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2023年經濟工作。
會議強調，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更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大力提振市場信心，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突出做好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推動經濟運行整體好轉，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
從會議的相關表述可以看到，既有一直強調的穩中求進，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等表述，也有大力提振市場信心等新內容。同時會議還指出，明年繼續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在如此定調之下，2022年的財政政策將會帶來哪些變化？
12月8日，經濟觀察報專訪了光大證券(601788)首席宏觀經濟學家高瑞東，就此次政治局會議的相關內容進行了解讀。高瑞東告訴記者，我們預計2023年財政赤字率或上調至3%以上，地方政府新增專項債額度將有所提高，并且發行特別國債的緊迫性也在上升。
|對話|
經濟觀察報：為什么會提出大力提振市場信心，應該如何提振市場信心？
高瑞東：本次政治局會議提出“大力提振市場信心”，是自2018年12月以來首次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提振市場信心”，并且添加了表示強調的“大力”二字，表明政策對市場信心的高度重視。
自2021年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以來，市場信心和預期明顯走弱。實體經濟層面，貸款需求指數從一季度的 72.3%下行至三季度的59%，企業部門新增融資波動明顯放大，居民部門杠桿擴張速度持續放緩；金融市場層面，素有經濟晴雨表之稱的股票市場表現疲弱，1-11月，上證綜合指數跌幅達13.4%，深圳成份指數跌幅達25.2%。在此背景下，盡快扭轉市場預期，增強市場信心，對于穩住經濟大盤，增強經濟增長韌性，顯得尤為重要。
從提振市場信心的舉措來看，我們認為主要可能有兩個思路。一方面，謹慎出臺收縮性政策措施，近年來，為了化解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產生和遺留下來的問題和風險，政策層先后推出了降杠桿、反壟斷和壓降房企負債率等一系列收縮性政策措施，這些措施在化解風險的同時也對經濟增長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在穩增長和提振市場信心壓力較大的當下，預計相關政策措施將會更加溫和。
另一方面，加碼出臺做加法的增量政策措施，一是，引導社會綜合融資成本繼續下行，減輕實體經濟部門的債務壓力；二是，財政更加積極有為，通過減稅降費、留抵退稅等多種舉措降低私人部門負擔；三是，推進國家產業基金，重點支持高端制造等重點領域，突破技術封鎖，提高生產效率。
經濟觀察報：此次會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應如何理解？
高瑞東：“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并非新提法，2021年十九屆六中全會、2021年12月政治局會議、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均有提及。但是，在12月政治局會議通稿中，相關表述連續兩次出現，表達出決策層的高度重視。一方面，我國改革開放已經取得了重大成就，建立了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強大動力和有力保障。但是，經濟循環中依然有卡點堵點需要打通。為了全面暢通國內大循環，充分釋放經濟增長潛力，我們必須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同擴大內需形成有機結合，邁向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另一方面，當前國際形勢繼續發生深刻變化，新冠肺炎疫情、俄烏危機、極端天氣等超預期事件頻發，催化世界格局重構。歐美深陷系統性危機，為維護自身產業優勢和霸權地位，加速對外轉移矛盾、推動“逆全球化”。在此背景下，改革開放緊迫性進一步提升，要加速向更深層次挺進、更廣領域拓展。我們要繼續吸收借鑒國際成熟市場的發展經驗，以制度型開放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促進深層次市場化改革；同時，繼續同世界各國共享發展機遇，共同維護多元穩定的國際經濟格局和經貿關系，在逆全球化的寒潮中，以和平發展的共識爭取更多盟友。
經濟觀察報：從“六穩”變“三穩”，意味著什么變化？
高瑞東：“六穩”在2018年7月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即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當時中美貿易摩擦加劇，“六穩”的提出旨在應對外部環境變化，保證國內經濟平穩運行。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2020年4月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六保”，即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相較于“六穩”，“六保”的提出，更加強調底線思維，側重于穩住經濟基本盤，維護社會大局穩定。
本次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三穩”，即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這種提法的轉變與國內經濟形勢變化、政策重心調整有關。一方面，經歷三年疫情反復，市場主體預期不穩、信心不足的問題較為突出，不僅加重青年群體就業壓力，居民消費也持續疲弱，穩增長緊迫性明顯提升。因此，本次政治局會議將“穩增長”擺在“三穩”首位，通過穩增長實現穩就業。另一方面，防疫政策的持續優化，將扭轉偏弱的市場預期，消費需求有望得到快速釋放，但可能會推升國內通脹壓力。因此，穩物價的表態，既透露出政策層對未來通脹升溫的擔憂，也指向未來可能通過保障勞動力供給、穩定資源品價格等方式，穩定物價水平。
經濟觀察報：部分政策已經連續實施多年，但是經濟下行壓力依然存在，這是為什么？
高瑞東：從改革開放到2022年，中國經濟走過了40多年的發展，這其中2010年是一個關鍵的分水嶺。2010年前，乘改革開放之東風，中國持續深入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人口紅利不斷涌現，我國潛在經濟增速持續上行，當時的經濟主要矛盾往往是需求過熱、供給不足。但是2010年前后，潛在經濟增速基本達峰，一是因為次貸危機后海外經濟增速放緩，外需整體疲弱；二是因為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在21世紀初逐步接近了發達經濟體，技術進步的速度邊際放緩；三是因為2010年前后勞動力規模增速開始放緩，對經濟的貢獻逐步減弱。
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2010年中國GDP增速達到10.64%，此后便逐級下滑，經濟進入了由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轉變的“經濟新常態”。這一時期，經濟的主要矛盾變為了產能結構性過剩。因此我國也主動開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擠出過剩產能，以降低過剩產能對于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占用，提高整個經濟系統的生產和分配效率。
經濟觀察報：積極財政要加力提效，加力該如何理解？
高瑞東：“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該提法與2018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提法一致。從2019年兩會發布的財政預算報告來看，赤字率由2.6%提升至2.8%，新增專項債規模也較上年增加8000億元。在當前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的背景下，重提財政“加力提效”，意味著2023年財政基調持續積極，發力空間或被進一步打開，繼續發揮其對穩增長的關鍵作用。
在加碼發力領域上，穩投資仍是重心，促消費相關舉措值得期待。投資層面，基建投資與制造業投資是主要抓手，通過充分發揮預算內資金、專項債、準財政工具等的撬動作用，繼續扶持“十四五”時期重大項目建設，實現高質量發展；消費層面，目前疫情防控舉措已持續優化，居民仍有較大消費潛力待釋放，著力提升居民消費意愿，力促有效內需改善，也將是2023年財政政策的重心。
經濟觀察報：相比2022年，2023年的財政政策會有哪些變化？
高瑞東：在“積極財政加力提效”指引下，我們預計2023年財政基調持續積極，政策發力空間或被進一步打開。一則，相比2022年初面臨的三重壓力，2023年經濟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需求側恢復疲弱與外部環境的復雜多變，財政發力的重心將有所調整；二則，相比2022年可調用的增量資金，2023年的財政資源更加緊缺，為穩住支出增速，更好發揮財政的逆周期調節作用，需要政府杠桿的進一步打開來作為支撐；三則，在2022年推出大規模企業端減稅降費舉措后，2023年企業端繼續大規模減稅降費空間不大，財政支出或主要向居民端和需求側傾斜，著力提升居民消費意愿，力促有效內需改善。
因此，我們預計2023年財政赤字率或上調至3%以上，地方政府新增專項債額度將有所提高，并且發行特別國債的緊迫性也在上升。
最新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