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人民日報》以《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為題撰文，對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意義與科學內涵進行了深入的闡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黨中央提出的這一重大戰略決策。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為了應對新變化而作出的有效應對。文章提到了中國當前面臨兩大變化，首先是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發生變化。經濟發展是螺旋式上升的過程，也是分階段的。不同階段對應不同的需求結構、產業結構、技術體系和關聯方式，要求發展方式與時俱進。改革開放以后相當時間內，中國依靠勞動力等要素低成本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形成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發展模式。進入新時代后，舊的發展模式已經不適應當前中國經濟的新形勢，因為需求結構和生產函數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萬美元后消費需求升級，生產體系內部循環不暢和供求脫節現象顯現，要求發展轉向更多依靠創新驅動，不斷提高供給質量和水平，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
其次是國際環境發生變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增長持續低迷，國際經濟大循環動能弱化，西方主要國家民粹主義盛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廣泛深遠，逆全球化趨勢更加明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面臨人為干預調整的沖擊和風險。為了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必須順勢而為調整經濟發展路徑，在努力打通國際循環的同時，進一步暢通國內大循環，提升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可持續性，增強韌性。
因此，文章認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主動選擇與應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變化的戰略舉措。而且，中國恰恰擁有構建雙循環發展格局的超大規模經濟體優勢。我國已經形成擁有14億人口、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的全球最大最有潛力市場，同時擁有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和完善的配套能力，以及1.3億戶市場主體和1.7億多受過高等教育或擁有各種專業技能的人才。因此，從供求雙方看，我們具備實現內部大循環、促進內外雙循環的諸多條件，也是發揮我國超大規模經濟體優勢的內在要求。
這些國內國際新變化并非突然出現，中國經濟內在的結構調整要求以及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外部壓力已經存在若干年，尤其是2008年后改革的迫切性越來越高。黨的十八大以來，對此作出了全面的系統性的改革部署，因此，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中國改革進程的延伸和升級。劉鶴在文章中明確指出，面對全球政治經濟環境出現的重大變化，適應我國發展階段性新特征，黨中央準確研判大勢，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提出了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斑@既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遞進深化，也是我國以往發展戰略的整合提升�！�
構建新發展格局是順應新變化，對已有系統性改革的遞進深化與完善補充，也是對過去發展戰略的整合與概括，其內涵、方向與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改革部署一脈相承且繼往開來，而不是另搞一套，與原來的改革部署脫節。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仍然要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基于國內外形勢發展變化，黨中央及時作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判斷，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戰略性思路。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滿足能力，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仍然以擴大內需作為戰略基點，始終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1998年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首次提出擴大內需的戰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再次實施這一戰略，有效應對了外部風險，當前應對疫情沖擊也以擴大內需作為戰略基點。事實上，不僅僅是為了應對需求沖擊而以擴大內需作為穩定經濟的手段，自2008年以來，為了實現國際國內再平衡，我國一直推動經濟發展向國內需求主導轉變。
但是，與以前擴大內需采取總量刺激的方式不同，構建新發展格局始終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為目標，重視需求側管理，避免大水漫灌與低水平重復投資，實現結構優化。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仍然要堅持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國際市場是國內市場的延伸，國內大循環為國內國際雙循環提供堅實基礎。國內大循環絕不是自我封閉、自給自足，更不可能什么都自己做，放棄國際分工與合作。要堅持開放合作的雙循環，通過強化開放合作，更加緊密地同世界經濟聯系互動，提升國內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只有擴大開放合作，才能引入更多國際競爭提升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才能吸引和吸收全球創新人才與創新資源，提升我國的創新能力。
構建新發展格局仍然要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劉鶴在文章中強調，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發展問題，但本質上是改革問題，必須運用改革思維和改革辦法，形成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營造鼓勵創新的制度環境，掃除阻礙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暢通的制度、觀念和利益羈絆，破除妨礙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和商品服務流通的體制機制障礙，形成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國內統一大市場，形成高標準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降低全社會交易成本，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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