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在由《財經》雜志、財經網、《財經智庫》聯合主辦的“《財經》年會2024：預測與戰略”上表示，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表示，當前國內經濟出現企穩回升跡象，考慮到去年的低基數效應，明年要實現5%左右的增長，仍需較強的政策手段。
而如何通過總量刺激政策穩住未來增速預期，邢自強認為，在這方面海內外有很多經驗和教訓，目前來看，中國不會陷入日本式的陷阱。20世紀90年代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后，1990—1995年日本政府仍未采取明確的寬松政策，擔心泡沫重啟，資源重新錯配，因此將結構改革置于刺激之上。1996年之后，幾輪財政政策放松也始終瞻前顧后，沒能起到持續性的通脹作用，導致日本通縮持續了13年。伯南克2003年在日本央行演講時表示，走出通縮的第一步應該是刺激政策，之后再談改革。如果過度強調上一輪錯配，節衣縮食、減少開支、加速去杠桿，反而會造就經濟陷入更長久的通縮狀態。
“結合海內外經驗教訓看，中國相比日本有更大優勢，潛在增速更高，未來攀升空間也更大。如何發揮我國的優勢、充分釋放政策空間，這是接下來的重中之重。”邢自強指出。
以下為部分發言實錄：
明年經濟增長目標是市場主體特別關心的問題，希望12月份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能夠制定提振信心的目標。而如何實現目標則至關重要。
1、經濟工作會議前瞻，中美財政取向逆轉
考慮到全球情況，因為美國經濟必然面臨財政約束，即使不是“硬著陸”，也會“軟著陸”，預計明年增速將會回落，這會對中國外需構成一定壓力。在這一過程中，國內政策至關重要。期待中央政府通過“加杠桿”方式，幫助地方融資平臺和房地產溫和“去杠桿”，從而避免通縮效應。在財政和貨幣、金融政策協調方面形成“一攬子合力”。
以債務負擔為例。當前中國房地產仍在“去杠桿”過程中，與之相聯動，地方融資平臺也在“去杠桿”，兩部門負債合計占GDP比重超過100%。為避免通縮沖擊，建議中央政府適度加杠桿。目前看來，中央政府是唯一有能力也有政策空間加杠桿的部門。
與美國相比，中國政府資產負債表最為健康。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美國聯邦政府負債占GDP比重與中國的比重類似，僅20%左右，但目前美國聯邦政府負債率超100%，每逢危機美國中央政府必然出手，聯邦政府赤字不斷加大。相較而言，中國中央政府相對謹慎，國債占GDP比重略超20%，即使考慮地方政府隱性債務，也沒有超過美國聯邦政府的負債率。
2、中美財政取向對比
假設有兩個經濟體A和B，經濟體A的勞動力市場火熱，通脹率在5%以上；經濟體B的勞動力市場相對疲軟，通脹率在1%以下。從理論上講，經濟體B更需要寬財政政策支持，但是現實情況卻恰恰相反。過去一年，經濟體A是美國，經濟體B是中國，美國政府過去一年財政赤字在高位繼續擴張了接近GDP的4個百分點，但中國的廣義財政赤字（包括官方赤字和準財政）卻收縮了4個百分點。美國采取的寬財政政策推動了經濟，是今年其增長超預期的主因。而中國在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去杠桿之際，令人意外的是，財政在過去12個月中的取向也相對謹慎。直到自7月底的政治局會議后，我國的財政政策最近才有所轉向。上個月，中央罕見的擴大了今年的赤字目標，這是自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首次在一年當中擴赤字。這一信號頗為重要，顯示在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市場去杠桿的情況下，中央政府開始有意識的加杠桿，這樣才能營造一個更為良性的去杠桿環境，緩解通縮壓力。
中美的財政取向，如今又進入拐點。美國的財政支出預計將會在接下來12個月出現收縮，導致其經濟放緩。而中國自擴大赤字發行特別國債，邁出重要一步，打開了未來財政與貨幣金融協調發力的空間。2024年的經濟形勢對比有望發生轉變。
3、刺激，重組，改革的“三部曲”
結合中國自身過往的成功經驗，和國際的經驗教訓，我們認為，要打破債務-通縮的惡性循環，三部曲一攬子政策不可或缺，即刺激（Reflate）、重組（Restructure）、改革（Reform）。這需要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結合起來。當前的1萬億預算擴張，僅僅是邁出了第一步，依然道阻且長。
首先，房地產市場目前存在超調，仍需政策穩定。本輪去杠桿之后，中國房地產投資占GDP的比重，從幾年前11%的高點，迅速降到當前的6.5%，作為對比，日本的這一類似幅度的調整過程，花了接近20年時間。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也受到了地方政府去杠桿的約束。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占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半壁江山，而經濟中的新動能，譬如新能源、半導體等高新技術板塊，當前只占總體固定資產投資的15%左右，新的動能體量還相對較小，所以在新舊動能轉換期，需要避免舊動能的過度緊縮。
為達到這一目標，中國需要財政和金融貨幣政策協調發力，這意味著應逐步摒棄歷史上財政赤字須控制在GDP的3%出頭這一約束。預計明年中央政府的赤字力度會更大，地方專項債也有望擴容，總體廣義赤字占GDP的水平再擴大1.5個百分點左右。財政發力，用于哪些方面？可以更多的支出轉移到醫療、教育、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務上，特別是讓這些福利覆蓋到廣大的農民工等新市民，從而逐步減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提高消費意愿。如果要保持必要的公共建設投入，也可以更多傾向于綠色能源投資，以及城中村改造這些尚未供給過剩的部門。在中央財政發力的同時，貨幣金融政策應確保實際利率顯著低于GDP增長率，有助于盡快走出通縮風險。
在重整債務方面，2022年中國政府類債務（包含地方隱性債務）大約是GDP的100%，這一比例和美國的聯邦債務接近，但雙方的債務組成則有很大不同：中國政府債務大部分是地方隱性債務，中央政府債務僅僅占GDP的20%，而美國政府債務恰好相反，主要是中央政府（聯邦政府）債券。這說明中國將來優化政府負債結構的空間較大。地方化債一攬子方案，需要中央政府部分置換地方的負債，同時強化地方財政的紀律性，未來更多依賴中央更為透明的舉債方式。
最后，繼續改革，釋放生產力。對民營企業營造法治化、透明化、可預見的穩定監管環境，釋放其企業家精神。對國有企業進行市場化改革，提高效率。對城市化進行制度優化，帶動新市民的戶籍城市化。這些因素驅動下，中國潛在GDP增速在未來3-5年有望保持在4%左右，再疊加刺激政策和債務重組走出通縮陰霾，通脹率回歸到2-3%的合意水平，則中國名義GDP增長率將比目前顯著回升，并在2027年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
這些良好的愿景，具體進展如何測量？我們構建了一個框架量化三部曲戰略的實施進度。我們的測算顯示，中國已啟動了關鍵的第一步，當前三部曲進度大約為25%。具體來看，寬松的財政政策開始啟動，盡管力度有待提高。地方債務重組方案逐步落地，雖然具體的中央、地方、銀行體系的分擔機制尚待明確。通過改革對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釋放活力，仍有待發力。短期來看，穩定房地產市場、穩定舊基建的新抓手將是市場關注的重點，比如城中村改造、城市更新、綠色產業、新能源基建等。但由于地方財力不足，這方面也需要中央在特別國債、地方專項債等方面給予更大支持。
4、中國不會陷入日本式的陷阱
從表象的債務、人口陷阱等方面來看，中國經濟與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有很多相似之處，但實則中國經濟優勢大于日本。
首先，中國潛在增速遠高于90年代的日本。當時日本已經完成經濟趕超，生產率、人均GDP水平已經超過美國。1990年日本房地產泡沫巔峰期，人均GDP已達28,500美元，超過了當時的美國，說明日本的追趕效應已經消失；反觀當前中國人均GDP為12,700美元，不足美國的17%，從這一角度看，中國潛在增速和追趕效應遠高于日本，這一點市場主體感同身受。比如中國的新能源或高端制造業企業普遍出海替代日韓產品，進一步推動產業鏈升級；再比如深圳各種服務業態的創新意識、服務意識強于香港，吸引香港居民來深圳旅游，這說明中國企業家和居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依然強烈，并不像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后出現的生產效率進步意識和拼搏精神逐漸衰亡。關鍵在于配套政策如何發揮作用，更好支撐起中國企業家和居民的勤勞、勇敢、刻苦精神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
如何通過總量刺激政策穩住未來增速預期，這方面海內外有很多經驗和教訓。192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時期，美國財政部部長強調讓市場自發出清而不進行政府救助，后續引發物價大幅萎縮，經濟進入大蕭條。新任羅斯福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大力救助和介入市場，逐漸幫助美國走出蕭條。
20世紀90年代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后，1990—1995年日本政府仍未采取明確的寬松政策，擔心泡沫重啟，資源重新錯配，因此將結構改革置于刺激之上。1996年之后，幾輪財政政策放松也始終瞻前顧后，沒能起到持續性的通脹作用，導致日本通縮持續了13年。伯南克2003年在日本央行演講時表示，走出通縮的第一步應該是刺激政策，之后再談改革。如果過度強調上一輪錯配，節衣縮食、減少開支、加速去杠桿，反而會造就經濟陷入更長久的通縮狀態。結合海內外經驗教訓看，中國相比日本有更大優勢，潛在增速更高，未來攀升空間也更大。如何發揮我國的優勢、充分釋放政策空間，這是接下來的重中之重。
總結來看，當前國內經濟出現企穩回升跡象，考慮到去年的低基數效應，明年要實現5%左右的增長，仍需較強的政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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