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MAOLivehouse微博
“再不去livehouse，我真的live不下去了”。
隨著疫情緩和，年輕人們終于等到了livehouse的回歸。據時代財經不完全統計，以廣州為例，5月的live（現場演出）共計70多場；而截至目前，6-7月已經定檔的live超過80場，包括太空間、MAO、聲音共和等livehouse，演出的則有BY2、曾軼可、告五人等歌手和樂隊。
數據顯示，2021年，國內的livehouse場次共2萬場，年復合增長率23.1%。大麥發布的《2021五一檔演出觀察》也顯示，2021年五一期間全國livehouse觀演人次較2019年增長了326%，票房增長了448%。
“現在杭州一二線的livehouse，晚上八點開基本上都已經滿了，只能排隊等進。”可可（化名）是livehouse的常客，他告訴時代財經，5月底杭州疫情平穩后，年輕人們就迫不及待沖進了livehouse。
不過，為livehouse復工歡呼的觀眾卻對不斷上漲的票價卻越來越不滿了。“開始搶錢了，且不說舞臺燈光，我們就是連椅子都不配擁有的韭菜罷了。”李翔（化名）無奈感嘆道。
時代財經了解到，盡管各個城市的livehouse逐漸復工，但票價動輒300元~400元，多至600元~700元，比肩演唱會的定價一度沖上微博熱搜榜。比如曾軼可在濟南的巡演就賣出了最低330元，最高520元的價格，與livehouse一般100元-200元的票價相比高出不少。
觀眾則邊罵邊搶，“后面livehouse演出估計都有漲價的底氣了”“他明明可以搶錢，還給你一張票”。
以前蹦迪的人，愛上livehouse
“蹦迪是純粹的荷爾蒙碰撞，像海倫斯、天堂超市是剛成年的小孩喜歡的，livehouse則兼顧品質和社交。”對可可來說，如今的livehouse是一種生活方式，一邊享受音樂，一邊和朋友喝上一杯。
圖源：MAOLivehouse微博
livehouse起源于上世紀70年代的日本，并在千禧年前后傳入中國，是提供現場小型演出的場館，規模從兩、三百到一、兩千人不等。與傳統的演唱會不同，場地內不設座位，觀眾一般站立觀看演出，由于演出場地距離觀眾比較近，互動性強，由此受到年輕人們的追捧。
在流行音樂盛行時，livehouse作為大眾認知中的“地下”流派，過去一直是文藝青年和獨立音樂人的聚集地，而早期livehouse的模式也更像音樂酒吧。非主流、小眾、自由，甚至帶一點叛逆是他們的標簽，但也走出了好妹妹、二手玫瑰、痛仰等知名樂隊，以及萬曉利等音樂人。
直到2006年，北京星光現場成為第一家將地下音樂與流行音樂結合在一起的livehouse，也是國內第一家采用正規票代系統以及文化公安報批系統的獨立音樂場所，標志著livehouse開始走向“地上”。
北京星光現場鄭鈞演出 圖源：bilibili截圖
隨后，更多的livehouse在國內出現。2017年11月，Mao Livehouse獲得由君聯資本和太合音樂集團聯合投資的數千萬pre-A輪融資，更被認為是livehouse開始探索商業化的重要轉折。
2019年，爆紅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捧火了新褲子、盤尼西林、痛仰等樂隊，也將livehouse業態推到臺前，大量音樂人和觀眾涌入；另一方面，2020年疫情出現，導致線下演唱會、音樂節等活動減少，livehouse成為“替代品”，逐漸走向大眾。
“本來每年都會去音樂節，但是疫情影響，小型的livehouse是不錯的替代。”在廣州，Mike（化名）也是livehouse的常客，他常去的覓、MAO等一些大的livehouse一到周末就人滿為患。
根據音樂財經報道，疫情爆發前，北京、深圳等地著名的幾家livehouse每個月幾乎都有20-25場演出。
隨著更多音樂人和粉絲走進livehouse，承接的演出也越來越多，有些甚至是小規模的演唱會，對音樂器材和音響設備的配置要求不斷提高，livehouse在這方面的投入也不菲。可可就指出，“對于livehouse來說，音樂的質量決定了他能否生存下去，現場要非常專業的設計，在音質方面要有保證。”
然而，高成本也體現在livehouse水漲船高的票價上。疫情緩和后，漸漸復蘇的線下演出讓許多樂迷找回了曾經的快樂，但快樂的成本卻不似從前。
Hety告訴時代財經，在16、17年的時候，花200元-300元就能買兩個人的票了，而現在的價格并不是每個喜歡live的人都能承受的，尤其是學生觀眾越來越多，“動輒三五百，這個價格，挺不友好的。”
時代財經在查詢票務網站時發現，近期在廣州的演出大部分的價格在180元-380元之間，較之此前上限200元的門票有所漲幅。6月1日在廣州演出的某位說唱歌手，演出全價票為499元，VIP票價高達669元，而去年這一價格僅為280元，黃牛票為380元。該歌手微博超話中，有粉絲發帖稱，今年的VIP黃牛票已經炒至5000元。
livehouse盈利艱難，主理人靠情懷支撐
盡管有成功的融資案例，livehouse也逐漸大眾化，但這仍不是一門穩賺不賠的生意，不少livehouse主理人甚至是靠情懷在支撐。
小鹿角智庫發布《2022年中國livehouse生存與發展調研》報告顯示，從盈利的角度來看，超50%的livehouse迄今仍未盈利；18%的livehouse在運營第三年開始盈利，僅有少數livehouse在成立的第一年就盈利了。
2019年9月，李大牛在沈陽創辦了當地的第二家livehouse：原料庫。作為出生于東北老工業地區的音樂人、樂隊主唱，李大牛的初衷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樂迷看到獨立音樂，更多的原創樂隊有展示自己的機會。
圖源：原料庫微博
然而，開業即巔峰。成立近三年，原料庫的經營持續受到疫情影響。原料庫的品牌總監蘑菇告訴時代財經，原料庫平均每年有30-50場演出被取消。“要么就走出這個困境，要么就粉身碎骨。”老板李大牛如是說。
據時代財經了解，一家livehouse的成本一般來自場地租金、員工工資、設備維護、酒水、安保、清潔、會計等日常運營，其中租金占livehouse運營成本至少一半以上，是除了員工工資以外的最大開支，而大部分livehouse一年的運營成本在兩百萬至四百萬不等。
而2022年以來，東北地區的疫情防控較為嚴格，原料庫的許多演出一延再延，甚至陷入了開票-延期-取消-退票的循環。“今年到現在，營收至少減少了50%，如果持續下去的話會越來越艱難。”蘑菇介紹。
事實上，在疫情背景下，三四五線城市絕大多數只能容納1家livehouse，而如今大都面臨著閉店關門的命運。即便是如杭州這樣的新一線城市，由于競爭激烈，一些livehouse也難逃倒閉或轉型的命運。
圖源：MAOLivehouse微博
今年4中旬，作為杭州最老牌livehouse之一的酒球會為了繼續生存，就變更了經營模式，改名為“酒球大飯店”。上述小鹿角智庫的報告也顯示，近80%的livehouse正嘗試同時運營多元業務。
時代財經了解到，疫情期間，不少livehouse在沒法舉辦演出的時候都在拓展業務線，有拓展攝影棚業務的，有轉型做餐飲的，有承接公司會議、節目錄制的，有向樂隊提供場地排練、錄音制作和拍攝取景服務的。原料庫也在關注轉型，但并未找到更合適的方向，“轉型就等于另干一家公司，談何容易。”蘑菇表示。
MAO Livehouse運營中心副總經理劉磊也告訴時代財經，沒有演出的時候是很難維持收入的，整個疫情期間，MAO Livehouse六元素店收入大概下降了60%。近期，廣州的livehouse基本恢復到了疫情前水平，“但也是由于其他地區受到管控，演出才在廣州扎堆兒的，不知道持續多長時間。”劉磊也有些擔心。
隨著疫情緩和，原料庫也開始復工，溝通接洽、調試設備、彩排、開會……只是目前沈陽的livehouse一周只有幾天有演出，收入覆蓋總成本依舊存在困難。
但對于現在的原料庫工作人員來說，忙起來，總是好的。
不靠巡演掙錢，樂隊也要“朝九晚五”
依附于livehouse和音樂綜藝的發展，不少音樂人和樂隊越來越被大眾認知，甚至進入娛樂圈，但在獨立音樂領域，更多的小眾樂隊還過著與普通人無異的生活。
作為廣州本土的重型音樂樂隊，TheMaze迷域在闊別舞臺半年之后，于近期進行了一場演出。
吉他手曉月透露，疫情導致很多演出無限延期，“去年年前本來有一場演出，因為疫情，第一次延期的時間快到了之后，又宣布再次延期，一共延期了3次，現在暫定今年六月”。除了這場演出，TheMaze迷域去年延期的多場演出目前仍然沒有消息。
不過，對于TheMaze迷域而言，在livehouse演出并不是樂隊的收入來源，沒有演出的日子里，曉月和其他成員都是普通的上班族。事實上，對于大部分做個人樂隊的音樂人來說，做原創音樂基本沒有機會賺錢，所以樂隊成員都會有一份另外的工作。
“我們做一首歌，錄音、混音、母帶就要好幾千塊，所以邊打工、邊寫歌，然后用并不豐厚的收入，去混音、買樂器、找地方演出。”曉月透露，目前她的主業是一名UI設計師。
隨著疫情緩和，Bad Sweetheart樂隊也在5月啟動了“道別前檢查樹梢”全國巡演，開票城市包括廈門、長沙、西安、成都、重慶、北京、廣州等13個城市。雖然今年livehouse演出漲價潮來勢洶洶，不過他們并不在其列，巡演的全價票120元，雙人票180元。
圖源：Bad Sweetheart
據了解，樂隊的3名成員分散在武漢和杭州兩地，異地排練、線上溝通是常態，去年5月，為增加收入來源，樂隊成員之一賀銘洋也開始了上班族的生活。對他而言，如何協調工作和音樂的時間仍然是個問題，另一名成員李凡則是兼職咖啡師。
賀銘洋介紹，除了巡演，Bad Sweetheart也有其他副業。4月，Bad Sweetheart就與FOREVERALONG樂隊推出限定聯名emo小狗短袖，放在淘寶上出售，定價118元。
事實上，大部分獨立音樂人都不是全職音樂人，他們有自己的副業或其他工作，在組隊演出之余，是一個需要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比如最近在《乘風破浪》3出圈的姐姐劉戀，除了是樂隊成員，同時也是一家廣告公司的創意總監。
欣慰的是，如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愿意去livehouse，行業也在加速成熟。曉月告訴時代財經，就廣州而言，觀眾的觀演情緒仍然在線，“網紅明星藝人，觀眾場場爆滿；其他演出，觀眾也沒有減少”。
今年巡演開始的前一個月，Bad Sweetheart仍在進行其第二張專輯的趕制。賀銘洋透露，這是一張全英文專輯，在原定發行的前一日凌晨，他剛剛做完最后一首歌的混音。
賀銘洋也告訴時代財經，最近一次巡演中，為了遵守各地的防疫政策，樂隊有3場演出進行了時間的調整，但其他照常進行。“疫情對觀眾肯定還是有影響的，但我們這邊的數據反饋可能沒那么明顯，因為大部分場次和之前一樣是售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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