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議題正在博鰲論壇上熱烈討論中。近年來，氣候變化相關風險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日益顯著。為積極應對氣候變化風險挑戰，已有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制定了碳中和戰略，并實施了一系列碳減排措施。實踐表明，碳中和目標不可能一蹴而就，綠色低碳轉型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需要發揮包括金融在內的多種力量。目前，金融支持碳達峰、碳中和措施主要體現為綠色金融，并包含了目標、工具、標準等一系列內容。不過，在現有綠色金融體系下，許多高碳行業并未被納入其中，資源配置存在著供需矛盾，加大了低碳轉型的難度。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亟需研究提出新的支持框架，與綠色金融互補，共同推動經濟社會轉型。
轉型金融提出的邏輯
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轉型。順利實現這一轉型的關鍵，是擺布好短期與長期、轉型與穩定、增長與風險的動態過程。目前，綠色低碳轉型已成為各方共識，人們關注的焦點也已從“要不要轉型”逐步轉向了“應以什么樣的節奏”轉型和“選擇什么樣的方式”轉型。在推動綠色轉型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種傾向性的認識，即認為推動綠色低碳轉型，就是要盡可能少地使用高碳資源（如煤炭、火電），而盡可能多地采用低碳或零碳產品或技術（如風電、綠氫），盡快推動綠色轉型。上述認識體現在金融部門身上，就是盡可能減少對高碳行業企業的資源配置，而將信貸資源盡可能多地向“綠色”項目傾斜，甚至不是綠色項目就不給予貸款。上述認識合乎情理，不過一旦形成一致性預期，可能使得金融部門和投資者對擱淺（棕色）資產或潛在擱淺資產熱情下降，高碳項目的融資渠道越來越受到限制。由此可能導致的結果是，減排節奏上往往傾向于“運動式”，資源配置上往往盡可能壓縮高碳行業（如煤電）的信貸支持，不僅會加劇經濟的無序波動，加大經濟下行的壓力，還可能放大金融風險的傳染。
發達經濟體的實踐表明，從高碳向低碳轉型，是一個長期的曲折過程。在此過程中，經濟發展是個有約束的多目標問題。許多高碳行業（如我國，電力、工業、交通運輸碳排放占比分別為51%、28%、9.9%左右）作為經濟發展的支柱，短期內不會退出，而是會在較長時期內持續發揮作用。然而，在目前的綠色金融體系下，依據綠色標準和金融機構風控要求，許多高碳項目并不屬于綠色金融所支持的范疇，很大程度上也會被金融部門排除在信貸支持之外。由于綠色產能對高碳產能的替代不會在一夜間實現，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量的高碳項目在向“低碳”“零碳”轉型過程中仍需持續的資金投入，否則很容易轉弱乃至蕭條，拖累經濟下行。正是考慮到“轉型”并不必然意味著當前的活動或項目是綠色或低碳的，而是一個高碳活動隨著時間推移向綠色低碳轉變的動態過程，加之綠色金融已形成了相對成型的“范式”（目標、工具、標準等），從而就需要在綠色金融體系之外，尋找更為多元的金融工具，支持轉型活動，形成對現有體系的增量補充，這就是轉型金融呼之欲出的邏輯。
筆者認為，轉型金融的提出，體現了一定的均衡思想，其意義在于大大拓展了金融業對環境和氣候友好型項目的支持力度，轉型金融所支持的“活動”未必是綠色的，但符合轉型要求，有利于改善生態環境、降低碳排放，減緩氣候變化。目前，轉型金融在全球范圍內仍處于起步階段，尚未形成一個被廣泛認可的定義、標準和框架。從現有的研究看，轉型金融主要是指金融支持高碳、高耗能、高污染項目和活動向低碳、清潔和能效提升動態轉變的過程，既包括長期活動，也包括臨時活動。概念上，轉型金融注重低碳的“過程”導向，綠色金融注重低碳的“結果”導向，二者所涵蓋的范圍有所不同、對象有所差別，但目標（碳中和）一致，并且均要考慮氣候變化轉型風險的影響。實踐中，需要將兩者結合起來，解決金融資源配置的供需缺口，共同推動綠色低碳轉型。
從轉型金融提出的邏輯來看，其本身蘊含著兩方面的基本要求。一個是，支持包括高碳行業在內的轉型活動，保證一定增速的經濟增長，減少碳排放不是減少生產力，也不是降低增長速度。另一個是，防范轉型活動過程中的經濟金融風險（主要是轉型風險），尤其要防止在不具備綠色技術的情況下人為打亂正常的供求秩序，保證市場主體沿著最優路徑有序轉型。從近年來的實踐看，由于轉型風險所具有的系統性沖擊和結構性影響，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影響金融穩定，故而逐漸成為宏觀審慎所關注的內容。
重視氣候變化轉型風險
對于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加以認識。一方面，轉型風險通過多種方式放大了風險沖擊。目前，根據氣候變化影響金融體系的傳導路徑，可以將氣候變化相關風險劃分為物理風險、轉型風險和責任風險，其中轉型風險因其自身所具有的較大不確定性，成為各方研究和關注的重點。從驅動因素看，轉型風險主要來自向低碳轉型引起的社會變化，包括政策、技術以及觀念三個方面。從作用機制看，轉型風險通過多種方式放大沖擊，加大金融風險傳染。如，在金融加速器和抵押品約束機制下，金融市場具有自我強化、自我實現、自我循環的特點，市場信號可能放大轉型風險的嚴重程度，并形成氣候“明斯基時刻”。另一方面，轉型風險對金融穩定的影響也日益顯著。轉型風險與金融體系的相互作用較為復雜，呈現出“長期性、結構性、全局性”特征，符合典型的肥尾分布，并可能導致“綠天鵝”事件進而觸發系統性風險，導致金融不穩定。時間維度上，向綠色轉型是個長期過程，但若短期內市場對綠色的偏好顯著上升，對棕色的偏好快速下降，市場行為的一致性“順周期”積累可能會放大氣候風險的嚴重程度，使得對單個機構的沖擊演變為系統性風險。空間維度上，金融機構傳統路徑下的經營模式和投資行為受轉型風險影響較大，風險的跨機構、跨部門、跨市場傳染上升，不僅自身穩健運行受到影響，還會沖擊金融體系的穩健性。此外，轉型風險還可能促使市場對高碳資產重新定價，推動資產價值貶值，加劇債務積累和債務負擔，觸發氣候變化的“明斯基時刻”。
應對風險的實踐與經驗
目前，從金融部門來看，各國應對氣候變化轉型風險的探索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其一，將轉型風險納入中央銀行政策框架，從金融穩定和防范系統性風險的高度加以審視。目前，已有約四分之三的金融穩定理事會（FSB）成員正考慮或計劃將轉型風險納入金融穩定性監測。其二，加強轉型風險監測評估。其三，開展轉型風險情景分析和壓力測試。英格蘭銀行和荷蘭央行走在實踐的前列。其四，加強轉型風險相關信息披露。目前針對金融機構氣候和環境信息披露的規范和制度日趨嚴格，監管部門通過明確的法律、指引等引導規范機構氣候信息披露，逐漸從“鼓勵性披露”轉向“不披露即解釋”和“強制性披露”。其五，推動金融機構加強轉型風險監測評估。從實踐看，主要體現在提供評估方法、推動評估實踐、完善評估框架等方面。其六，將轉型風險納入中央銀行及金融監管框架。主要是，在巴塞爾監管框架下，通過調整綠色資產風險權重、差別化準備金要求、貸款限額、流動性要求等審慎工具支持綠色信貸發展，減緩轉型風險，同時嘗試將轉型風險納入中央銀行宏觀審慎分析。
總之，目前轉型風險應對取得積極進展，形成了一定的經驗，可概括為“四個注重”，即注重推動形成應對轉型風險的共識，注重轉型風險應對的協同和配合，注重從中央銀行維護金融穩定的高度應對轉型風險，注重逐步將轉型風險納入宏觀審慎和金融監管框架。
加強宏觀審慎管理
“30碳達峰·60碳中和”目標為今后一段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遵循。在實現雙碳目標的過程中，碳減排不是唯一目標，經濟發展和就業保障同樣重要。一直以來，金融在支持綠色低碳發展方面發揮著資源配置、風險管理和市場定價的功能。當前，面對氣候轉型風險挑戰，需借鑒國際經驗，加強宏觀審慎管理。目前，值得探討和研究的方向：如，可考慮完善轉型風險應對的治理機制，貨幣政策著眼于撬動綠色資金資源，引導金融機構加大綠色轉型支持，防范轉型風險；宏觀審慎政策立足于防范無序轉型引發的金融不穩定，通過加強逆周期調節和前瞻性風險評估，引導金融機構有序轉型；金融監管通過設置有針對性的監管標準、達標要求和獎懲指引，督促金融機構有序轉型。又如，可考慮完善宏觀審慎政策協調機制，重點就轉型風險戰略、問題及政策評估等加強溝通，提高轉型風險應對能力。再如，可考慮將轉型風險納入宏觀審慎監測體系，開展氣候變化風險宏觀審慎壓力測試和評估，重點關注轉型風險對金融體系和金融穩定的影響。還如，可考慮在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中，逐步引入氣候信息披露要求，將信息披露納入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和金融控股公司監管框架，設定透明度預期，引導大型機構率先公開氣候信息。此外，還可考慮將轉型風險納入商業銀行資本監管框架等。
（作者：馬新彬 編輯：陸躍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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