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評論員 楊棄非
全國兩會期間，不少代表委員提出了有關出臺二孩生育補貼政策的建議。比如，全國政協委員、湖北省首義律師事務所主任謝文敏建議，另行增設生育補貼制度，對生育二孩、三孩家庭按月分別發放600元、1000元生育補貼。
人口問題是國家大事。不久前公布的《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去年年末，全國人口為141260萬人，比上年末增加48萬人。人口“零增長”愈加逼近的背后，是不斷下滑的生育率——全年出生人口為1062萬，出生率僅為7.52‰，自然增長率更下降至0.34‰。
扭轉生育“頹勢”，首先要減輕生育帶來的經濟包袱。有關用錢“刺激”的呼聲越來越高，更有地方政府拿出了具體的補貼政策，以直接的財政投入換取生育率止跌。就在去年，四川省攀枝花市宣布對二孩、三孩家庭每月每孩發放500元育兒補貼，直至孩子3歲；甘肅省臨澤縣則對二孩每年發放5000元育兒補貼，三孩每年發放10000元育兒補貼，直至孩子3歲。
但直接補貼是否是最有效的刺激生育意愿的方式？補貼額度在多大范圍內才是合理的？筆者認為，要評價政策效果，除了對育齡家庭進行調查外，還應充分評估政府財政的可持續性問題。
不妨以財政情況迥異的浙江、黑龍江兩個省份進行估算。不久前，浙江省衛健委在調查問卷中設問：“假設政府每個月補貼1000元，你愿意生育二孩/三孩嗎？”引發外界對浙江補貼政策的猜測。根據浙江2019年生育數據，結合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二孩”占比50%左右大致測算，要執行1000元/月/孩補貼政策到3歲，那么浙江一年需補貼109.62億元。
按此計算，僅二孩補貼一項，即占浙江同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1.56%，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1.09%，占衛生健康支出的14.96%。而橫向對比，同年浙江科學技術支出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比重不過5.1%。無論看比重本身還是與其他支出項比較，生育補貼都將是一筆不小的財政支出。
在財力更為有限的黑龍江，情況同樣不容樂觀。黑龍江已出現人口負增長，且在去年最新修訂的《黑龍江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中提到“建立育兒補貼制度”。若參照黑龍江2020年數據，并以多地普遍采納的500元/月/孩和1000元/月/孩兩檔補貼政策計算，補貼到3歲，黑龍江一年分別需補貼11.68億元和23.36億元，分別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0.21%和0.43%。占比不如浙江高，源于黑龍江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是收入的近5倍，若看補貼占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值，則分別達到1.01%和2.03%。
按此比例持續投入，無疑會給地方財經增加壓力。而再向前一步看，如果當前補貼并未對生育帶來明顯的帶動，各地不得不考慮補貼是否進一步加碼的問題。
筆者認為，各地一方面應當認真研判補貼的可行性和最終效果，制定一套更有計劃、有前瞻性的補貼政策，另一方面，更需要量入為出，在有限的財力下，“把錢花在刀刃上”，用精細化的治理方式，推動衛生健康教育等各項事業普惠發展。簡而言之，地方政府不應僅關注直接補貼，更可通過“間接補貼”的方式，多維度、立體化發揮財政撬動社會發展的最大效用。
比起“一言不合”就發錢，地方政府更應直面一系列具體的問題：生育服務是否實現了精細化治理？不同需求是否得到個性化滿足？每一項問題的妥善作答，無不需要政府財力的支持，一旦答好了，更有助于形成一個生育友好的社會環境。這不僅讓錢可持續，更讓社會氛圍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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