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媒體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不僅將于本月底出席北約峰會，還考慮在峰會期間舉行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亞太四國領導人會談，推進旨在應對中國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可以說，最近一段時期以來日本政府在加強防衛投資、發展進攻性軍事能力以及干涉臺海議題等方面走得越來越遠。
筆者認為，當前日本面臨的最大威脅與其說來自外部安全環境，不如說是來自日本國家戰略出軌、國家發展模式轉型和自我預言的實現。“國家戰略出軌”主要是指，日本脫離戰后憲法下和平發展軌道，采取遠交近攻、與鄰為敵的軍事外交戰略。
首先，自安倍晉三執政開始，日本外交形態的重大變化之一是外交與安全（軍事）三步走，逐步實現一體化。2007年安倍首次執政期間，日本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是其第一步，防衛大臣取得與外務大臣平起平坐、參與決策的地位。2012年底安倍再度執政后成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形成統攬外交與安全的指揮塔，出臺戰后首個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這是第二步。在首相的統轄下，防衛大臣的發言權進一步上升。從此，日本外務省與防衛省幾乎形成一體兩面的對外戰略決策與運作體制。防衛省在國家戰略決策中的地位明顯上升。今年內，岸田內閣制定新的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防衛計劃大綱和自衛隊中期裝備五年計劃，將意味著邁出第三步。
東京已不再是自衛隊嚴守“專守防衛”、外務省在國際上廣泛開展和平外交，從而實現日本的綜合安全保障，而是防衛省頻繁登上國際舞臺，甚至成為國際交流的主角。盡管日本外交與防衛仍各有分工，但離開軍事安全談日本外交特別是對華政策已很難看清其本質和全貌。
其次，日本國家戰略的兩大目標：對內謀求修憲，對外通過“自由開放的印太”，實現對華地緣戰略制衡。岸田內閣繼承了安倍內閣的上述兩大國家戰略目標。目前，自民黨內修憲派已占上風，一是宣稱戰后憲法是美國強加給日本的，二是強調為應對“中國威脅”而必須修憲擴軍。今年7月日本參議院選舉后，若主張修憲的朝野各黨合計超過三分之二以上多數，岸田內閣將在安倍推動下討論任內修憲，以便進一步在軍事方面自我松綁，放手與各國展開軍事合作、武器出口、聯合作戰，成為“能戰的軍事大國”。對此，日本愛好和平的人民是不會答應的。
今年4月，在日本前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提交給岸田的自民黨政調會關于國家安全戰略的提案中，首次將中國定位為“重大威脅”。日本對外戰略已脫離“在堅持日美同盟的同時謀求改善同中國關系”的傳統軌道，轉向利用“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以日美同盟為核心與更多國家建立準軍事聯盟，利用中美矛盾，突破戰后禁區，公開干預臺海、東海、南海，在軍事上“呼吁各國共同鉗制中國”。這預示著導致中東、歐洲戰亂的“暴力多邊主義”陰云未來將籠罩在東亞上空，并可能直接威脅中國的安全。
日本上述國家戰略目標的設定并非單純追隨美國。事實上，2006年安倍首次執政前便針對中國提出形成美日澳印四國聯盟；2007年他執政后曾提出“價值觀外交”和“自由與繁榮之弧”構想；2016年安倍又正式提出所謂“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以對沖“一帶一路”倡議；2017年安倍又誘導美國制定了針對中國的“印太戰略”；如今所謂“印太地區”已成拜登政府認定的戰略核心地帶。
作為日本印太戰略的升級版，年內出臺的新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有可能提出歡迎北約軍事力量進入所謂“印太地區”，從而打造針對中俄朝的美日歐軍事大聯盟，并企圖將東盟和韓國納入其中。另外，日本還將決定擁有打擊敵國指揮中樞的所謂“反擊能力”，并在5年內將防衛費的GDP占比從1.24%提升至2%，進一步突破憲法限制。這對日本的國家安全來說，無疑將是高成本、低安全并難以持續的一條危險道路。尤其日本在經濟、財政增長緩慢情況下卻突然提出未來5年防衛費倍增計劃，這是戰后以來罕見的反常現象。若因此而減少日本政府在民生方面的財政支出，岸田提出的所謂“新資本主義經濟”政策可能歸于失敗。
第三，在涉及臺灣及釣魚島問題上，日本絕非只是追隨美國，而是積極利用中美戰略矛盾從中漁利。今年以來，在日美首腦聯合聲明，以及美日澳防長、美日韓防長聯合聲明中，多次提及臺海議題，以及希望所謂“和平解決海峽兩岸問題”。不過，日本從未表示所謂“和平解決”是指兩岸和平統一，難免令人覺得這只不過是支持“和平臺獨”的隱語。日本一些人內心期盼中美兩大二戰的戰勝國在臺灣問題上迎頭相撞、兩敗俱傷，而日本從中漁利。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今年以來安倍晉三與蔡英文進行視頻會談，并多次宣稱“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即日美同盟有事”，敦促美國改變對臺“模糊政策”，企圖誘使美國卷入臺海戰火。
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本更是主動拉攏美國協防，領跑帶節奏，意在促使美國在釣魚島主權歸屬問題上傾向日本一邊，迫使中方“知難而退”。2014年，安倍促使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首次表示釣魚島適用于《美日安全條約》第五條，即美國承諾協防日本管轄下的疆域，間接造成美國放棄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的“中立立場”。此后，日本不斷促使歷任美國總統作同樣表態。美國當然不情愿被日本帶節奏，但難免錯誤地陷入大國權力政治的霸權邏輯而難以自拔，并把日本作為制衡中國的最大幫手，與日本相互利用，甚至為日本國家戰略轉型、擴充軍備推波助瀾。
美國戰略家曾把美日同盟稱作防止軍國主義復活的“瓶塞”，但實際上美日同盟也許更像鱷魚的蛋殼。日本想利用內外環境逐步將自己孵化為“能戰軍事大國”，然后破殼而出，最終減少對美國的戰略依賴。（作者是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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