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8日舉行的第九屆“青島 · 中國財富論壇”市南區專場“實施空間迭代下的財富動能激發”上，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原副部長仇保興表示，從長遠的角度看，財富是科創的成果，在優化創新生態的過程中，企業是真正的主體，也是推動科創動能不斷涌現的核心和靈魂。
在科創發展之初，應該先以最低的成本使創新活絡起來。仇保興以美國硅谷為例，提到硅谷的興起始于一大批創業者在家中或車庫里創業。如果當時政策禁止車庫中科創活動并進行罰款，那硅谷就不會存在。因此，科創應該就近和最低成本開始，隨著思維的轉變，小財富變成大財富，這就是城市動能的形成過程。
仇保興認為，對于城市而言，區域內的科創企業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中觀尺度的“能量團”。在這一過程中，政府要成為平臺創造者，率先成為動能的創造者和提供者。“科技人員的創業自由化，科技企業集群化，產業與科技融合化，然后科創與我們的政策環境互動優化，這就像一個超級循環，每一個環節都提供了加速度，結果使動能越來越強，城市就會變得越來越繁榮。”
在仇保興看來，青島特別是主城區應該定位為國家的科創中心，持續優化科創生態。他提醒，科創中心能否真正成功，能否形成科創企業集群，從根本上取決于是否尊重、愛護和吸引人才，因為財富是由人才創造出來的，人才始終是優化創新生態的主體。
以下為部分發言實錄：
仇保興：尊敬的來賓、女士們、先生們，今天我們齊聚在這里，討論城市的動能和財富，這與科創密不可分。金融、證券以及其他方法都能快速增加財富，但它們只能是科創成果的派生品，現代經濟和財富的根源在于科創。城市的本質，尤其是現代城市，是將人們聚集在一起，激發頭腦進行科技創新，而動能和財富正源于此。
因此，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優化創新生態，提升城市動能》。這與青島市南區有直接關系。2020年9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科學家座談會上指出：“我國擁有數量眾多的科技工作者、規模龐大的研發投入，初步具備了在一些領域同國際先進水平同臺競爭的條件，關鍵是要改善科技創新生態，激發創新創造活力，給廣大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搭建施展才華的舞臺，讓科技創新成果源源不斷涌現出來。”總書記強調關鍵要改善科技創新生態。盡管科創生態是個復雜的概念，但我們仍可以分為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進行解讀。
微觀環境是整個科創生態體系的“元細胞”，微觀環境優化會直接激發科創者的靈感發揮，否則就會窒息創造力。從創新生態體系的微觀尺度來看，主要指的是科創活動的自由度，具體可分為以下幾方面。
首先，科創成果轉化自由——突出的例子就是“西南交大九條”。作為我國科創領域的“小崗村”，地處成都的西南交通大學提出的“西南交大九條”實現了3個轉變：一是將職務科技發明成果從過去“純粹國有”變為“國家和個人混合所有”，學校代表國家占三成，職務發明牽頭人和團隊占七成；二是把過去科技成果的“先轉化、后確權”變為“先確權，后轉化”；三是將過去成果轉化后科研人員的“被獎勵權”變成轉化前的“期權激勵”。這就意味著科創人員的職務發明或者他的研究貢獻，可在事先就確定發明歸屬和比例，不需要像過去為了能多分得一些科研成果比例，教授們乃至院士都得圍著學校財務處、科研處轉，而現在科創成果轉化后只要交足國家的三成，剩下的七成都屬于團隊，這大大激發了科創人員的積極性，同時也大大減少了科創過程和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剩余價值分配方面的不確定性。
第二，微空間使用自由，值得一提的是麻省理工學院20號樓。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20號樓始建于1943年，是二戰時期美國軍方為獲得急需的軍事科學技術支持而建造的規模達3萬多平方米的臨時建筑。這座原本計劃于二戰結束后就拆除的“臨時建筑”由于校方放任科技人員在其中自由作業，任何人都可以隨意打洞、布線、開窗、改裝等自由發揮，使其成為了科創人員研究實驗的天堂，直到半個世紀后才拆除重建。在這座3萬多平方米的一個臨時建筑中，高峰期集中了美國幾乎1/3的優秀物理學家。原來建筑壽命設定只有15年，但是由于麻省理工學院的教師們太喜歡了，結果一直拖到了40多年后的1998年，大樓實在破敗不堪已成危樓才被拆除。經過統計，在此期間產生了9位諾貝爾獎獲得者、150多位美國科學院的院士、數千項重大科創成果，因此這座臨時建筑也被譽為“擁有獨特的靈魂，能夠激發人的創造力的大樓”。為紀念這座原來的20號樓，后來建造的大樓特地建成了與傳統建筑區別很大的不規則形態。科創空間的自由度的重要性即在此得到體現。
第三，科創用地調整的自由——深圳科創綜合用地和浙江特色小鎮的啟示。眾所周知，科技人員和科創企業需要多樣化的空間資源，今天的某一類型的土地使用模式不意味明天可以繼續延用，現代的科技迭代速度非常快，而且每一次迭代都有可能是顛覆性的創新。在這種趨勢下，中小企業對設備、人員、用地性質使用也需要不斷的及時變更，但是舊的土地使用模式嚴重限制了這些科創企業對科研用地更新需要。為創新提供較自由的土地使用模式，深圳出臺了“科創綜合用地”的概念，即在一個平方公里或者更小的范圍內，把某塊地劃定為科創綜合用地，允許科創企業和科研團隊展開多變的經營活動，比如規定這塊土地范圍內房地產開發只能占10%，而且只能專供當地的科研院所員工，其余的用途則設立幾條底線建立“負面清單”進行管理。與此同時，浙江省也推出類似的“特色小鎮”。傳統意義上，特色小鎮一般都是在農村，但是浙江省提出特色小鎮進入了城市，使特色小鎮成為了城市內部的科創綜合用地試驗區，科創企業就可以像在深圳的科創綜合用地那樣靈活安排和利用土地資源，科創機構能夠在負面清單以外自主地調整經營活動模式，這樣就能為科研人員創造了最大的用地的自由度。這也是兩個地區高科技企業勃發，而且中小企業領先于全國的奧秘之一。
第四，初創主體設立和活動的自由——美國硅谷車庫的啟示。盡管美國硅谷科創企業所創造的巨量GDP幾乎相當于世界排名前20的國家，但是這些如今已發展成科技巨頭的企業其中大多數在起始創業階段往往都起步于不起眼的住宅車庫。例如引領科技潮流的蘋果公司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即是在車庫開始的創業。我們可設想一下，如果當地的法律非常嚴明，嚴令禁止在車庫內開展創業活動，創業創新必須在專門的創業場所進行，我相信這些硅谷的大企業很可能有一大半沒法誕生和成長。
從創新生態體系的中觀尺度來看，中觀尺度是由許多相關聯的企業構成的企業集群（cluster）來決定的，但是我們的許多政策文本上經常講的是產業集群，產業集群與企業集群在語詞解釋方面有著明顯的區別。“產業集群”是從政府的視角來看待在地理空間上的企業集聚體，但“企業集群”的定義是以中小企業作為主體，在經歷了復雜的相互作用和開放代謝循環后于某個地理空間上的聚集體，中小企業由于知識和技能溢出、相互之間的利益交織和共享便利性等“好處”，使得企業在地理空間上聚在一起。這種企業集群就是由企業作為主體聚集“生成”的。20多年前我寫了一本“小企業集群研究”的書，在書中我有兩個預言：一是深圳的科創未來能比肩上海。20年前深圳的科創成果只有上海的1/3，科技的投入也只有1/3，但是20年后深圳的科創成果在許多方面已經領先于上海；二是臺灣地區的半導體會領先全球。當時臺灣地區的半導體產業實際上尚處于萌芽期，而日本、美國、德國等則非常強大，但這些國家的半導體產業是大企業為主的，而臺灣地區半導體則是集群作戰。同樣參加一個國際半導體展覽會，需求方向日本、美國這些大企業提出新集成電路的訂貨需求，大企業說一兩年以后可以滿足要求。但是臺灣的半導體企業由于體量小轉身快，客戶只需要把要求寫明白，當天就能把新半導體產品技術指標發回到臺灣，集群中的其它半導體有關的小企業家會聚在一起，每個企業各分擔一項新技術研發，日夜開展創新，因此往往能在這個展覽會還沒有結束，就把新的樣品寄到現場，交給客戶。此種創新的過程短則只需7天時間，長的只有10天時間，與大企業長達一年兩年的創新期是完全不一樣的。在小企業集群中，可以把需要攻克的創新技術分解成幾十個甚至幾百個組件分別由不同的企業進行攻克，不僅降低了創新的成本和風險，也大大提升了創新的速度和創新的質量。
討論中觀尺度的創新生態體系，不得不提深圳特色企業集群——華強北電子市場。華強北為何能成為當地的科創引擎，可以帶動深圳科技企業快速持續的發展，從而超過了一些老牌的工業強市？華強北盡管占地只有一個平方公里左右，但是電子技術所需要的200多萬種零部件都可以在這兒找到。“任何科創的成果都是對現有的成熟組件進行重新組合的結果”，這是一條基本的科創規律。美國《時代》雜志曾經提到某個硅谷科創人員的感嘆：“在硅谷需要聯系兩個月才能湊齊的400個元器件，在華強北一天你就能全部找到”。“南有華強北，北有中關村(000931)”，這些千百萬個中小企業作為創新中急需的成熟的組件、成熟的元器件的供應商在某個地理小空間上緊密地聚集在一起，而創新者則只需要對這些零部件和組件進行創新性的配套組合就可以完成“小試”階段的研發任務。無人機領頭羊“大疆”原來是在杭州起步的，但正是因為在深圳能方便找到相關的電子元部件，才決定在深圳。但對華強北和中關村電子一條街，我們的管理機構反而會有一些負面的看法，例如把它們稱之為“山寨市場”或“侵犯知識產權天堂”等等。必須要承認的是，上萬個中小企業同時聚集在這么幾幢大樓里，難免會有一些管理上的混亂，難免會有一些創新過程中相對模糊的地方。但是科創的成果，特別是那些具有顛覆性的研發成果往往都是發生在混亂的邊緣。因此我們的管理模式需要與現代科創生態體系的培育相適應，良好的創新生態體系必須有多樣性十分豐富的零部件供應商和五花八門的協同企業，必須要容忍它們之間交融所產生的混亂和雜亂。
從創新生態體系的宏觀尺度看，科創環境是衡量一個城市優劣的重要指標。北京作為我國科創人才的高地，集聚了相當一部分高端人才，光是在校的研究生就達到37萬之多，而第二位的上海僅有16萬，這樣一個人才高地，它對全國都是有人才溢出性貢獻的，有些人才離開北京到全國各地創新創業是正常的。北京人才為何跨界東南飛？為什么不到山東來？因為環境不行，衡量一個城市的科創環境，有三個指標非常關鍵：首先是營商環境，其次是人居環境，最后是政策和文化環境。這三方面是從宏觀尺度衡量一個城市創新生態體系的關鍵。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森對經濟學發展進行的梳理所形成比較權威的教科書《經濟學》（這本書已經出到了24版）中的論述，他在22版中提出：“城市政府應該提供足量、優質的‘公共品’來提高經濟效率和人居環境”。為何政府必須提供這些公共品呢？因為存在三種市場失效的領域：一是不完全的競爭；二是外部性，負外部性指污染物，正外部性則指學校醫院等；三是公共品，即私人不愿意投資，但有共享效應的供水、公園、交通等等。他又說明：公共品是指將該商品的效用拓展于他人的成本為零，而且人人可以共享。由此可見，公共品的本質是共享，童叟無欺，這就是經濟學上的公共品，而且這么多年來也沒有改變的結論。由此可見，城市政府應該聚焦于從宏觀尺度的人居環境進行提升，使更多的企業、人才愿意到這個地方居住、生活和開展創新、創業和創造活動。對于科創機構，我們需要認識到其本身擁有的科技成果和知識就能成為一種專用的公共品。因為知識也像公共品一樣是可以共享的，是有溢出效應的。在宏觀尺度的創新生態體系中，有很多影響因素和很多的成分結構在其中發揮著“公共品”的共享作用。就培育此類科創公共品而言，首先應該注重的是宜創環境的創建，城市的文化和政策環境對科學技術的傳播和創新成敗是持包容、開放的態度，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且法治的。
在宏觀尺度上助推科創生態體系的構建和生成，我們要注重體系內部兩個關鍵的“物種”，一是“平臺創造者”，即這類平臺可以作為人才、資金、信息和技術的蓄水池，更多的科創者在這個科創平臺內能夠找到自己的“營養”，從而繁衍壯大。二是“生態工程師”，例如海洋生態系統中巖礁的生物種類比一般的海水區域要高出幾百萬倍，而巖礁上的珊瑚蟲即是生態的工程師，它為其它生物提供了舒適的繁殖場所。這兩類關鍵“物種”對于創新生態體系的構建是至關重要的。這兩個關鍵物種在創新生態體系中可能是大型孵化器、科創加速器、頭部企業、國家實驗室，也可能是著名的理工類大學和著名科研機構，甚至可以是“ChatGPT”這樣具有革命性意義的新技術，但更重要的是在培育科創生態體系方面有所作為而且開明的當地政府。
除了各主體的關鍵作用，數字政府在創新生態體系中的作用也需要重視，因為政府本身就是一種創新資源的供給者和助推科創的平臺。政府決策正確與否，將對創新生態體系宏觀尺度的構建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但如果政府決策失誤，就可能破壞創新生態體系的韌性。在數字時代，一切資源都可以轉變為數據的背景下，我們需要利用數字技術使其更好地成為城市公共品，例如智慧安保、智慧水務、智慧交通、園林綠化、公共醫療、公共教育、能源等等都需要借助數字化成為“開源”的平臺，這些都是政府需要提供的。結合這些公共品以及“精細化網格化管理系統、一網通辦放管服信息系統、公共資源信息化和城市安全核心公共品”的鏈接，即構成了數字政府的公共品“四梁八柱”。因此一個良好的數字政府，必然是一個開源共享的創新源泉。城市政府應該明白，政府自己要成為開源的推動者和榜樣，這樣一來，在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次上科技人員的創業自由化了，科技企業集群化了，產業與科技融合化了，科創與政策環境互動優化了，這就像一個超級循環，所謂超級循環就是每一個環節都能提供新動能，每一個環節都能提供加速度，結果使整體動能越來越強，城市就會變得越來越強大，提供財富的科創成果越來越豐富，這就是財富的奧妙。
總之，青島市特別是主城區應該將自身定位為國家的科創中心，加大力度優化科創生態。第二，需謹記科創者創新創造的自由度是科創生態“生成”的基礎。第三，科創中心能否成功，尊重、愛護、吸引人才是核心戰略，財富是人創造出來的，現在與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完全不一樣了，人才已成為最主要的資源。最后，“容忍失敗，創新光榮”應成為社會風尚，這對山東而言非常重要。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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