體抱恙，需要提早安排好交接班事宜，讓托卡耶夫能夠全力處理危機。當然也不排除是甩包袱，將平息騷亂等爛事留給托卡耶夫處理。
盡管這個開局有些艱難，但畢竟是屬于自己的新時代。接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后，托卡耶夫隨即將國家政權的刀把子——民族安全委員會（即克格勃）的領導層大換血，將主席、第一副主席、副主席三個關鍵崗位都換上自己的人，從而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基礎，具備了協調各部門的能力，可以更好地應對國內動蕩局勢。
不管怎樣，在疫情肆虐、經濟下行、民生交困三期疊加的復雜形勢下，托卡耶夫接下來要面對的都是棘手的事。即使騷亂平息后，他也面臨如何落實既定發展戰略、如何處理與納扎爾巴耶夫及其家族的關系、如何安排納扎爾巴耶夫時代的老臣、如何選拔和任用年輕干部等難題。
反對派的活動
示威活動剛開始時，哈政府將其視為民眾的正常訴求，并派出官員開展對話，希望協商解決問題。后來隨著事態發展，托卡耶夫對形勢的界定也逐步升級為“恐怖活動”，指出騷亂背后有“懷揣財政動機的陰謀家”，哈國“受到來自國外的幫派組織的入侵”。主要理由就是各地爆發的騷亂似乎不是自發，如果背后沒有統一的組織協調，很難在短期內發動如此大規模和大范圍的騷亂。
托卡耶夫總統所說的這個“陰謀家”和“國外的幫派組織”就是現在海外流亡的反對派穆赫塔爾·阿布利亞佐夫（Mukhtar Ablyazov）。此人1963年出生，上世紀90年代曾在哈政府中擔任能源、工業和貿易部部長，后進入金融領域，擔任哈資產規模最大的圖蘭·阿列姆銀行（BTA）的董事長。期間挪用巨款（哈政府稱至少60億美元），2009年金融危機后腐敗行為敗露，為躲避哈國通緝而流亡英國，2020年獲得法國政治難民身份，現居住在法國。
阿布利亞佐夫2001年成立“哈薩克斯坦民主選擇黨”。流亡海外后，因財力雄厚，阿布利亞佐夫和該黨成為哈最大的反對力量，在海外遙控指揮和資助哈國內的反政府活動。近五年來，哈國內幾乎所有的反政府活動都與阿布利亞佐夫有關。據烏克蘭Strana.ua網站報道，為支持2022年的騷亂，阿布利亞佐夫在烏克蘭設立了一個指揮總部，還于1月4日在自己的社交賬戶上發布視頻，公布這個總部的聯系方式，呼吁哈國內的示威抗議者協調行動，并威脅哈執法人員，說抗議者們可能發動類似烏克蘭“廣場革命”的行動。
阿布利亞佐夫在哈國內的助手，便是記者馬邁（Zhanbolatu Mamayu）及其2019年成立的民主黨（未獲哈官方登記注冊）。該黨從成立之日起的主要活動就是抗議和集會，主張修改憲法、釋放政治犯。這次騷亂從曼吉斯套州擴散到阿拉木圖，主要推動者就是馬邁。正是他帶人最早來到阿拉木圖的市中心廣場，號召支持曼吉斯套州的抗議活動。
從近年的活動特點看，阿布利亞佐夫的鼓動對象以哈國內的青年為主。從騷亂視頻中可以看出，2022年騷亂活動的參與者主要是青年人。原因不僅是青年容易受鼓動，更與部分青年失業或待業在家，無所事事，趁機發泄有關。哈薩克斯坦人口總體上非常年輕。截至2021年底，哈全國1966萬總人口中，45歲以下人口（獨立時未成年+獨立后出生）1347萬。也就是說，哈國獨立后成長和出生的年輕人已成為哈國的社會中堅。但對廣大普通青年而言，學習和就業的壓力很大。2016年-2021年，哈官方登記的失業率平均為4.9%。雖然哈政府想方設法努力提高就業，但受國內產業和企業規模所限，就業難題并不容易解決。
由于阿布利亞佐夫長期流亡海外，哈國內外很多人懷疑他可能受西方資助和指使，其活動代表或體現了這些西方機構的意圖。這也導致一些人認為此次騷亂可能是西方發動的“顏色革命”。但二者的具體關系，目前尚不清楚。美國白宮發言人珍·普薩基已經否認美國參與了哈薩克斯坦的此次騷亂，并呼吁“示威者們和平表達自己的意愿，哈當局應該保持克制”。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月6日也表示，“哈當前發生的事情是哈內政，相信哈當局能夠妥善解決問題。希望哈局勢能夠盡快穩定下來，社會秩序回歸正常。”
獲取俄羅斯的信任和支持
作為戰略伙伴和鄰國，哈國騷亂自然讓俄羅斯高度擔心。俄羅斯總統普京明確指出，不允許外部勢力干涉哈薩克斯坦內政。哈總統托卡耶夫則在落實最高權力交接的同時，與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其他成員國的元首密切聯系，并以遭受“來自國外的幫派組織的入侵”為由，于1月5日請求集安組織派出維和部隊，幫助哈政府穩定局勢。俄羅斯旋即以集安組織維和的名義，派出空降部隊，進入哈國。在中亞的地緣政治博弈中，俄羅斯此舉可謂先拔頭籌，穩固了自己在哈薩克斯坦的地位和影響力。
2021年，俄哈關系在一定程度上產生微妙變化。哈薩克斯坦和美國借著阿富汗塔利班上臺話題互動頻繁，關系似乎越走越近，俄對托卡耶夫總統不限制哈國內的民族主義增長的做法也有些不滿。隨著哈國內要求擴大國語（即哈語）的普及應用，一直作為官方語言的俄語的應用受到削弱。哈政府也出臺《視覺信息法》，以法律的名義要求路牌、標簽、說明書、廣告等可視的信息必須使用國語。
另外，2021年夏季，哈西部出現“語言糾察隊”，對不說國語而說俄語的人予以侮辱歧視，但哈政府卻未嚴懲該組織負責人，反而放縱其遠赴烏克蘭避難。這些行為在俄羅斯看來均是典型的“去俄化”表現，并認為其獲得哈高層默許甚至支持。
與此同時，隨著北約東擴壓力增加以及烏克蘭局勢日漸白熱化，俄羅斯非常擔心美國搞亂中亞，迫使俄分散精力，陷入兩線應對的窘境。
對俄羅斯而言，哈國所謂的“去俄化”是局部的，不影響俄哈友好大局，但美國在哈薩克斯坦增加存在則是威脅俄地緣政治安全的大事，必須盡量阻止。哈請求集安組織出兵，相當于給俄羅斯一個天賜良機，既鞏固自身地位，又可趁機削弱甚至消滅哈境內的西方敵對勢力，還向外界展示了“關鍵時刻靠得住”以及“關鍵時刻還得依靠俄羅斯”的形象。
騷亂平息之后，哈對俄依賴只能增加，不會減少，而對西方的信任則可能會下降。穩定住哈薩克斯坦和中亞之后，俄羅斯便可集中精力應對歐洲部分的難題。
托卡耶夫心里也清楚，沒有俄羅斯的認可，誰都無法擔任哈薩克斯坦最高領導人。俄羅斯出兵既可幫助自己盡快穩定住局勢，還在一定程度上告訴競爭對手：“俄羅斯是承認和支持我的。不要在我和俄羅斯之間挑撥離間。”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中亞研究室主任；編輯：郝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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