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15日，北方多地遭遇近10年來強度最大、影響范圍最廣的沙塵暴。氣象研究人員指出，這次沙塵暴的起源，主要是在蒙古國戈壁沙漠的中部和南部，以及內蒙古的中部和西部沙漠，由于蒙古氣旋太強而產生了一個典型的、超強的、大范圍的亞洲沙塵暴。
同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研究了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舉措。會議強調，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要把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拿出抓鐵有痕的勁頭，如期實現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標。
沙塵暴其實充分說明了碳經濟的切實意義，也說明碳達峰和碳中和的重要意義。將碳經濟指標納入到生態文明的具體布局之中，其實也包含了解決全球氣候問題的關鍵之法。
推動實現綠色發展承諾有著切實利益
早在2009年，在哥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中國向國際社會承諾，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左右，并將其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這一任務在2019年提前完成：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下降了48.1%，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3%；與此同時，中國在能源轉型和清潔能源利用方面投入了大量資源，風光發電裝機容量均已躍居全球首位，并即將成為全球第二大核電國。
此番蒙古高原的沙塵暴對于我們理解這一成績而言十分有幫助，碳中和的實現對于遏制荒漠化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這也是我國將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進一步深化的目的所在。
《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持續改善環境質量，2021年實現單位GDP能耗降低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繼續下降的目標；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落實2030年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優化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大力發展新能源，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積極有序發展核電；促進新型節能環保技術、裝備和產品研發應用，培育壯大節能環保產業，加快建設全國用能權、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完善能源消費雙控制度；實施金融支持綠色低碳發展專項政策，設立碳減排支持工具；協同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十四五”期間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別降低13.5%和18%，與“十三五”時期目標的15%和18%基本持平，森林覆蓋率達到24.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落實2030年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完善能源消費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重點控制化石能源消費。首次提出“實施以碳強度控制為主、碳排放總量控制為輔的制度”，標志著中國逐步進入到碳排放強度和總量雙控的新發展階段，并支持有條件的地方率先達到碳排放峰值。推動能源清潔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深入推進工業、建筑、交通等領域低碳轉型。
可以說，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和“十四五”規劃實現了年度近期目標、五年中期規劃和長期愿景的銜接和統一，實現了國內目標和國際承諾的銜接和統一，實現了碳達峰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的銜接和統一。
在高質量發展進程中，挑戰與機遇并存
綠色低碳的轉型和發展道路，標志著中國將告別依靠高資源投入、高環境代價來換取經濟增長的粗放型發展模式，轉而建立和實現通過技術進步、創新驅動和制度改革促進經濟增長、社會高質量發展和全面現代化的新增長范式。與此同時，這將為中國帶來能源、產業、基礎設施、國土空間以及生產、生活、消費和貿易方式的結構性變革，并關系到中國未來的發展優勢、可持續安全和地緣政治、經濟格局。
在資源稟賦約束下，不斷增長的能源需求以及化石能源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導致中國二氧化碳排放較高。目前中國的能源結構仍以化石能源為主，煤炭消費占比超過50%，石油消費占比約為20%，天然氣消費占比不足10%，化石能源消費總量占比接近85%。
相應地，目前中國的電源結構仍以煤電為主，燃煤發電裝機容量占發電裝機總容量超過50%，燃煤發電量占發電總量超過60%，電力和熱力生產部門貢獻了超過50%的化石能源碳排放。目前中國由化石能源消費產生的碳排放量接近100億噸，從分品種化石能源碳排放來看，煤炭消耗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過75億噸，占化石能源碳排放總量超過75%，石油和天然氣消耗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占比則大致分別為14%和7%。
中國正處于經濟與社會結構性轉型的關鍵時期，重工業比例的下降伴隨著商業和服務業比例的提升，商業和小型工業設施等分布式負荷的比重有望隨之增加，能源需求將更為靈活分散，分散、靈活、清潔且高效的分布式能源將成為中國能源供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未來十年間，非化石能源在中國一次能源消費中的占比預計年均提升約1個百分點，到2030年，中國一次能源消費有望出現煤炭、石油天然氣和以風能、光能、核能和生物質能源為代表的非化石能源三分天下的局面。
為實現2030年“碳達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的愿景，未來在光伏和風電裝機發電、跨區輸電通道、先進儲能、交通領域加氫站和充電站、終端消費電氣化、綠色建筑與節能減排、再生資源利用等領域，需要新增投資規模大致在100萬億至140萬億元人民幣，每年資金需求約為3萬億元以上，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5%以上；考慮到目前每年氣候變化領域公共資金投入規模僅為5000億元左右以及未來投資規模的增長，估計未來每年資金缺口仍在2萬億元以上。因此，實施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專項金融政策、設立支持碳減排和綠色低碳發展的金融工具、加快建設用能權和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大力鼓勵和吸引社會資本投資、完善能源消費雙控制度等各項措施，勢在必行。
近年來，中國一次能源的對外依存度從2013年的16%略微增加到2018年的21%。2017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石油進口國。2018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氣進口國。雖然中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和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分別在70%左右和45%左右，但在美國商會全球能源研究所最新發布的國際能源安全風險指數中，中國能源安全排名已從1980年的第23位上升至2018年的第8位，這主要歸功于中國國內能源供應的日益增長和可再生能源的大力發展。與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分別排名第1、3、4位）等國家相比，中國在能源進口等方面仍有改善空間。非化石能源比重的大幅提升將降低中國能源總體對外依存度，根據中國石油(601857,股吧)集團經濟技術研究院的預測，中國能源總體對外依存度到2050年將降至7%左右。
此外，中國在可再生能源領域提供的就業崗位總量為全球最高，2019年創造了約超過400萬個直接和間接就業崗位，其中太陽能(000591,股吧)光伏行業創造了近220萬直接和間接就業崗位，占中國可再生能源就業崗位的54%。根據埃森哲分析的預計，中國在2020年至2025年期間有望在可再生能源領域額外創造超過400萬個就業崗位。
碳經濟有國際影響，碳治理也要有國際視野
時隔多年，北方再次遭遇沙塵暴。這來自蒙古高原的沙塵暴告訴我們環境治理其實是一個國際問題，碳治理也必然要有國際視野。“創新決勝未來，改革關乎國運”。在實現碳達峰與碳中和的過程中，同樣要注重創新和改革，“要堅持政府和市場兩手發力”，不僅要有科技手段的創新，也要有國際治理合作的進一步創新。
天津大學國家能源、環境和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張中祥教授指出，中國可以考慮當年韓國和日本與中國的合作模式，與蒙古開展跨國治沙合作。
主流經濟學理論認為，假設公共的效益和成本與私人的效益和成本相一致是不符合現實的；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私人和社會的收益和成本并不一致，并帶來了科教文衛等具有外溢社會效益和經濟效果的正外部性，以及污染等使生產的私人成本低于社會成本的負外部性。因此，國家必須用津貼來鼓勵科教文衛等具有外部經濟效果的行業，用稅收來消除那些具有外部經濟負效果的行為。
更進一步地，可以用科斯定理來進行分析：如果交易成本為零，無論初始產權安排如何，市場機制都會通過當事人之間談判來自動實現帕累托最優，實現整體利益的最大化以及不同當事人的最優均衡狀態。
必須承認的是，產權和歸屬不同會導致收入分配的形式和內容有所不同，而政府的作用恰恰在于明確產權和保護產權，在于實現法律、規則、價格機制、貨幣和稅收的穩定性、確定性、可靠性、透明性和變更程序的權威性。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在《突圍集》里曾經總結道，中國經濟在過去數十年間的跌宕起伏，貫穿其中的一個邏輯就是“成本的變化影響經濟績效”，“綜合比較成本優勢，成就了中國在全球化中高速增長的奇跡”。因此中國經濟突圍的兩個方向：“一是扭轉成本曲線，特別是體制性成本上升過快的不良勢頭，爭取通過深化改革再次大幅度降低成本，延續中國經濟參與全球競爭的比較優勢。二是鼓勵創新，培育中國經濟的獨到性優勢”。可以說，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正是為了在這兩個方面不斷降低成本，不斷深化改革，不斷體制創新。我們不僅需要考慮到中國的碳中和解決方案，也要考慮到這種經驗的輻射能力，環境問題不是區域劃界可以處理的，必須要有區域間合作才能解決問題。
正因如此，在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過程中，倒逼和推動管理制度、科技創新體制和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創新，或許是最迫切、最重要、最有效的創新。也正因如此，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才強調：“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硬仗，也是對我們黨治國理政能力的一場大考。”
（作者為經濟學博士，華興證券（香港）首席經濟學家兼首席策略分析師）
（作者：龐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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