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分配被首次明確為“基礎性制度安排”，并上升到國家戰略體系層面，這釋放出三次分配將進入大規模實際操作階段的信號，各種配套措施將落地
圖/視覺中國
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區問世兩月后，中央再度開會研究共同富裕問題。
8月17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召開，聚焦研究扎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提出了系列推進共同富裕的路徑和舉措，包括“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
“此次會議為變局的確認”。國盛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熊園告訴《財經》記者，從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到此次會議更多提出推進共同富裕的具體措施，這意味著促進共同富裕已進入明顯的實質性推進階段，諸多相關舉措要正式開始付諸實施了。“后續中央將發布促進共同富裕的行動綱要，此次會議中提到的包括分配制度等內容將成為行動綱領的核心要點。”
此次會議中，三次分配成為一大亮點，引發社會關注。
據了解，“三次分配”并不是一個新鮮的概念。2019年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確定為基本經濟制度，并首次提出要“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2020年通過的“十四五”規劃中也指出“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事業，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
為何此次會議中第三次分配引發高度關注？
《財經》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表示，三次分配是促進共同富裕、縮小貧富差距的重要手段。此次會議中，三次分配被首次明確為“基礎性制度安排”，并上升到了國家戰略體系層面，這釋放了三次分配將進入大規模實際操作階段的信號。
財政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蘇京春向《財經》記者表示，中國在現階段明確將三次分配作為“基礎性制度安排”其實是由必要性和可行性共同決定的。當前中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三次分配是對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調節貧富差距的有力補充。當前中國已經具備了實施第三次分配的基礎條件。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賈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央此時結合“共同富裕”提“第三次分配”大有深意，第三次分配是民間主體與志愿者組織秉承志愿原則做的公益慈善，政府應當引導、鼓勵，并在制度建設方面做一些必要的配套，但民間輿論千萬不要誤讀成強制性地“均貧富”。
三次分配到了必要做也可以做的階段
什么是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與一、二次分配有何不同？
第三次分配是一個本土概念，最早是由中國經濟學家厲以寧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與市場經濟》一書中提出來。
厲以寧教授認為：一次分配是由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的分配；二次分配由政府按照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原則、側重公平的原則，通過稅收、社會保障支出等這一收一支所進行的再分配；而三次分配則是在道德力量的推動下，通過個人自愿捐贈而進行的分配。
清華經管學院楊斌教授于2020年1月1日刊發在《學習時報》上的文章曾對第三次分配進行詳細解讀。文章指出，相對于市場根據要素貢獻進行初次分配和政府體現國家意志進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社會主體自主自愿參與的財富流動。較之于初次分配更關注效率、再分配以強制性來促進整體公平正義，第三次分配體現了社會成員的精神追求，“在道德、文化、習慣等影響下，社會力量自愿通過民間捐贈、慈善事業、志愿行動等方式濟困扶弱的行為，是對再分配的有益補充”。
在三次分配中，政府分別發揮著不同的角色。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主任、清華大學數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張小勁認為：初次分配中，政府進行管制，旨在提高效率，做大蛋糕；再分配時，政府起主導作用，追求平均、平等和普惠的整體目標；第三次分配中，政府則以引導和指導為主，不僅是政策制定者與管理者，還是過程的參與者。
熊園告訴《財經》記者，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場來完成，二次分配主要依靠政府運用“看得見的手”來分配，但是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也存在失靈的時候，而三次分配則能彌補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市場和政府的失靈，在統籌效率與公平、縮小收入差距、改善財富分配格局方面有著較顯著的優勢。
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指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
熊園表示：“相較于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其實調節高收入是更有難度的。在調節高收入過程中，稅收等方式屬于強制行為，慈善等三次分配則屬于自愿行為，是對強制行為的有利補充，是更加溫和的行為，對于調節高收入有著重要作用。”
那么，雖然第三次分配早在1994年就被提出，為何現階段才上升到國家戰略體系層面？
蘇京春向《財經》記者表示，中國在現階段明確將三次分配作為“基礎性制度安排”其實是由必要性和可行性決定的。一方面，當前中國的貧富差距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另一方面中國已經具備了實施第三次分配的基礎條件。
中情局世界概況（CIA World Factbook）的數據顯示，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基尼系數遠超美國的0.45、英國的0.34、加拿大的0.32和韓國的0.35，達到0.47的水平，高于0.4的國際警戒線。此外，若從最窮10%的人口和最富10%的人口所占社會財富的比率來看，中國最窮10%的人口所占財富比率僅為1.6%，遠低于美國的2.0%、英國的2.1％、加拿大的2.6%和韓國的2.7%，而中國最富10%的人口所占財富比率卻高達34.9%，遠高于美國的20.0%、英國的28.5%、加拿大的24.8%和韓國的23.7％。
世界不平等數據庫的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前10%的財富擁有者的財富占社會總財富的41.4%，其中前1%的財富占比為13.9%。
“初次收入分配導致了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以財政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環節雖然本著公平原則起到了一定的調節作用，但是對于收入差距過大的現狀而言力度還很不夠，亟須以企業和個人為參與主體的第三次分配來幫助實現縮小收入差距的目標。”蘇京春說。
蘇京春向《財經》記者表示，中國已經有了考慮實施第三次分配的基礎條件。一方面，工資性收入的較快增長、資本性收入的多元化和資產價格的攀升、個體經營性收入的增長等因素都為中國富裕階層和中產階層的增長奠定了良好基礎。另一方面，實際上與三次分配有關的配套制度也在不斷完善，例如《慈善法》、《捐贈法》以及志愿服務的規范性文件的出臺等。此外，中國捐贈的總規模也在不斷上漲，大量的高收入人群都開始積極投身于慈善與公益。
三次分配落實亟待配套措施
然而，發展第三次分配，將面臨的挑戰并不少。
熊園告訴《財經》記者，目前中國的第三次分配存在較多問題，第三次分配的基礎和信心以及主要載體就是慈善，但目前慈善事業在中國發展還不夠健全，相應的政策保障還不到位。
今年6月，在清華大學舉行的“第三次分配”研討會上，清華大學公管學院副院長鄧國勝曾直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慈善事業取得了飛速發展，但近年卻進入了瓶頸期，與新發展階段的需求有很大距離。在規模上，捐贈額與GDP的比值較低，總量沒有很大突破；在質量和結構上，個人捐贈比例過低，容易受到經濟形勢影響產生較大波動。
中國慈善聯合會發布的《2019年中國慈善捐助報告》顯示，2019年全年，中國內地接收款物捐贈共計1509.44億元，相當于當年中國GDP的0.15%。相比之下，美國施惠基金會發布的《2020美國慈善捐贈報告》顯示，2019年，美國個人、遺產捐贈、基金會和企業向慈善機構捐贈了約4496.4億美元，占到美國當年GDP的2.1%。
此外，數據還顯示，2019年，中國企業捐贈總額達到了931.47億元，占總捐贈額的61.71％，個人捐贈金額398.45億元，占捐贈總量的26.4%。從美國的情況看，2019年，美國個人捐贈占比約為70%，是捐贈的最大來源，企業捐贈僅占到5%。
對此，蘇京春表示，在中國現階段參與第三次分配的主體仍然以企業為主，個人占比過低，而在國外則是以個人為主，這一結構是有待完善的。
蘇京春告訴《財經》記者，中國第三次分配關注的領域也有待優化。從中國慈善捐贈投向來看，2019年，中國慈善捐贈投向教育、扶貧和醫療這三個領域的資金最多，占到捐贈總額的72%。第三次分配不僅要關注這些傳統領域，還應關注科學、環保、文化、動物保護、可持續發展等多個領域。“國外的第三次分配關注的范圍比較廣泛，例如公益基金也會支持科研項目，國外部分科研成果甚至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最初科研經費的來源是來自于第三次分配這個渠道。”
發展三次分配，配套措施必須及時跟上。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表示，目前三次分配相關的政策體系還并不完善，這阻礙了其進一步發展。慈善是三次分配的核心，而目前慈善事業存在的不足主要在于一些基本的激勵體系和保障制度尚未得到完善。例如，遺產稅和贈與稅對三次分配的運行機制影響很大，但目前這些稅收是缺失的。
賈康表示，遺產稅雖然屬于第二次分配的范疇，但是會促使一些富裕人群做選擇題，是把錢捐出去建立公益性基金會，還是身后接受遺產稅的調節？政府在第三次分配能做什么，遺產稅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通過稅收調節，促成自愿“第三次分配”。
蘇京春向《財經》記者表示，西方發達國家大筆捐贈的基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科學合理的綜合財產稅制，而中國至今還沒有開征遺產和贈與稅，這直接導致大批富豪和絕大多數中產階層都選擇直接積累財富、再直接傳遞給子孫后代，并不會首先考慮進行慈善捐贈，這不僅會導致收入差距的急劇擴大，而且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中國現階段開展第三次分配缺乏持續的資金基礎。
熊園表示，除了采取遺產、贈與稅等，在稅收方面以及各類政策方面也應該對慈善捐贈行為予以實質性的優惠，例如加大個人所得稅中對捐贈的扣除額度，健全公益性捐贈稅收優惠政策，通過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激發企業和個人的慈善捐贈熱情。在這些方面中國同樣有很多政策制度并不完善。
“除了短期的政策刺激，更應該引導營造一個和諧的慈善捐贈環境、形成良好的慈善文化和氛圍，加強慈善教育，創造一個愿意捐贈的環境。不能給人一種強制捐贈、誰有錢就一定要捐贈的感覺，而是讓大家覺得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且也并不是只有高收入群體和富人才會做慈善，每個人都可以參與慈善。此外，還要發展和完善慈善基金、慈善信托等各類慈善模式。”熊園說。
《財經》記者注意到，對于發展第三次分配的具體措施，其實浙江已經給出了答案。在今年6月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中，專門提到了充分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意見指出：充分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事業，完善有利于慈善組織持續健康發展的體制機制，暢通社會各方面參與慈善和社會救助的渠道。探索各類新型捐贈方式，鼓勵設立慈善信托。加強對慈善組織和活動的監督管理，提高公信力和透明度。落實公益性捐贈稅收優惠政策，完善慈善褒獎制度。此后在7月發布的《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實施方案（2021—2025年）》中特別提到要打造“善行浙江”，并提出了系列具體措施。
《財經》記者了解到，?截至2020年12月底，浙江慈善事業各項指標均走在全國前列。
調節過高收入，房地產稅是重要抓手
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指出諸多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徑，包括“中央財經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會議還定調合理調節過高收入：“要加強對高收入的規范和調節，依法保護合法收入，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
在促進共同富裕目標下，稅收調節無疑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措施，也是調節過高收入的重要一環，因此在此次中央財委會召開后，也掀起對未來稅制將如何進一步改革的討論。
賈康表示，合理調節過高收入，總體而言制度、機制建設大方向上的重點是提高直接稅比重。比如房地產稅、個人所得稅等，都屬于直接稅。“提高直接稅比重”已說了很多年，對這個方向中央從來沒改變過。只是在實際推行過程中，陷入改革深水區步履維艱。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施正文表示，當前中國稅制結構中，以所得稅等代表的直接稅占比低，而以增值稅、消費稅為代表的間接稅占比高。目前直接稅和間接稅比重大概是3：7。間接稅主要附加在商品價格中，最終還是消費者負擔。窮人和富人在商品消費上的稅負是一致的，但由于富人收入高，實際負擔低，而窮人收入低，實際則負擔高，這加劇了貧富差距。因此間接稅比重高不利于收入分配調節。同時，降低間接稅占比也有利于降低企業負擔。
作為收入分配調節最重要的稅種，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方向此次受到廣泛關注。
賈康告訴《財經》記者，個稅總體還需要進一步優化，此前個稅改革的進步是綜合所得稅制終于推出來了，對納稅人全年的各種不同來源的所得綜合征收，但遺憾的是只將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等四項收入合并為綜合所得，未來綜合所得的范圍還應進一步擴大。此外，個稅最高邊際稅率45%也是過高的，這造成對于勞動收入的稅收歧視，實際上也打擊了一些專家、科學家、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不利于吸引高端人才，削弱了中國的人才競爭力。現在粵港澳大灣區和海南自貿港為了吸引人才，45%的最高邊際稅率都不得不做出校正，給予個稅優惠政策，接下來希望有新的優化措施，降低個稅最高邊際稅率。
數據顯示，國際上適用高邊際稅率的都是發達的福利國家，大多數國家的個稅稅率都低于45%。比較國際上個稅最高邊際稅率，英國為45%，美國為35%（部分州免稅），日本為37%，韓國為40%，越南為35%。可見，中國個稅的最高邊際稅率站在國際高位。
在施正文看來，個稅改革后低收入者基本不用交個稅，未來改革應不再只是簡單提高起征點，因為這樣其實高收入者受益更加明顯。目前個稅中勞動所得稅負（最高45%）明顯高于資本所得稅負（一般為20%），未來改革應該進一步降低勞動所得稅負，平衡勞動所得和資本所得稅負。
相關研究顯示，中國家庭財富中70%以上都是房地產，所以房地產稅也是此次大家關注的熱點話題。《財經》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表示，合理調節過高收入，房地產稅是一項重要內容，需要考慮先啟動房地產稅立法。
熊園告訴《財經》記者，房地產稅與發展第三次分配密切相關，但是由于沒有立法，短期內肯定不可能全面鋪開，此后應該擴大試點范圍，為房地產稅立法探路。
賈康認為，關于房地產稅，當務之急就是要啟動立法。如果立法確實困難重重，在上海、重慶已經試點房產稅多年的基礎上，可以考慮擴大試點范圍，例如讓海南、深圳、浙江先行。
作為國內第三大稅種，消費稅改革也是討論的熱點。煙酒油車是消費稅的征收重點，每一次消費稅改革的消息都會給A股白酒行業帶來新的波動。
賈康告訴《財經》記者，消費稅改革的重點在擴大征收范圍和提高相關產品稅率上，以此發揮調節財富差距和調節消費行為的功能。例如，將私人飛機、高檔皮草等奢侈品納入征稅范圍，增加游艇等高檔奢侈品的稅率，同時，高能耗、高污染產品以及高檔生活性服務也應考慮納入消費稅征收范圍。
此外，業內認為，消費稅征收環境后移也是改革重點，由于征管便利，目前中國絕大部分消費稅稅目征收環節都在生產環節，而這加重了生產企業負擔，不利于鼓勵生產經營積極性，而且部分企業通過多種手段來偷稅漏稅。而征收環節后移至零售批發環節，可以一定程度上減輕生產企業負擔，更好地發揮消費稅調節作用，增加財政收入。由于消費稅收入主要來自煙酒油車四個稅目，因此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的關鍵在于這四個稅目。
據了解，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還指出，加大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
熊園告訴《財經》記者，轉移性支付作為二次分配，是對稅收的巨大補充。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明確指出“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其中一頭小是指低收入群體，而轉移支付是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的一項重要舉措。會議提出要提高調節的精準性，精準性有一層含義就是哪一塊最薄弱就將哪一塊補上，所以未來轉移支付的比重將向貧困地區和低收入群體進一步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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