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由《財經》雜志、財經網、《財經》智庫、財通匯聯合主辦的“《財經》年會2023：預測與戰略”在北京舉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在會上表示，中央在二十大對國際環境有個總體的判斷，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我國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同時，世界疫情影響深遠，逆全球化思潮開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上升，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全球性問題加劇，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
簡單解釋，即“兩高兩低”：在多種因素的推動下出現高的物價，首先是大宗商品的價格高漲，疫情以后，在寬松貨幣政策刺激下，發達經濟體出現了比較高的物價水平。為了應對這個高物價，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都連續多次提高了利率以抑制高物價。盡管物價水平從高于10%到了最新公布的百分之七點多，有所緩解，但有人說西方國家陷入了滯脹。主流經濟學家認為，和七八十年代的滯脹相比，現在發達國家經濟體不具有產生滯脹的基本條件，物價會回來，但它的代價是經濟增長也會因此而降低。
隆國強指出，短期來看，外需會不振。這兩年我們外貿增長數據非常亮麗，今年盡管出口增長比去年低，但順差又保持了高速增長。前11個月，來自外部的順差對我們的增長起到了很重要的支撐作用，貢獻大概在一個百分點以上。明年的全球經濟可能會陷入低速增長，所有主流的國際機構研判都是如此，意味著對我們出口的外需會降低，我們需要進一步穩外貿，繼續外部市場在量的擴張和質的提升上有所改變，但我們必須客觀地看到，明年的經濟增長更多的要依賴于內需。
此外，百年大變局有幾個特別需要關注的方面，也是它的基本特點：第一，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迅猛推進，同時爭奪技術制高點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第二，國際經濟格局深刻調整，特別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速重構，爭奪全球產業鏈控制權的競爭日益激烈；第三，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日益緊迫，綠色轉型加速推進；第四，經濟全球化進入了調整期，圍繞著國際經貿新規則的制定主導權競爭日益激烈；第五，中美的競合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大國的博弈日益激烈。
新技術革命放在更長的歷史維度，從工業革命以來，蒸汽機革命、半導體革命，帶來的產業革命，其實決定了全球的經濟格局。也就是說任何一個國家，在新一輪技術革命中把握住了機遇，有可能脫穎而出；反過來說，如果沒有把握住機遇，可能就會被時代所拋棄。
對中國來說，把握好新一輪技術革命不僅僅說我們有沒有一些新經濟，不僅僅我們產業的變化，傳統產業是不是得到改造、提升。放在更大的歷史視角來看，其實是決定整個國家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
在全球化突飛猛進的時代，全球工業的調整主要追求的是效率，大家都在追求效率的情況下，任何一家企業忽視了效率會被市場淘汰出局，以效率優先，甚至是唯一的考慮。但疫情以后，供應鏈的穩定性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越來越多的注重供應鏈的安全。我們還能看到全球化的變化和收入差距的擴大有關系，所以公平的考慮也開始在一些國家的供應鏈調整中上升。
所以，全球供應鏈的調整，從以往效率優先性變成效率、公平、安全并重，公平和安全的考量在上升，在這樣的背景下，供應鏈調整就會有多元化、斷鏈化等等趨勢。同時，西方出于對中國的打壓，強調到岸外包。
他還指出，綠色轉型對全球的經濟結構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包括能源結構，包括鋼鐵、石化、水泥重排放的產業，甚至對我們的生活方式都會產生影響，轉變成一個綠色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這個轉型壓力是很大的，壓力涌現的同時也有機遇。
今天，我們再看當下的經濟全球化，表現出了一些新的特點，比如停滯化，無論用各種指標衡量的全球化，貿易、投資、占GDP的比重，以及多邊貿易規則的制定都相對停滯，同時，又出現了政治化的新特點，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對全球化的影響在上升。安全化，除了注重效率以外，也注重安全，在有些時候還把經貿武器化。
總體而言，我們面臨著很多外部挑戰。例如，我們在產業鏈面臨的兩頭受擠壓的狀況，一頭在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過去40年改革開放，我們成為了世界出口第一大國，主要依賴勞動密集型產業，隨著我們經濟發展，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力在削弱，受到來自其他更低成本經濟體的競爭；另外一頭，從世界各國競爭力升級的歷史來看，毫無疑問只有一條路，就是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低附加價值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的制造服務環節升級，我們碰到比我們收入更高的先行發達經濟體的競爭，中國的國際競爭力面臨著兩頭受擠壓的狀況，這是需要我們突圍的。
同時，在開放領域面臨的安全風險上升，產業鏈的穩定運行，資源環境的對外依賴，糧食安全，特別是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數據的跨境流動等等，信息安全的問題逐漸凸顯。還有國際金融動蕩對我們的影響，要防范金融領域的安全等等。
以下為部分發言實錄：
主持人：接下來我們要連線的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先生，他完成了很多重大的政策研究報告，他的演講主題是“百年大變局與高水平開放”，有請隆主任。
隆國強：感謝《財經》雜志的邀請，非常榮幸參加今年的《財經》年會。今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我們剛剛舉行的黨的二十大，對中國式現代化作了全面部署。昨天年度的經濟工作會也剛剛閉幕，《財經》年會非常及時討論中國的發展。我和小涓同志不約而同都想到了把中國的發展放在全球的格局下進行觀察和思考。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實踐，總書記講，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所以我們謀劃中國的發展必須放在全球的視角下、全球的背景下。而且總書記也強調說，謀劃和推進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必須深入分析國際國內大勢，科學把握我們面臨的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
我們看國際國內的環境，特別是國際環境，我覺得是兩個維度或兩部分大的內容。一部分內容是結構性變化，也就是現在表述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長期大的變化，這個變化很深入，我們天天身在其中反而麻木了，感覺不到它，但我們要進行研判就要特別分析它。另外，短期經濟形勢的波動，它們相互疊加在一起，周期性的經濟形勢和結構性的長期的變化，疊加在一起構成了我們發展的經濟環境，當然沒有講國際政治、國際安全等更復雜的因素。
中央在二十大對國際環境有個總體的判斷，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我國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同時，世界疫情影響深遠，逆全球化思潮開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上升，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全球性問題加劇，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
簡單解釋，即“兩高兩低”：在多種因素的推動下出現高的物價，首先是大宗商品的價格高漲，疫情以后，在寬松貨幣政策刺激下，發達經濟體出現了比較高的物價水平。為了應對這個高物價，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都連續多次提高了利率，不管是美國，還是英國、歐盟，抑制高物價。盡管物價水平從高于10%到了最新公布的百分之七點多，有所緩解。當然有人說西方國家陷入了滯脹，但主流經濟學家認為，和七八十年代的滯脹相比，現在發達國家經濟體不具有產生滯脹的基本條件，物價會回來，但它的代價是經濟增長也會因此而降低。
對我們來說，短期來看，外需會不振。這兩年我們外貿增長數據非常亮麗，今年盡管出口增長比去年低，但順差又保持了高速增長。前11個月，來自外部的順差對我們的增長起到了很重要的支撐作用，貢獻大概在一個百分點以上。明年的全球經濟可能會陷入低速增長，所有主流的國際機構研判都是如此，意味著對我們出口的外需會降低，我們需要進一步穩外貿，繼續外部市場在量的擴張和質的提升上有所改變，但我們必須客觀地看到，明年的經濟增長更多的要依賴于內需。這是短期的國際形勢，我不展開了。
百年大變局有幾個特別需要關注的方面，也是它的基本特點：第一，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迅猛推進，同時爭奪技術制高點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第二，國際經濟格局深刻調整，特別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速重構，爭奪全球產業鏈控制權的競爭日益激烈。第三，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日益緊迫，綠色轉型加速推進。第四，經濟全球化進入了調整期，圍繞著國際經貿新規則的制定主導權競爭日益激烈。第五，中美的競合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大國的博弈日益激烈。
除了信息技術以外，美國現在在關注生物技術、綠色低碳技術，還有一些其他的，像航天、深海等等，這一輪技術革命以信息技術為龍頭、為牽引，新技術革命深刻影響我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會創造出很多新的經濟形態，無論是在國內新的技術、新的產品、新的服務、新的業態，還是跨境，比如跨境的服務貿易等等，相應的也會破壞新的規則。
新技術革命放在更長的歷史維度，從工業革命以來，蒸汽機革命、半導體革命，帶來的產業革命，其實決定了全球的經濟格局。也就是說任何一個國家，在新一輪技術革命中把握住了機遇，有可能脫穎而出；反過來說，如果沒有把握住機遇，可能就會被時代所拋棄。
對中國來說，把握好新一輪技術革命不僅僅說我們有沒有一些新經濟，不僅僅我們產業的變化，傳統產業是不是得到改造、提升。放在更大的歷史視角來看，其實是決定整個國家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正是如此，現在世界主要國家都看到了它的重要性，都在新技術革命的制高點上開展激烈的競爭，比如美國出臺了“芯片法案”，主要針對數字領域，大力度地吸引包括其他國家的，最近有新聞報告有亞洲的新晉企業向美國搬遷，對新能源汽車給予補貼等等。
以美國為代表為大力度的產業政策在全球新技術革命中力爭搶得先機，這對全球的規則帶來很深刻的影響，對全球的產業鏈，也會帶來很深遠的影響。美國以外，我們看到英國、法國、日本等等主要的這些國家，都有相應的針對數字技術革命、數字經濟、半導體等等一系列的法案和產業政策。發展中大國也是如此，咱們國家不要說，印度等這些國家也高度重視。
在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本來全球供應鏈是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帶來的一種結果，隨著各國比較優勢的變化，全球供應鏈一直在調整，其中變化最大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從高人工成本地區向低成本地區轉移，所以全球供應鏈的重構過程從來沒有停止過。
過去，在全球化突飛猛進的時代，全球工業的調整主要追求的是效率，大家都在追求效率的情況下，任何一家企業忽視了效率會被市場淘汰出局，以效率優先，甚至是唯一的考慮。但疫情以后，供應鏈的穩定性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越來越多的注重供應鏈的安全。我們還能看到全球化的變化和收入差距的擴大有關系，所以公平的考慮也開始在一些國家的供應鏈調整中上升。
所以，全球供應鏈的調整，從以往效率優先性變成效率、公平、安全并重，公平和安全的考量在上升，在這樣的背景下，供應鏈調整就會有多元化、斷鏈化等等趨勢。
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日益緊迫，綠色轉型加速推進。恩格斯曾經說過，人類對自然的每次破壞都遭到了自然的報復。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逐漸出現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來應對當時的環境污染，今天在發達國家環境污染問題得到了根本的治理，但人類發現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碳排放導致的全球氣候變化。所以，今天應對氣候變化成為了可持續發展的一個主要目標，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減碳和治污是并重的。
可持續發展從理念到共識，到行動，經過幾十年，已經在迅速推進，不同的國家制定了有區別的責任，很多發達國家提出了碳中和的時間目標，2020年習主席代表我們國家也提出了我們的雙碳目標，力爭在2030年之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這樣在應對氣候變化中，體現了各個國家保護我們共同的地球家園的責任，對我們來說，也是轉變過去發展方式的一個內在要求。
綠色轉型對全球的經濟結構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包括能源結構，包括鋼鐵、石化、水泥重排放的產業，甚至對我們的生活方式都會產生影響，轉變成一個綠色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這個轉型壓力是很大的，壓力涌現的同時也有機遇。
全球化進入了調整期，圍繞著國際經貿規則制定主導權競爭日益激烈。全球化經歷了好幾輪，從冷戰結束以后，上世紀90年代到2008年金融危機，經歷了全球化突飛猛進的發展。金融危機以后，一方面危機本身帶來的沖擊需要修復、消化。同時，全球化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在整體提高人類經濟效益的同時，帶來了收入差距的擴大，公平因此而上升。一些國家忽視了國內決定性的影響，把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更多歸結為全球化，這樣很多國家出現了一些反全球化的思潮，貿易保護主義開始抬頭。
所以，今天我們再看當下的經濟全球化，表現出了一些新的特點，比如停滯化，無論用各種指標衡量的全球化，貿易、投資、占GDP的比重，以及多邊貿易規則的制定都相對停滯，同時，又出現了政治化的新特點，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對全球化的影響在上升。安全化，除了注重效率以外，也注重安全，在有些時候還把經貿武器化。
在制定規則方面，1945年以后經濟全球化推進過程中多邊平臺化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1995年以后，多邊經濟治理平臺在新的規則制定中成果不顯著，它的三大功能：規則制定、貿易政策的監管、貿易爭端解決機制，總體效果不佳。與此同時，我們看到的是兩個新的平臺，一個是在多邊體制內部，逐邊協議，另外一個是風起云涌的區域貿易合作平臺，90年代初的時候全世界才有20多個，現在350個，它已經成為了制定新規則的新平臺。同時，制定的內容體現出了數字化和綠色化，還有后邊境措施化趨勢。
總的來看，我們面臨著很多外部挑戰。例如，我們在產業鏈面臨的兩頭受擠壓的狀況，一頭在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過去40年改革開放，我們成為了世界出口第一大國，主要依賴勞動密集型產業，隨著我們經濟發展，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力在削弱，受到來自其他更低成本經濟體的競爭。另外一頭，從世界各國競爭力升級的歷史來看，毫無疑問只有一條路，就是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低附加價值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的制造服務環節升級，我們碰到比我們收入更高的先行發達經濟體的競爭，中國的國際競爭力面臨著兩頭受擠壓的狀況，這是需要我們突圍的。
同時，在開放領域面臨的安全風險上升，產業鏈的穩定運行，資源環境的對外依賴，糧食安全，特別是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數據的跨境流動等等，信息安全的問題逐漸凸顯。還有國際金融動蕩對我們的影響，要防范金融領域的安全等等。
二十大報告講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我們怎么看？總書記說，綜合分析國內外的形勢，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大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我們的判斷是危和機并存，危中有機，危可轉機，機遇更具有挑戰性、可塑性，挑戰更具有復雜性、全局性，挑戰前所未有，應對好了，機遇也就前所未有。我們需要增強機遇意識、風險意識，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為國家現代化建設開好局，起好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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