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域作為我國行政區劃的基本單元，在城和鄉之間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也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平臺。
尤其在跨省區人口流動趨緩、近域化流動趨勢加強的背景下，滿足農民自身發展需求以解決居住、就業、就學、養老等問題，而推進的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顯得尤為重要。
對于這一趨勢，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陳明星在4月28日舉行的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22春季論壇上給出一組數據印證——
2010-2020年，全國農村總流出人口中，省內鄉—城流出人口由7876萬人增加到1.9億人，增長1.12億人。其中，縣域內流出人口增長3916萬人，省內縣外流出人口增長7229萬人、呈快速增長態勢。
這對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有何啟示？陳明星分析指出，我國縣域新型城鎮化呈現“水平偏低、人氣不足、設施落后、產業乏力”等突出問題，縣域成為當前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短板。
人口流動結構變化顯著 “省內縣外”快速上升
對人口數據變化的分析觀察，是對未來趨勢作出研判的前提。
基于2010年第六次和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陳明星對10年間農村流出人口的空間模式進行研究估算發現，2020年全國農村總流出人口達到2.86億人，占全部流動人口（3.76億人）的76.3%，相較2010年總流出人口（1.46億人）增長1.4億人，增幅近1倍。
剔除跨省鄉—鄉流出人口，2020年鄉—城流出人口為2.72億人，相較2010年的1.34億人，增長了1.38億人，增幅超過1倍。
2.72億農村流出人口都去了哪里？
陳明星將其分解為跨省、縣外省內、縣內三種流動類型。數據顯示，2010-2020年，省外鄉—城流出人口由5563萬人增長至8220萬人，增加2657萬人；省內鄉—城流出人口由7876萬人增加到1.9億人，增長近1.12億人。
也就是說，在這十年間，我國跨省鄉—城流動人口增幅減緩，而省內鄉—城流動人口增幅快速增加。陳明星分析，“說明我國跨省大范圍、遠距離的流動人口遷徙格局發生一定的變化，回流現象比較明顯”。
圖片來源：陳明星演講ppt
那么，縣內流動與省內縣外流動的比例關系如何？數據顯示，2010-2020年，縣域內流出人口從4298萬人增加到8214萬人，增長3916萬人；省內縣外流出人口從3578萬人增至1.08億人，增長7229萬人。
從占比來看，十年間人口流動結構變化非常顯著——省內縣外這一類型從2010年26.6%快速上升至2020年的39.7%；跨省流動則從41%下降至30%。陳明星指出，“這表現出農村人口傾向于省內但非本地（縣）的就近城鎮化發展模式”。
異地城鎮化和就近城鎮化應各取優勢、統籌推進
2020年中國城鎮化率為63.49%，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56%。“但與日本、澳大利亞、美國、俄羅斯等發達國家相比，仍有20%左右的城鎮化發展差距和潛力空間。”在陳明星看來，當前我國城鎮化已進入中后期階段，城鎮化發展速度開始下降，但必須堅持城鎮化發展的大方向，邁向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新型城鎮化是必然趨勢。
同時，他認為，我國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發展問題任重道遠，進一步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和突破口，縣域新型城鎮化則是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載體。
“統籌推進異地城鎮化和就近城鎮化兩種途徑，能更有效地實現人的城鎮化和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他分析指出，在相當長一段時期，異地城鎮化在中國特色城鎮化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但大規模、遠距離的城鎮化模式存在一定的風險和問題，比如成本偏高、大量進城農民工難以在沿海地區實現更好的人的城鎮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另一方面，就近城鎮化在過去十年間的回流現象，已經帶動中西部地區大量新一線或準一線城市快速發展和崛起，它們的發展帶動了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的發展趨勢。”陳明星認為，未來要實現更高質量的新型城鎮化，就需要將異地城鎮化和就近城鎮化兩條道路統籌推進，各取優勢。
“十四五”時期如何加強以縣城為主要載體的縣域新型城鎮化建設？陳明星建議，開展新時代縣域高質量新型城鎮化專項試點工作，保障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就近城鎮化與市民化進程；結合國家新基建計劃，全面提升縣城城區的教育、醫療、環境、衛生等基本公共設施水平，同時加大對縣域產城融合與縣域特色經濟發展的支持等。
他還指出，“當前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遠落后實踐需求，建議加強縣域尺度的統計調查工作，加強跨學科交流對話與協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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