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項兵
來源 | 《財經》(博客,微博)雜志?2021年9月6日出版 第621期
項 兵
長江商學院創辦院長
中國商業與全球化教授
2021年8月17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促進共同富裕，要著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提高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包容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在全球視野下觀察分析現有發達國家的共同富裕路徑與實踐，可以發現實現共同富裕的復雜性、艱巨性、長期性。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創造大批的高收入就業機會，新時代下，更具高品質、包容性的創富需要進行多方面的調整與變革。
01
實現共同富裕的
復雜性、艱巨性、長期性
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系統復雜而漫長的過程。
首先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為高收入經濟體，然后又需要在社會、政治、經濟、教育、衛生、文化、生態、科技等方面實現全面進步與綜合發展而躋身于發達國家。
而在發達國家的陣營中，也僅有少數發達經濟體（北歐、德國、瑞士、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實現了共同富裕。
從過去經驗來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率非常之低；中國特有的國情以及在全球大變局的發展背景下各種復雜因素疊加，可能進一步加大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難度。
回顧二戰以來的世界經濟發展情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占比很小。
根據2012年世界銀行和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共同發布的報告《中國2030：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社會》，1960年被世界銀行列為中等收入的101個經濟體中，截至2008年，僅有13個國家和地區進入高收入行列，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從這個研究報告來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不容低估。
中國國情與全球大變局疊加，可能加大了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面臨的挑戰。
第一，中國人口基數大，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實現橄欖型社會結構所需要的高質量就業機會之數量是史無前例的。加上老齡化不斷加深，人口結構上有未富先老的壓力。人口負增長的可能趨勢也加大這一難度。
第二，中國目前存在的比較嚴重的收入與財富不均問題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障礙。
第三，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與機制尚未成熟，法治建設也有待于完善。
第四，1960年以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全部得到了美國的大力幫助和扶持。從當前中美關系及未來預期看，美國幫助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當下中美關系中的美國可能會有礙于中國的跨越。
第五，如火如荼的顛覆式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發展帶來機器替代人力的趨勢，可能深刻影響就業的結構，打造高收入、高品質就業機會難上加難。
對此，筆者《關于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一文有詳細討論。
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為高收入的經濟體的基礎上，通過經濟、政治、教育、社會、文化、科技、生態等方面全方位發展才能躋身于發達國家。
雖然國際組織對發達國家的定義不盡相同，但都涉及以下標準：除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還包括工業化水平、生活品質，以及人類發展指數（健康長壽的生活、知識和體面的生活水平）。
以韓國二戰后發展的過程為例。
1994年韓國人均GDP已超過1萬美元，1996年加入經合組織。而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在1998年時人均GDP回落到8000多美元。
2006年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韓國已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自人均GDP首次突破1萬美元后2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韓國不僅在人均收入，還在社會、衛生、文化、教育等發展指標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根據《人類發展報告2020》，韓國以0.916的人類發展指數排名第23位，被劃入擁有“極高人類發展水平”的組別。一直到2021年7月，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正式認定韓國為發達國家，這也是1964年以來的首例。
同樣重要的是，發達國家之中真正實現共同富裕的也不多。
到目前來看，能夠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體，包括西歐的幾個發達國家（比如，北歐四國、瑞士、德國等）、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等。這些共同富裕國家的特點是健全的市場經濟體系與具有濃厚的社會主義特色的、比較成熟而全面的社保體系相結合。
美國作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擁有發達的市場經濟，獨步全球的創新能力和引領世界的公益、慈善社團組織及公民社會，到目前為止也沒有很好地解決共同富裕問題。美國的一次分配與三次分配的組合拳也未能實現共同富裕。
從這一點講，健全的市場經濟和發達的、公平公正的、全面的社保體系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兩個必要條件。
近40年來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全球化、金融化、虛擬化，以及顛覆式科技等多個變革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多個發達國家也出現了中產階級比例下降的現象。
將來，全球大變局中顛覆式科技帶來的變革以及世界經濟發展模式的不平衡、疊加疫情的影響，或將會加劇市場機制帶來的收入與財富不均。
因此，政府的再分配之手變得愈發重要。有鑒于此，筆者判斷將來社會主義會風靡全球、越來越多的經濟體將擁抱和踐行更為完善而強勢的社保體系。
在全球大變局以及疫情后的世界新秩序中，僅依靠市場經濟加上社會主義社保體系的“組合拳”來實現與維持共同富裕，或許會力不從心。將來，應對日益嚴峻的重大社會問題（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均、社會流動性下降與階層固化）以及可持續發展問題，僅僅依靠政府、企業、社團組織、公民社會及國際組織單一的力量和單打獨斗的方式是很難解決的。
面對一系列問題，以及未來顛覆式科技帶來的新的變革，這些重大社會問題的真正解決需要“第三只手”——社會創新，來積極配合市場的“無形之手”和政府再分配的“有形之手”。因此，未來全方位的社會創新在共同富裕之中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在全球大變局下，實現與維持共同富裕的挑戰越來越大，其艱巨性、長期性和復雜性絕對不容低估。
目前，共同富裕在國內受到高度關注，引發了深入而廣泛的討論。需要指出的是，共同富裕不是均貧富、更不是劫富濟貧，而是政府強調的高品質創富。無可置疑，高品質的、包容性的創富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造中產階級占大多數的橄欖型社會結構以及共同富裕的一個先決條件。
在全球大變局和中國發展新時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創造高品質與高收入的就業機會，為共同富裕作出貢獻，值得探討。
02
打造高品質就業機會及包容性創富
需要多方面調整變革
打造高附加值的就業機會、形成中產階級占大多數的結構，有助于中國實現穩定健康的長期發展、達成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
2011年，筆者《偉大的商業機構和打造中產社會》一文分享了對此的關注：需要高度重視培養中國的中產階層，進而形成“中產階層社會”，這是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所在。
為此，政府與社會各界應高度重視偉大商業機構的打造。我們需要眾多的超越家族的商業機構首先給其員工帶來世界級的收入，同時也給股東帶來世界級的回報。
從這個角度來說，偉大商業機構對社會的一個核心責任就是為社會打造中產階層。
而包容性創富的基石則是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
第一，聚焦實體經濟，打造更多高附加值的就業機會，需要以全球視野學習與借鑒不同國家的高端制造模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制造業取得了顯著成就。
2010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目前中國是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2020年，制造業占中國國內GDP的26.18%，是第二大經濟支柱。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8年中國制造業勞動力規模為1.04億人。
作為國民經濟的壓艙石，中央高度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從共同富裕的角度來考慮，如何在實體經濟中創造一批高附加值的就業機會？
目前國內制造業門類齊全、產業鏈完整。未來通過轉型升級，在制造業和實體經濟中為中國創造更多的高附加值就業機會，可能是一個重要的聚焦點。這需要我們在全球進行全面的學習和借鑒。
德國有諸多世界級的企業，比如大眾、西門子、巴斯夫、寶馬等。德國前總理科爾認為，“發達的職業教育是德國經濟在戰后崛起的關鍵”。
德國制造的背后，其獨具特色的“雙元制教育”值得關注。
所謂雙元制教育，即教育體系中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平行進行，學生在學校中接受專業理論和基礎文化知識培訓，同時在企業中接受職業技能培訓。
與此同時，德國中小企業的競爭力在全球亦獨樹一幟，為德國提供了70%以上的就業。它們之中佼佼者雖名不見經傳，卻在各自的行業內占領全球市場的主導甚至壟斷地位，被稱為全球“隱形冠軍”。德國有超過1300家“隱形冠軍”，對德國制造出口作出了重大貢獻。具有強大競爭力的“隱形冠軍”，為德國創造了一系列高附加值的就業機會。
日本高端制造也為日本創造了大批高收入就業機會，這可能得益于日本近年來在基礎研究的整體突破，世界級的科技創新以及其獨特的專注、精細、“工匠精神” 與傳承，日本培育出一批有口皆碑的世界級大型企業以及誕生了大量高附加值就業機會的家族企業。
“中國制造”實現從低附加值的加工組裝向高端制造的轉型，德國模式或許具有更為直接的可借鑒性。
短期之內培育日本的“工匠精神”的挑戰可能比較大，相比之下，重視優秀技工培養的德國模式更容易被學習。如何借鑒德國模式，可能需要政府、企業和教育機構等社會各方面團體的合作，需要進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中國的制造業目前還有相當一部分集中在筆者所謂的非主流行業，也就是勞動密集、科技含量相對不高的行業，如服裝服飾、生活用品、通用零部件等。
意大利在這一領域高附加值就業機會的打造上，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以鞋業為例，中國和意大利均為鞋業出口大國，但是價格差異顯著。
據《世界鞋業年報》統計，2019年，意大利鞋平均出口單價為57.11美元/雙，位居全球首位。與此相比，中國鞋均價僅為4.72美元/雙。
意大利制造講究品味與格調，擁有眾多的世界頂尖設計師，以其創新的設計引領行業發展趨勢。
不論是產品設計，品牌打造，材料，工藝的沉淀、持續改進與傳承，以至奢侈品培育與管理的理念上，意大利在多個行業的高附加值模式（在時裝、 高端箱包、鞋業、眼鏡、家具等行業）可以為我們產業的轉型和升級帶來許多啟發。
美國也是制造業大國強國。2018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的全球占比為16.6%，僅次于中國（28.4%）。取勢于其在基礎研究與科技發明上引領全球的優勢、領先的企業管理與治理體系、打造世界級品牌的獨到能力，美國也誕生了一大批世界級制造企業。根據全球最大傳播集團之一WPP發布的2020年全球品牌100強榜單，美國獨占51席，中國以17席位居第二。
在顛覆式科技出現的今天，尤其是AI時代的到來，對全球制造業帶來巨大挑戰。面對這一新浪潮，中國制造業需要做好準備，在全球學習的同時也要學會擁抱科技帶來的數字化轉型變革。
東莞華為松山湖研發基地。在全球大變局和中國發展新時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創造高品質與高收入的就業機會，為共同富裕作出貢獻，值得探討。圖/新華
第二，需要更多的中國企業，摒棄“向下思維”，轉至“向上思維”，從價格競爭走向價值競爭。
中國制造業目前的成就得益于多重因素：充沛的人力資源、相對較低的人力成本、對環保的不夠重視（在發展初級階段）、不斷完善的基礎設施、大批熟練的技術工人、學習曲線及規模優勢、產業集群帶來的范圍經濟優勢，以及積極擁抱全球化并承接全球產業鏈轉移帶來的歷史性機會等。
成本優勢為中國制造業目前的成就奠定了基礎，作出了歷史性貢獻。面向未來，這一競爭模式與思維可能存在諸多局限性。
這種筆者稱之為“向下思維”的打法可能阻礙制造業的進一步發展和轉型升級。向下是有限的，向上是無限的。
中國企業的“向下思維”為全球消費者帶來了眾多性價比較高的產品，為遏制全球通脹作出了決定性貢獻。但是，這種“向下思維”主導的行業幾乎都是中產階級的“埋葬場”。價格戰主導的競爭結果是行業中大批高附加值就業機會以及中產階層的消失。
“向下思維”的行業，最后的成功者自身也沒有足夠的財力在核心技術以及品牌上做出必要的投入，在員工利益、環境保護及社會責任方面同樣力不從心。
制造業的轉型升級需要更多的中國企業摒棄“向下思維”，轉至“向上思維”，加大基礎研究與科技創新投入、重視管理流程與理念創新、加強產品的設計與體驗和品牌建設及渠道創新等方面，提升中國制造企業的價值獲取能力，進而從價格競爭轉向價值競爭。
只有這樣，中國企業才能創造一大批高收入就業機會，為共同富裕作出更大的貢獻。
第三，加強基礎研究及提升科技創新轉化為生產力的能力。
基礎研究的強大是實體企業在核心技術取得整體突破的一個先決條件。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基礎研究雖然取得顯著進步，但同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還是明顯的。”
諾貝爾獎得主數量可以作為基礎研究水平對比指標之一。從諾貝爾獎基礎科學（物理學、化學、生理學或醫學）的得主看，截至2020年，美國有305位，英國、德國、法國、日本分別有89位、57位、35位和18位。在主要發展中國家，俄羅斯有25位得主，印度有6位，中國與巴西則分別只有1位。
中國在基礎研究的進步相對較慢，可能有多種原因。無可置疑的是，這與基礎研究的投入、大學以及科研機構的治理與管理、創新性科研人才的培養體系以及行業從業人員心態都有關系。在基礎研究上取得進展，需要以好奇心驅動才能帶來足夠的耐心和定力，需要更多的研究人員可以長期對問題進行深入而細致的研究，做到鍥而不舍、心靜如水、水滴石穿。
此外，中國的企業、教育和科研機構如何在治理與管理機制上做出必要的調整與創新，吸引全球最優秀的高端科研人才加入中國的教育、研究機構和企業？
這需要超越“以中國應對全球”，建立“以全球應對全球”的發展思路。集天下英才為我所用，才更有可能盡快縮小中國在基礎研究上的差距，站在全球科技創新的最前沿。
同時，中國也需要提升科技創新轉化為生產力的能力。
近20余年來，中國實現了漸進式的技術發展和進步。
從專利申請數據看，2002年，中國專利辦公室接收本國居民專利申請量近4萬件，到2019年，這一數字大幅升至124萬余件。近年來，中國公司也擴大了在美國和歐洲申請專利的范圍和數量，《全球創新指數》顯示，中國的創新排名已處于全球前15位，且在本國專利申請量、實用新型、商標、外觀設計和創意產品出口等領域保持著世界第一的地位。
應該看到，目前中國在科技創新水平取得了令人自豪的進展。
但是，中國需要建立一個更為完善的產學研一體化的生態體系，以便于更為有效地推動科技進步向生產力轉化、助力打造高附加值就業機會。在這方面，我們與美國相比還存在著差距。
從近年獨角獸公司的特點也可以看出這一點。美國不僅總量更大，更重要的是，美國的獨角獸公司更多是創新驅動，在科技創新轉化為生產力方面做得比較好。
根據CB Insights發布的《全球最有價值獨角獸》，2015年-2020年，美國和中國分別誕生了約230家和130家獨角獸公司，約占全球總數的70%。其中，在2020年的510家獨角獸公司中，美國公司占比為49%，中國公司占24%。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獨角獸公司提供了更多原創的、具有一定全球可復制性及可借鑒性的創新，一直是被模仿和學習的對象，比如早期的谷歌、臉書，近年來的優步、奈飛。
雖然中國獨角獸公司數量僅次于美國，位居第二，但大部分中國獨角獸企業仍然處在復制、學習與借鑒的階段。
第四，“月球看地球”的俯視思維與大風流創新。
根據筆者多年的觀察，現有的共同富裕模式可能存在兩大局限。
一方面，和中國相比，它們缺少不斷涌現的經濟上新生代創富力量（這一話題將另行專文論述）；
另一方面，相較于美國，它們匱乏引領式的大風流創新。而大風流創新是目前美國獨有的、可以創造大批高收入就業機會的一個重要渠道。
目前為止，美國是唯一能夠持續產生原創性和引領式的大風流創新的國家，比如最早的英特爾、微軟，后來的亞馬遜、谷歌、臉書，現在的優步、奈飛等。
這些公司以其大風流創新引領世界潮流，為世界提供新的產品和解決方案，開辟新的行業和生態體系，能夠做到給員工帶來世界級工資，同時給股東帶來世界級回報。比如，2019年，谷歌員工年平均薪資約為25.8萬美元，臉書為24.7萬美元，奈飛為20萬美元。
在過去取得的巨大發展成就之上，取勢于全球大變局和中國新時代，未來，中國有條件、也有可能成為繼美國之后第二個能產生大風流創新的國家。
目前，字節跳動已經以其短視頻和推薦算法風靡全球，引得臉書等公司效仿，并在全球范圍內（包括在發達國家）雇傭了10萬員工，在全球創造了許多高收入機會。
在“洋務運動”以來所形成的仰視思維之下，我們時常局限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和“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爭議之中。在這種仰視思維下，中國企業以往主要是聚焦拷貝與追隨，少有做到原創、超越和引領。
面向未來， 在過去成功的基礎上，我們有條件也有可能打造一批大風流創新的企業。
首先我們需要有“月球看地球”的俯視視野，同時在全球視野下通過價值對接來進行全球資源整合，聚焦解決世界發展的重大問題，以彰顯中國企業在新時代下的全球責任與擔當。以源自中國的，并具有全球可復制性、可借鑒性，并引領全球的商業模式、管理理念模式、科技與發明創造以及社會創新，為全球重大發展問題的解決貢獻中國智慧與方案。
基于俯視思維與全球擔當的組合，希望中國像美國一樣，出一批又一批的大風流創新企業。這些企業能夠帶來諸多高附加值的就業機會，為打造中產階層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結構作出貢獻。
第五，完善企業群體結構。
筆者在2019年撰文《企業制度群體結構及優化》指出，企業是現代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企業的整體強大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基石。
擁有一批競爭力、創新力和價值創造力突出的世界級企業，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必要條件。
世界上的企業類型各異，筆者按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程度，在1997年將企業大致分為三類：家族型（A類）、現代企業制度型（B類）和國有型（C類）。
在此制度分析框架下，筆者提出了“企業制度群體結構”的理念。
歐美及日本發達國家的企業群體構成主要是家族企業型（A類）和現代企業制度型（B類）。中國目前以家族企業（A類）和國有企業（C類）為主。
縱觀全球，重要的發達經濟體如美國、英國、日本、德國等，其企業制度群體結構基本是“A類+B類”的組合。這些發達國家的一個共同特點是誕生了一批超越家族所有與控制的、管理權與所有權分離的、具有一定全球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創造了大批高收入就業機會的B類企業。
在創富的包容性方面，B類企業具有獨特優勢。盡管B類企業的CEO與員工之間收入差距仍然很大，但是相較于A類企業，在創富的包容性方面更為平衡。A類企業所有權高度集中，企業家與員工之間財富差異更大。
作為東亞首個高收入國家，也是東亞經濟體中唯一擁有一批B類企業的國家，日本在企業群體結構上的現代性及合理性可能是其在二戰后經濟快速發展、實現全民中產階級與共同富裕的一個必要條件。
B類企業在人才競爭上也更具優勢。美國企業在管理和科技創新上的領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天下英才為我所用的人才優勢。B類企業的存在與發展有利于中國企業整合全球最優秀的人才。
相比B類企業，家族企業（A類）受制于家族影響及相關的所有權限制，外部精英人才在家族企業中經常會碰到職業發展的“天花板”。而國有企業（C類）受制于治理體系和薪酬激勵難以和國際接軌的短板，也很難做到廣泛吸引天下英才。
過去40多年的改革與開放，中國企業制度群體結構實現了以C類為主到A類與C類共存的變化。
面向未來，為了更好地整合全球人才，中國需要大力發展現代企業制度為特征的B類企業。
面向未來，加快培育一批B類（現代企業制度型）的企業，形成一個“A類+B類+C類”組合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制度群體結構，對于打造一個中產階層占大多數的社會結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促進共同富裕，具有非常現實的戰略意義。
面向未來，新的一輪放松管制，可能為中國創造新的高附加值就業機會釋放新空間，例如金融、電信、石油、石化等等領域和產業。
新的一輪顛覆式科技的出現，同樣會帶來新的一批高品質就業機會。隨之而來的挑戰之一，則是如何在創富的同時做到更具包容性。
B類企業的發展與培育、構建更為合理的企業群體結構，對于實現共同富裕會起到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第六，企業價值取向的調整。
全球企業價值取向方面各有不同。過去美國信奉的“股東價值最大化”風靡全球。在當今復雜的政治經濟文化變革的浪潮之中，這種過度聚焦股東利益的模式越來越跟不上時代的發展要求。
2019年8月19日，181家美國頂級公司首席執行官在華盛頓召開的美國商業組織“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上聯合簽署了《公司宗旨宣言書》。包括貝佐斯、庫克等在內的引領美國商業的CEO們集體發聲：美好的社會比股東利益更重要。
日本企業則是以員工、客戶、供應商以及股東利益的平衡而著稱，日本企業的這種價值取向對于其形成全民中產階級社會及共同富裕作出了重要貢獻。
以德國為代表的“萊茵資本主義”，也非常重視員工利益而不僅是聚焦股東利益。
日德企業價值取向相比于美國，相對中庸和平衡。
CEO與員工薪酬比率也體現了這一點，根據彭博社2018年的一項統計，在上市公司中美國CEO薪金與員工中位薪資的比率為265，德國為136，日本為58。
2021年，入圍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總數超越了美國，這是中國經濟一個可喜可賀的成就。
面向未來，需要有更多的中國企業更加重視和聚焦員工利益、環境保護及社會責任。
我們不僅要關注企業的規模，更要重視打造更多的高品質就業機會，給員工帶來世界級的工資與待遇。
面向未來，我們招商引資的著眼點可能也要做一些調整，需要更多地關注吸引的投資與項目是否可以創造更多高附加值就業機會。
價值取向的調整，還需要關注到財富的使用與配置。實現共同富裕，也需要企業家從財富的整個循環上，也就是為何經商、如何經商以及如何使用財富三個方面，對財富整個循環的社會功能進行新的界定。
未來，全球各經濟體的企業價值取向仍會各有不同，但企業價值取向的多元、平衡、包容以及積極向上的社會功能是不容置疑的。
在全球，尤其是中國在共同富裕的長期目標之下，這要求企業從戰略定位上，重新認識及界定新時代下的企業社會責任、社會功能、社會目的，將企業的社會性穿透到企業的整個管理執行過程之中，并在未來的社會創新中扮演積極重要的角色。
第七，全球：視野與責任、學習和借鑒、價值對接與資源整合。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如此深入的今天，中國已成為近130個經濟體最大貿易伙伴。盡管要面對當下逆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浪潮，但是無可置疑，中國下一步的發展、繁榮和共同富裕、高附加值的就業機會的打造，需要更多的中國企業以全球視野進行學習和借鑒，更好地整合全球資源。
雖然今天入圍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總數超越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但絕大部分上榜的中國企業主要局限在本土市場，很少能在全球主流市場和主流行業占據重要甚至主導地位。字節跳動、華為可能是少數例外。
將來中國真正實現共同富裕，可能需要培育一批能夠在全球賺大錢的實體企業和可以管理全球財富的金融企業，這也是為中國創造一大批高質量就業機會的重要途徑。這需要中國企業在全球視野下修煉全球價值對接能力，提升全球資源整合能力。
縱觀全球，實現共同富裕的復雜性、艱巨性、長期性不容低估。
以儒家經濟圈為參照。韓國在上世紀90年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經過20多年的奮斗才剛剛邁入發達國家，但與共同富裕尚有差距。
日本是儒家經濟圈中（也是東亞經濟體中）率先實現了全民中產階級的共同富裕的經濟體。日本的全民收入倍增計劃、B類企業的崛起、企業的價值取向的多元（尤其是員工利益優先、高度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及價值）等特點值得我們關注。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成功做到共同富裕國家的共同特點和必要條件是成熟而完善的市場經濟（無形之手）和發達而幾乎全覆蓋的社保體系（有形之手）相組合。
成熟而完善的市場經濟是造富與創富的根本。《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
在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上，首先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
其次，構建起“親”和“清”的政商關系，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公平競爭是實現創新驅動、產生高附加值工作機會的一個前提條件。
第三，面向未來，我們需要在多方面進行調整和變革聚焦打造一大批高附加值的就業機會，為實現共同富裕作出貢獻。要做到這樣的高品質造富，核心是繼續培育、重視與弘揚企業家精神。企業的成功與企業家精神是高品質創富和共同富裕的基石與前提。
同時，我們也要加大在社保體系的投入，逐步改進和完善社保體系，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透明地惠及全體人民。
在此基礎之上，還要更加重視社會創新。通過社會創新來跨界整合社會資源，使之成為新時代下有效解決重大社會問題的一個重要推手和有效補充（第三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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